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么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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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少年胡泽涛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短暂”的一生,想起母亲。

4岁,母亲因艾滋病去世了,可能就是这么孤零零地躺着。6岁,胡泽涛每天开始感冒、咳嗽、流鼻血。8岁,他被查出艾滋病。12岁的时候,他遇到了顾长卫,然后成了他新片里的角色——那个一直躺在棺材里,从天堂俯视人间的孩子。

如今他13岁。这个孩子已经感受过了“死亡”和“孤独”。

“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马丽琴是“绿色港湾”的主治医生,“绿色港湾”的另一个名字是山西临汾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区。她记得胡泽涛被送来时又瘦又黄,犯病就蜷在角落哭,整个身子像个包袱。当时胡泽涛病情很重,下不了床,父亲几乎要放弃他了。好在遇见了新的儿童抗艾药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长成了一个白皙、清秀的男孩。

2006年,胡泽涛进了病区的红丝带小学读书,同学都是和他一样的小病人。在校长刘美婷眼里,胡泽涛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胆子小,输液打针总排到最后。直到2010年,他遇到了导演顾长卫。

胡泽涛成了电影《最爱》里那个一直躺在棺材里,从天堂俯视人间的孩子。成了那个纪录片《在一起》里不打马赛克的艾滋病患者,他的生活也因此改变。

胡泽涛生病后,父亲在医院陪了两年多,没有收入。病区的护士给父亲找了个开出租车的活儿,父亲白天跑车,晚上在医院陪护。等胡泽涛病情稳定,来到了红丝带,父亲则回了家。去年,父亲找了个继母。

胡泽涛从不主动提起继母。她总和父亲闹别扭——因为胡泽涛的病,爸爸婚前从未跟继母提起过。继母过门后,除了年饭,胡泽涛不能和大人在一个锅里夹菜,碗筷得分开放。

到了剧组,一下子不再分餐,大人和他一起玩、打游戏,胡泽涛突然感觉,“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他的自卑感消除了很多,性格越来越外向,见了很多大场面,还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被章子怡牵着走了红地毯。

拍电影后,一些村里人发现了胡泽涛的病——之前家里一直隐瞒,只说孩子去外地读书了。以前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胡泽涛的学校都要去中央电视台演出,村民无意中看到,只觉得有点眼熟。但现在,村民在电视上看到了胡泽涛的新闻,在网上搜到了他的电影,他的身份暴露无遗。小明星胡泽涛被迅速打回“原形”,寒假回村,他已经是村人眼里的艾滋病人。

村民对胡泽涛充满恐惧,远远看到就躲着走,更不和他说话。和胡泽涛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越来越少。在路上走,有小孩悄悄说:“不要接近他,他得了病。”有说艾滋病的,有说白血病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胡泽涛听见。

胡泽涛最后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他的玩伴是一只黄毛小猫。

胡泽涛有时也和奶奶玩。奶奶很爱胡泽涛,从小跟他睡一起。而听多了村里人的说法,他觉得奶奶也不抱他了。

“16个,总能培养出一两个大学生”

出了名的胡泽涛回到学校的时候,总显得不适应。学校位于临汾的郊区,距市区七八里地。穿过破败的城市边缘一路东行,隔着麦田远远就可以看到一块暗红的瓷砖匾额:“绿色港湾。”这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的艾滋病区,占地90亩。

红丝带小学成立于2006年,如今只有六年级一个班。除去胡泽涛,这里还有15个孩子。学校面对一片即将收割的麦田,人一走近,呼啦啦惊起一群偷食的麻雀。平日,这里除去来上班的医生护士,几乎没有外人光临。

在孩子的双人间宿舍,鸡尾酒疗法药物、方便面和浴花就摆在桌上。每个孩子的床头都贴着服药时间、数量表,而胡泽涛床头还贴着张香港太平山的缆车照,那是他见过世面的见证。

这里的所有孩子,都因母婴传播或输血感染上艾滋病,母亲发病去世后,父亲无力照顾。有的孩子被当成瘟神,受尽歧视,村民一见就躲,学校也不让他们上学。

前民办教师吴长芳,是这里仅有的两个文化课老师之一,她已经是红丝带小学的第五拨老师了。以前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和口罩上课,没多久人就走了。

吴长芳很喜欢教书,她最坏的打算是,哪怕被传染,潜伏期7-10年,发病时自己六十多,“也该走了”。

学校里另一个老师是长着娃娃脸的李军,教数学、英语、心理。用他的话说,他来这里是因为“爱心泛滥,回不了头了”。李军是2010年从山西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毕业前,红丝带小学来招人,李军报了名,他以为像他那样爱心泛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可进学校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报了名。

大学同学都夸他做的事情有意义,但一听说他月入不足千元,马上就动员他去考公务员。李军的梦想是,在这里教出可以考上大学的孩子。“16个,总能培养出一两个”。

孩子们也有烦恼。班上最调皮的男孩罗小军,上课总是跟李军捣蛋。其实他心里很佩服李军,觉得他课上得好,人又长得帅。“孩子们这样,是想引起你的关注。”李军说。

罗小军是班上的孩子王,得过肺结核,瘦得像猴子。2009年,因为家里穷,他哥哥自杀了,尸体三天后在山顶被发现。这对罗小军打击很大,因为哥哥自杀前来医院找他,说要出去挣钱,还把自己的手机送给他。

哥哥死后,父亲把所有的爱都寄托在惟一的儿子身上,每一两个星期,就坐老远的车来看他。因为很多同学的家人一年不来一次,同学们都很羡慕罗小军。

同学还羡慕龙龙,因为父亲和他在一起。他的爷爷是山西某市的市长,他和父亲检查出艾滋病后,爷爷开车送他们过来,之后再也没来过。一次,父亲买好火车票准备回家,在火车站打电话,爷爷说:“别回了。”父亲很伤心。

张秀在班上年纪最大,嫌其他稚气未脱的同学唧唧喳喳,“玩不到一块儿”。她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哥哥常年外出打工,她每天发呆,自己做饭,看电视,上包月5元的手机QQ,有时一个星期不出门。

前几天,李军给孩子做心理测试,让他们画房子、人、树。

胡泽涛画的房子,门用铁链挂着,奶奶、爸爸、继母在屋子里。一个小人站在门前玩,身上全是“××”的符号。几乎所有孩子的房门上,都加了锁。还有一个孩子,画了很多堡垒,密密麻麻的小人躲在堡垒后面拿着枪。

“谁歧视自己,自己就传染给谁……”

大多数时候,除去细碎的鸟鸣,病区里死一般的沉寂。成年病人在院子里休息时,像是慢镜头回放。但孩子给病区增加了生气。他们会聚到厨师的宿舍,女孩看电视,男孩玩植物大战僵尸。傍晚,他们和来陪床的病人家属打篮球,空旷的两层楼回荡着篮球的撞击声。

孩子不能单独出门,必须要生活老师陪护,尽管围墙不高,大门洞开。

最初一批艾滋病人入住后,距病区只有两里地的东里庄引起了震动。闲得无事的老人常在路边唠嗑,在他们口中流传着一个说法:现在的蚊子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蚊子很小,现在却大得猖狂,全是美国进口的花脚蚊,叮了病人,再叮自己,就会得艾滋病。所以美国艾滋病很多。

恐慌无声地蔓延。没人敢给病人理发;小卖部不卖给他们东西;路上撞见,小孩都捂着嘴跑开。在病区附近有庄稼的,地都不敢下。有人去病区附近上坟,顺手薅了几把野菜。当发现“绿色港湾”是什么地方,马上把野菜丢了。

还有外地的施工队来“绿色港湾”建房,干了几天活后,得知这里是艾滋病区,工钱都没有要就走了。不久前,公安送了一个倒卖雷管的艾滋病嫌疑人过来,但没敢陪护,走的时候丢给护士一副手铐,护士也不敢铐。嫌疑人当晚就趁着天黑逃走了。

每年六一,红丝带小学都会搞活动。2011年,学校计划与临汾市聋哑儿童学校联欢,对方满口答应,临到跟前,突然找理由推掉了。有敏感的孩子马上问:“是不是因为这个病?”

有一个年纪大了的孩子,平时被拍都用手挡着脸。不愿意再过被媒体拍摄的生活,他2011年离开了红丝带小学。而张秀发现自己上镜的时候就哭了——纪录片《在一起》放进了她的一个镜头,她怕看了电影,人人知道她有艾滋病,以后找不到工作。村头贴的招工启事,刺痛她的是其中一项要求:身体健康。

孩子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小校园。几乎每个孩子都发现,只有在病区,自己才不会受歧视。

封闭久了,学校会拉点赞助,每年让孩子们出去旅游一次,他们去过海南岛、河南洛阳,还在濮存昕的帮助下去了上海世博会,走绿色通道,一天逛了8个馆。但今年去西安,几家旅行社都不肯接,最终有一家肯接了,尽管是高价。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放音乐就扭,说笑话、唱歌。导游对刘美婷说,你们孩子真有才。爬骊山,在半山腰的西安事变宣讲厅,吴长芳转了一圈出来,听见工作人员对导游说:“这种情况赶紧让他们下去,别人都害怕呢。”她一赌气,带着孩子就走了。

胡泽涛上次回家是在冬天,知道他病情的人还不多。经过又一轮大规模的电影宣传,暑假回去,命运如何,他不敢想。他们一家现在倒是可以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在电影里,他说,谁歧视自己,自己就传染给谁。“那是气话,我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么孤单。”胡泽涛小声地说。

(摘自《南方周末》 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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