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骇人的自杀率背后,是水泥一样坚硬的绝望

2011 年 9 月 10 日的“世界预防自杀日”的新闻里给出了一个数据,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在过去 50 年里,自杀率上升了 60%,中国相对高的自杀率表现出了一种迥异的特征:75% 的自杀发生在农村,是城市的 3 倍。

回复一:

结论没错,但数据有点问题。

先理一理数据的问题。中国官方(卫生部)唯一一次发布自杀率调查统计是在 1999 年,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的自杀率为 13.9/10 万人,其中女性为 14.8,男性为 13.0。但这个数据在此后饱受质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的来源是两个: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 1 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 1000 万。但这个系统覆盖的城市人群远多于农村,而 1999 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只有 30% 左右。

相对可信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费立鹏公布的自杀率统计,他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的自杀率达到 23,相当于当时美国自杀率的两倍(《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2002,《柳叶刀》)。为什么统计结果几乎翻一番?是因为费立鹏将广大农村地区的自杀状况统计进去了,并由此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式自杀模式”——

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都要比农村人口更高,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高 3-5 倍。
在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人数通常高于女性,但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两成。
在中国,三成的自杀者和六成的自杀未遂者,都没有精神障碍。而在西方国家,精神障碍者占自杀人口的九成。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本世纪初的数据(所以 2011 年的新闻报道还在用这个数据我也是凌乱了)。现在的状况发生了很多改变,2009 年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做过一次中国自杀数据分析,时间跨度为 1987 年至 2009 年。结果显示,中国自杀率确实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但在 1996 年至 2003 年有所下降,尤其是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间下降明显。

接着再来说为什么。

我关心自杀这个问题,是 2013 年年底看了吴飞的著作《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以后。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来自北师大的一位学者告诉我,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从事自杀方面的研究。“吴飞博士做的研究具有标杆性意义,在中国人自杀这个领域,他把开创性的研究都做完了”。

好在我不是学者,无需担负上述压力。关心自杀问题,几乎是源于一种职业本能产生的冲动:我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发生变化,因何变化。即使只能用最仓促、最粗浅的方式去寻求答案。因此,一周之内,我就开始联系本书提到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女士。差不多 10 年中,费立鹏、吴飞和谢丽华三个人的合作十分密切,他们从医学、文化和社工三个层面去研究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

谢丽华所致力的生命危机干预工作,简而言之,是志愿者深入农村,与有过自杀经历的妇女谈心,再组建诸如合唱队、读书小组、剧团等兴趣活动。有时候似乎什么都不干,志愿者就在农村里住几个月,每天找人拉家常。——这些工作细致、琐碎,几乎无法想象它们能起到什么作用。

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自杀是一件隐秘的私事,因为它身处公共领域之外,只与私人的生活相关。但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自杀并不仅仅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和文化逻辑。

谢丽华女士已经退休了,书中提到的“农家女”还存在。办公地点在四环边上,场地不大,几间房。一个年轻姑娘接待了我,还不到 12 月,北京的天就很冷了,房间里没有暖气,办公的女孩不时往手上呵气。

不久后谢丽华进门,告诉我:“我们所有自杀干预的项目已经结束了。”连收尾工作都已经在两年前全部结束,原因是“见效了”。

随后,谢女士建议我去看她们项目所在的村子,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真正抵达那里时已经是 2014 年年初的事情了,华北的冬夜很冷,大地是青灰色的,一望而去很是压抑。后来我才发现这种压抑的根源,其实是“荒无人烟”,华北冬夜的天空仿佛一口大锅一样扣在人头上。

这曾经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村子,高到什么程度呢?临近村落加起来千余人,多的时候一天就喝农药喝好几个,县里的医院都忙不过来。当地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女主人公叫九生(化名)。

她喝了 3 次农药,都抢救过来了,后来是不想死了,却因为喝药太多导致肺硬化去世。她临死前的遗愿是:“别把我和他们家里的人埋一块儿。”

他们家是指九生的丈夫家。这就相当于“不进祖坟”,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九生嫁过去以后,夫家人就欺负她,具体欺负的细节也说不清,反正弄得她生活很是压抑。后来谢丽华女士带着团队来了,开始关心她,家里人对她的欺负才好点儿。我当时比较关心的是,谢女士的团队撤离之后,悲剧是否会再次发生?

但和我聊天的女人干笑一声说:“我可不知道,九生已经死了。她老公又娶了个女人回家,结果没多久就发现自己得了癌,新媳妇不声不响地跑了。她老公的遗愿倒也挺有趣的,你猜是啥?——是跟九生埋在一块儿。”

最后还是如这个男人所愿,他们被埋在一起了。我还看到了山头竖立着的两座孤坟,特别有讽刺意味。

再说一个比较有典型性的事例。谢丽华第一次去那个村的时候,人家把她拉去了一个叫素芬(化名)的女人的家:“要说谁最需要这个(生命危机干预),那就是素芬了。”

素芬想寻死,是因为她的丈夫长寨(化名)就是喝农药死的。早些年,素芬刚嫁到村里来时,因为婆家穷,她和丈夫就跟公公婆婆一块儿过。两栋老房子隔着院子相对,两口子住在其中的一间,吃饭时就上公婆那儿。后来,夫妻俩生了两个孩子,小儿子长到 13 岁时,他们合计着再盖个新房。

当时,夫妻俩手上有钱,“但缺个三几万块”,长寨向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借了两万元,他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又凑了一万元给他们。但这点钱还是紧,得从日常用度里省。自那以后,家庭矛盾不断,“公婆成天摔摔打打给脸子,俩姑姐和小姑子还常来逼债”。

长寨自杀那天,夫妻俩刚卖粮食挣了 2000 元。长寨拿了 1000 元,去姐妹那儿还债。素芬至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回来后就生着闷气,新房里有种地剩的半瓶除草剂,他一声没吭就全喝了。素芬见到他时,长寨路也走不稳了,晃悠着到跟前,“扑通”便栽进了她的怀里。

“咱还了钱就不受气了……”说完这一句,他大汗淋漓、口吐白沫。村里人赶紧用拖拉机给送去了县医院,抢救了 4 个小时,但长寨还是撒手人寰。

新房落成了,但人没了,家也散了,这栋房子从此再也没有人住过。当谢丽华找到素芬时,她由于过度封闭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她说:“若不是为了孩子,我也早就喝卤水走了。”

所有的农村自杀原因,其根源大抵都是如此简单:家暴、丈夫外遇、亲人离世……在许多个案里,自杀的原因根本鸡毛蒜皮得说不出口,比如婆媳矛盾、两口子怄气,甚至小孩不听话,女人想不开,一气之下就喝农药了。

那么问题来了,亲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

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的一切社会属性,都是在最普通的“过日子”中展开的,而家庭又在“过日子”这个概念中有着核心地位。基于此,家庭成为了一个神圣性与世俗性并容的场所,追求“家庭政治”中的公正,某种程度上成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吴飞说:“这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社会问题,它包括家庭内部冲突、夫妻口角及父母殴打子女。这些现象从未引起关注,但它们其实是根本性问题。”

第二,农村“随夫居”和土地分配的传统(不是成文的制度,却根深蒂固,比制度更坚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农村妇女的先天生存环境都很贫乏。她们所遭受的无助、困境和痛苦,无人诉说。她们无力改变现状,又没法离开这样的环境。就像栽在水泥当中,动弹不得。因此,当“过日子”的时候出现了困境,她们根本无法逃脱绝望,因此走上绝路。

但在近些年,这一境况大有好转。和我聊天的女人说,现在已经好几年一个(自杀者)都没有了,“至少我是没听说”。她跟我讲了几个曾经深陷绝望,后来开始新生活的自杀者的故事,但他们都不在村里。我试着去拜访了她说的那些人,结果无一不紧闭大门,也不开灯,看来是真的不在。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谢女士的自杀干预项目,确实使农村自杀现象大有缓解。但这其中仍有吊诡之处:“农家女”开展试点的村庄零星分布于华北、贵州,但从 2006 年起,全国农村的自杀率一下子大幅度的下降了。

因此,如果细究这些数据,会发现背后的真正原因:自杀率的下降、“农家女”项目的撤退,都暗合一个时间线——“进城潮”。随着人口迁徙,女人们一定程度地脱离了男权主义之下诸多不平等的待遇,也远离了原有生活中的人际冲突情境。

但人们找到了幸福之路的同时,新的不幸仍在绵延。就在我离开华北农村的几个月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稿子农村老人谈自杀:喝农药上吊投河比亲儿子可靠 开始在网上流传。而牺牲于进城潮中的老人们,又是一个新的话题了。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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