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为何现代诗人多渣男?

有人问我:为何文人多渣男?我说,这样问合适吗,我也是文人啊。

这句话,病在粗疏。文人跟文人是不一样的。文人无行,只是一小部分。

我曾因文笔欣赏一些人,尔后,又因了解其私德而唾弃之。但很多读者没有这个眼力。读一个人的文字,就欣赏他,甚至崇拜他,而不能透过文字辨别他品行如何。

文如其人,正如相由心生,但是得有看相的本事,阅文的手段,才能透过外在看见心行。举个例子,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里,谈到《石壕吏》,郭沫若说:为何小吏单捉老太太而不捉儿媳呢,大概是忌惮杜甫吧。——于此,郭沫若的品行就昭然若揭了。

说文人无行,是站不住脚的;但如果说诗人有败德倾向,则靠得住。这里说的诗人,专指现代诗人。

这不是放地图炮,不是针对个体。而是说,譬如做个实验:

选三组人,每组1000人。A组是随机抽取的普通人。B组是喜欢写现代诗但写得不好的人。C组是现代诗写得好的人。让每人周围5个朋友给他的品行打分。

如果我的假说成立,实验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A组和B组得分差别不显著。C组则显著低于A、B组。

如果把实验组换成“文人”,那就不成立。“文人”涵摄范围很广,要剥开,往细了看。

文章和文笔是两码事。文章好,可能文笔不好,好在见地。也可能文笔、见地都不好,好在性情。比如韩退之文章好,但文笔只能说是一般。

“文笔”还可以接着剥开。文是文,笔是笔。有人“文”的功夫高;有人“笔”的功夫高。刘勰说,“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善敷,是“文”的功夫;善删,是“笔”的功夫。

剥到这一层,大致就能发现,“文人”和“无行”的联系,只在于其中擅长文饰的人。而不在其余。

写现代诗,又写得好的人,多在这部分文人之内。所以,如果说“现代诗人多渣男”,则站得住脚。

为什么?因为这部分人,文胜于质。文饰有余,质朴不足。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虽然他于两方面都不肯定,但如果必取其一,恐怕他宁可取质胜于文的人。因为他说过: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

常人往往做不到文质彬彬,不是“文”过,就是“质”过。二者相较,还是质过好一点。因为擅长文饰的人,往往虚浮谄夸,哗众取宠,巧言令色。

文,在《周易》中是《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这就是文。

一个人如果铺排辞藻的功夫好,擅长夸张和修饰,容易有败德的倾向。因为不够朴实。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又说,君子欲讷于言。可见,所有指向“文饰”的功夫,难以和德行兼而有之。

现代诗人是很容易有文饰倾向的。你要把诗写得好,你得过分注重自己的情绪和觉受,你要变得敏感,甚至极端,诗才有震撼力,才能摄人心魄。这要付出很大代价。代价就是,重情绪而轻智识;重自身而轻外物。要写好一手现代诗,可能要变得偏执、乖戾,甚至癫狂。

但古人写诗不是这个样子。古诗和现代诗,根本上是两码事。古代的诗教,是温柔敦厚的。《礼记》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指的是《诗经》。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它指出了古诗的两个标准:第一,要有哀乐,没有哀乐不足以成为诗。第二,哀乐不能过度,用《中庸》的话说,要“发而中节”。意思是要懂得克制。古人写诗写词,讲究含蓄蕴藉。不像郭沫若写《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古人是这样:

红蓼渡头秋正雨,
印沙鸥迹自成行,
整鬟飘袖野风香。
不语含嚬深浦里,
几回愁煞棹船郎,
燕归帆尽水茫茫。

时时刻刻,都有克制的功夫在。极激烈的情绪,以极平淡的语句出之。读者必须穿透这种平淡的语句,才能和作者相见,体会作者的内心。古诗不以平易近人、通俗易懂为第一要义。“老妪能解”不是古诗高处。古诗讲究用典。恰到好处的用典更能表现情感的复杂。把异代的歌哭拉到自己笔底,与之同喜共悲。不过,通俗还是晦涩,用典与否,和诗的好坏并不相干。而现代诗则不要这种克制的功夫,而要放纵。

古诗讲究体物缘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古代诗人不仅要觉察自己的内心,还要体察万物。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种儒家的观点,影响了诗人的三观。因此,古代诗人不能只在乎自己的情绪,不关心世界。而要通过关心世界来关心自己。像海子那种“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在一个深受儒家世界观影响的诗人嘴里,是不会有的。

你看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再看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万事万物,都是自己情绪的寄托。自己的深情要托于万事万物,才能呈现。因此,古诗讲究比,讲究兴,而不大赞成直抒胸臆。像“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不关心人类”、“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种“我要干嘛干嘛”的诗,不是古人眼中高的境界。“我欲因之梦吴越”感染力何如“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写的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绪,才真。但不可对世界、对万物没有关怀。因此,纵然是写自家心绪,也宜通过与外物的交涉呈现。古诗中有“恕”之道,有推己及人的关怀。

杜甫,是其中代表。顾随曾梳理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王维、白居易受佛家思想影响;苏轼兼受两家思想影响。而杜甫,是醇正的儒家诗人。杜甫诗中的悲悯情怀,在现代诗中是很罕见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自家房顶的茅草被秋风掀翻,被窝冷得像铁,娇儿把被子都踏烂了,雨脚如麻滴在床头,这时候,他还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大异其趣。

因此,古代诗人,有一种力量克制他们走向败德的道路。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更能理解你的痛苦,不想让你也如此痛苦。这是古代诗人的路线。而现代诗人,我痛苦,你不懂我的痛苦,说明你没我深刻,我不跟你玩。

现代诗人过分注重个人情绪,对痛苦和刺激有一种成瘾的追求,陷溺在自己的世界。并非他们生下就自私、冷漠,而是一旦走了追求诗意这条路,有这种审美上的追求,便容易放纵而非克制,如同脱缰野马,恣其情,肆其性,如此则易伤及同类。

从修辞上看,古人和今人的标的也不一样。古人重笔,今人重文。古人重删,今人重敷。古人能用一个字表达则不用两个字,今人反之。

古人修辞,讲究还原。还原当时的场景,情绪。今人修辞,讲究创造。一件事本身没那么好玩,今人写,要运用夸张和渲染,把它写得好玩、感人,夺人眼球。——不仅现代诗如此,新闻也如此。而古人,则力求如实。

这种差别不仅在诗上,也在散文上。如沈三白《浮生六记》,归有光《项脊轩志》,其中的气质,在钱穆的《师友杂忆》里依然有,但在今天的散文中就几乎没有了。

我对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判摄,并不是基于其时代,也不是基于其诗作在形式上是旧还是新,而是基于诗人的价值观。譬如,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写新诗。但朱自清和闻一多,我目为古代诗人,郭沫若、徐志摩,我目为现代诗人。

古代的修辞,要义是“立其诚”,是“辞达而已矣”。今天的修辞,要义是“修饰”,相当于古代的“文”。

比起“文”,古人更重“质”。王国维曾以龚自珍一首诗,断定其人凉薄无行: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王国维说,一个人奸诈,没问题;但薄幸,就不可原谅。横暴,没问题;但阴险,就不可原谅。写淫词艳曲,没问题;但作轻浮语,就不可原谅。

龚自珍是古代人,王国维是现代人。但在龚自珍身上,则体现出现代意识,他是时代的先行者,“但开风气不为师”。而王国维虽然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做研究,但他身上则体现出古典的精神。龚自珍是先驱,而王国维是遗老。后人多有不能肯同王国维对龚自珍的评价者,他们大概没有留意,这不是个文学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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