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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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〇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象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皮包骨头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爸爸从战俘传闻中听说了恶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个集中营里每天有将近四百个来自巴丹的战俘丧生,爸爸心想再也见不到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了。后来有一天,他获悉斯金纳在附近一个集中营的“病区”里。

向日军请求去另一集中营探望朋友简直是找死,因此爸爸志愿做勤工,希望他那组有一天会经过斯金纳的集中营。果然如愿以偿。他问日本看守:“我能不能去病区看一个人?”他们给了他一面插在竹竿上的白旗和一张通行证,告诉他:“走慢些,把旗举高,不然会被开枪打死的。另一只手高举通行证,否则要挨棍子。”

病区分两部分:一区和零区。有望康复者进一区,等死的进零区。斯金纳在零区。

爸爸靠在围绕病区的有刺铁丝栅栏上,呼唤他朋友的名字。他等着其他战俘以接力方式传送这个名字。然后,从病区里有个像残骸般的人体慢慢地、痛苦地走出来。爸爸起初认不出他。

那憔悴人体用刺耳的声音说:“阿蒂。”斯金纳倒在栅栏上双手抓住铁丝以免倒下。

他们上次见面时,斯金纳的体重达九十七公斤,如今他皮包骨头,只有三十六公斤,患了疟疾、阿米巴痢疾、糙皮病、坏血病和脚气病,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营卒给他吃烧焦的米饭和木炭止泻,但没效。眼下他又因口腔和咽喉疼痛,不能吃喝。他不能自己洗澡,营卒又不愿替他洗,他浑身疥疮。

痛苦岁月

那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静悄悄的,碧空万里,骄阳似火。我父亲只获准和斯金纳待五分钟,而五分钟快到了。爸爸用手指摸摸围在脖子上的颈巾大结。大结里藏着他最喜爱的珍品──一枚小小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爸爸念高三那年打了几个月零工,赚了八元七角五分美金,就买了那戒指。毕业那天,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斯金纳看,为那戒指十分自豪,誓称永不割爱。被俘后他冒着重罚的危险,把戒指藏在颈巾内。这是爸爸可以联想好时光和出头之日的东西,支撑着他渡过难关。

他站在栅栏旁,心怦怦跳,飞快往四周瞥了一眼,没有望见营卒,便迅速解开大结,把戒指递过栅栏,说:“这是你的了,斯金纳。说不定你能用这个换点东西。”

“阿蒂,”斯金纳说,准备把戒指推回去,“你应该自己留着,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用得上。”

父亲不肯收回戒指。其实他当时已染上痢疾、疟疾、脚气病,体重轻了大约十公斤,而且他无从知道情况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六个月后,爸爸给拉去马尼拉附近造机场。劳役之苦把他拖垮了,他被送入“病区”,熬到战争结束。

在那些痛苦岁月里,他一直惦记着斯金纳,不知道斯金纳是否还能活下来。答案恐怕不言而喻。

但斯金纳熬过去了。我父亲走后,他回到睡觉的地方,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以免营卒发现。

几个星期前曾有个巡逻零区的营卒似乎十分同情斯金纳。

他打量一下斯金纳,说了句粗话,把半支纸烟和一根火柴留在栅栏边。

朋友给的

我父亲去探望后翌日,斯金纳冒了个大险。他决计对那营卒寄予信任,朝营卒做了个手势,从栅栏间把戒指递给营卒。营卒问:“值钱吗?”

斯金纳答道:“很值钱。”他说想用戒指换些可以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从哪里弄来的?”

斯金纳耸耸肩膀说:“朋友给的。”

营卒随即把戒指放入口袋,走了。

事后不久,有一天那营卒丢下一些东西,随即大步走开。斯金纳拾起一个小包,里面是磺胺药片。后来那营卒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些东西:一小篮抗坏血病的莱姆果、裤子、夹克、香蕉、腌萝葡、牛肉罐头。

后来又有卡其短裤、衬衫、鞋子、颈巾,有一回还带来二十包纸烟。斯金纳用纸烟向其他俘虏换米饭。

斯金纳终于能吃东西了,体重不再下降。他吃了三天莱姆果,口腔溃疡大为好转,可以咀嚼食物,不久就有力气自己洗澡了。

斯金纳拿到爸爸所给的戒指之后三个星期,病情好转,三个月后转入“康复区”,获得较好的口粮。他体重一上升到六十公斤便申请做工。

绕了一圈

菲律宾光复后,爸爸获悉斯金纳叔叔幸免于死。两人都回到家乡。

“阿蒂,”斯金纳强忍着眼泪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活着离开‘零区’的美国人。你记得你在栅栏边跟我话别的时候吗?从来没人像你那样看我的。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让人那样子看我。当时你的眼睛在说:‘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斯金纳老弟了。’”斯金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爸爸心跳加速,因为他当即知道里面是什么。那是一枚与他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斯金纳望着窗外,脸上浮现回忆的神情。“那枚戒指,阿蒂你……它……救了我的命。我许过愿要给你买一枚新的,这就是。”

接着,这个当年千方百计逃学的斯金纳突然笑道:“可别弄丢了,老友!我是花了十七元五角买来的。”

看完父亲的故事,我走过去坐在他大腿上,紧抱着他哭了。后来他走到书桌旁取出一个灰色小珠宝盒。那枚戒指就躺在里面一层层天鹅绒中间。我迷惘地取出戒指,戒指里圈刻着姓名缩写AAB,外圈镶一颗红宝石,周围刻着芒特卡梅尔中学和一九三八年等字样。

“这就是要传给你的东西,”他激动得声调紧张,“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别人也会做的事。”

一年后我毕业,爸爸把那枚戒指给了我,我一直戴到结婚。婚后几年女儿出世,是早产儿,头几天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那枚戒指帮我鼓起了勇气。多年后,也是这戒指给予我力量在慈父的葬礼上致悼词。

爸爸卒于一九八九年退伍军人节,其后我们家就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纪念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黎明时分,我从珠宝盒里把那枚有点变色的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然后和我丈夫取出放在卧室衣橱里的美国国旗,在我家的正墙前升起。

节日过后我将戒指收好,等待有一天传给我女儿,让她可以追思她外祖父,提醒她我们所有人内心都蕴含着勇气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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