棒棒退休:生在农村的工人虽到退休年龄,却仍在工作

六十岁的张朝寿(音译)对于年轻时在乡下的生活只有零星的记忆。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重庆市(中国西南部省级直辖市)市内及其周边工作。他一边在烈日下铲着水泥,一边说只要能干就会一直干下去。“退不了啊。”他说。跟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一样,他每月的国家养老金仅有93元(15美元),如果不工作便无法养活自己。

在过去三十年中,低技能的劳工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其中大部分和像老张一样出生在乡村,而后搬迁到城市。他们通常被称为“民工”或者“农民工”。但即便如此,实际上他们没有一点耕作的经历。或者可以将他们称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称呼不那么蔑视但却会造成歧义,因为像老张这样老一辈工人已经搬到城市居住多年,而父母为外来人员的年青一代有的则出生在城市里。

在中国家庭注册制度,即户口制度之下,不论是继承与否的农村户口都决定了个人所属的社会福利种类。第一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多数人能够在60岁时达到领取国家养老金和单位养老金制度的标准,女性可以在55岁甚至50岁能够获得此资格。对于在城市出生的工人来说,养老金金额大约为每月2070元。但有农村背景的工人却少得多,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并不能支撑他们在所在城市居住。许多人迫不得已只能继续工作,或者有些有农场的人选择回到农村住在他们的农场里。中国官方曾经谈起过户口制度的改革,但改变却显得异常缓慢。

改革的任务将在老年外来务工人员比例急速增长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紧急。从2008年到2013年,50岁以上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数从2600万跃升到4100万,占总外来务工比例从11%上升到15%。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了这个问题的恶化。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1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6%。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会使3.16亿,接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正在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他们对体力工作的热情。许多工厂曾经一度雇佣了许多年龄远超25岁的工人,现在年轻工人的短缺迫使他们只能雇佣年龄较大的工人。大城市重庆以“棒棒军”(或者“棒军”,如图),他们其中有男有女,用长竹竿挑着货物在这座闷热的城市的陡坡上上下下。这些城市出生的劳工平均年龄比起前几年显得高出了许多,有些人年龄太大,甚至让人产生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在使唤老人的疑问。

在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许多“棒棒军”都会一直干下去。养老金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虽然户口制度人人喊打,但是至少它让乡村背景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在农村有退路,也可以用附近的一块地安家。政府一直以来都将这些权利视作对外来务工的一种养老金,但2009年起,养老金制度开始对农村户口持有者实施,由政府和工人自己一起来负担。它使得参与人员能够在60岁时一般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从他们的户口所在地获得养老金,前提是他们已经缴纳了15年的社会养老保险金。而那些在2012年或之前就到达60的工人通常不需缴纳也符合资格。到2013年底,大约4.75亿人参与到养老金制度中来。

这个福利是微乎其微的。基本养老金的最低额度是每月55元(约8.85美元),远低于贫穷线。政府称他们会在2014年将农村养老金的每月额度提高15元。但这个增长会因为适工年龄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增加而变得难以长期维持。政府已经开始讨论2020年前推迟退休年龄。国家正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但对于那些只有一个人抚养的老年外来务工来说似乎太晚了。

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将会使得外劳务工人员的养老金账户充实许多。但许多没有工人都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单位缴纳养老金的福利。长期来看,户口制度的大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以保证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福利待遇。在一些离外来务工原住地很近的小城市,改革正在悄悄地进行。但政府担心如果在大城市进行同样的改革,那些追求福利的人会导致这些城市的拥堵不堪。

老张在重庆勉强能够度日。他表示,他现在的工作虽然只是临时的,但他每天能够赚到250元,是每月领取养老金的三倍之多。这些年来,他已经赚了够首期付款的钱,能够在帮他儿子在老张住的地方购买房子。他没想过回到他的村子里去,并且将自己的耕地出租来换取一些额外的收入。他也会继续领取他的养老金。“蚊子小也有肉啊。”他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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