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车女与这不本真的时代

文/陈方

2009年的时候去杭州,返回石家庄的时候乘坐的是一趟绿皮车。

列车员查票的时候我还在迷迷糊糊的睡。

“座位底下还有三个呢!”我听见查票的女列车员说话,是对列车长说的。我看她好像很无奈,座位底下的那三个人她拽不出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身边的车厢走廊里坐着一位妇女,很热的天,她却在脏兮兮的白衬衣外套着脏兮兮的外套,梳着辫子,很凌乱,几天没洗过的脸,脸上的皱纹不算多,看样子不超过40岁。

列车长继续朝座位底下喊,“出来,出来!”我看见三个小女孩从座位底下爬了出来。和车厢里坐着的妇女一样,三个孩子脏兮兮的,衣衫褴褛。

“这是你的孩子吗?”列车长问妇女。那妇女一声不吭。

“她是你妈妈吗?”列车长又问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同样一声不吭。

列车长脾气不错,问了三遍,那妇女和三个孩子都没有做答。“你问问她,看看她开口不?”列车长对女列车员说。女列车员同样没有收获。

没辙了,列车长对那妇女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你的,我们可就送收容站去了啊,你就见不到她们了!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啊,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那妇女依旧坐在车厢里,低头不说话。

看着他们无计可施的样子,我忍不住问了那妇女一句,“你们从哪来的?”

“甘肃。”她终于开口了。“到哪去啊?”我接着问。

“……”她说话了,但是我没有听懂。她说的是方言,列车长、列车员包括周围的人都没有听懂她说的什么。

列车长看了他们一会,然后问那女列车员,“她们是从哪站上的车?”女列车员没有说话。周围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她们是从哪上的车,那三个孩子什么时候钻到座位底下去的。

她们似乎是从空气里冒出来的。

“进去吧,快点进去吧,别让别人看见了。”列车长对三个孩子说,他是不可能让她们补票的,也不可能对她们罚款。

我了无睡意,好长时间一直在盯着我身边坐在车厢过道里的妇女,还有我对面座位底下那三个小女孩伸出来的无法遮挡的脚。

可是我内心平静,忘记了悲悯,忘记了同情。

不是忘记,我内心压根就没有一丝波动。我甚至在想,尽管那三个孩子向列车长承认了她是她们的妈妈,可她是不是就像我们媒体里所报道的那些卖花的、或者乞讨的小姑娘们背后的主宰者。

列车员推着卖东西的铁皮车在车厢里过来过去,那妇女不时地站起又坐下。她身上散发着不太好闻的气味,不过我的鼻子似乎已经不像我在候车厅里的时候那么敏感了。

我一直在琢磨着躺在座位底下的那三个孩子是什么感受,她们是不是已经麻木地睡着了。座位底下还有一堆垃圾,是乘客吃饭的方便面渣汁,火腿肠包装皮,饮料瓶子,还有乘客脱掉的臭鞋,她们座位上面坐着的依旧是三个民工。

我就那么一直默默地看着她们,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喝我的水,吃我带在车上的东西。卖午饭的列车员推着车过来的时候我还买了一盒饭大口大口地吃着。

车到济南站,乘客下了很多,那妇女旁边的座位空了。她依旧非常本分地坐在车厢的过道里。

刚才查票的那名女列车员又来查票了。她对那妇女说,你坐到座位上去吧,这样不舒服点儿嘛!

那妇女终于坐了上去。

卖午饭的铁皮车又过来了,这已经是第三个轮回了。盒饭也从10元钱降到了5元。她拦住列车员,掏出3个一元的硬币,4个5角的硬币。列车员把盒饭递在她脏兮兮的手上。

我听见她朝我座位底下嘟囔了一句,三个孩子爬了出来。她把盒饭放在一个孩子手里,只有一双筷子,三个女孩轮流吃着。

车到石家庄的时候我下了车,她们还在车上。车的终点站是太原,我不知道她们会在石家庄之后的哪一站下车,她们是不是会到太原去乞讨?

她们已然是扒车熟手。也许,终点对她们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是的,她们的生活没有终点。

回到石家庄后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冲动”地把她们记录在我的博客上,还有我当时对她们内心的平静。

那时候电视台正流行选秀节目。节目为了煽情,总会制作一些选手生活历程的VCR。那些选手光彩照人的背后,他们绝不讳言所有的苦难,他们之中或者生活贫困无法上学,或者年幼时父母离异,他们为了出人头地早早地出来在这个江湖里混,他们之中有的人当年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两天的生活开销只花5块钱。

那些选秀节目中插播的这些VCR会让我心潮澎湃地落泪。可我知道,那些苦难很多都是包装出来的,他们所流出来的泪也许都带着演艺的成分。

但我接受了,并随之被感动。

可是我很奇怪,面对列车上那扒车的女人和她的三个孩子,当她们的苦难切切实实呈现在眼前时,为什么我可以无动于衷呢?下车时竟然忘了把没有吃完的那袋面包送给她们母女四人而带到了垃圾桶。难道是因为前者的感动源于他们能在苦难中奋进,后者的平静是因为她们在苦难中自暴自弃么?天知道前者“创作”的水分有多大?

这个不本真的时代。任何真实的、隐忍的人和事很少再有撼动的能力,本真不复存在,很多东西都需要技巧性的包装。包括娱乐生态,包括职场江湖,甚至包括苦难。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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