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

萝卜网

【一】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父亲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父亲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父亲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亲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父亲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父亲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父亲,依然对上帝说:

“把爸爸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爸爸,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

【二】

记忆中,父亲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父亲,我为此感激终生。

然而父亲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父亲,谁把他偷走了?

【三】

父亲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爸爸回去,是‘陪’爸爸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父亲,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父亲,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母在哪里?”

“褚兰。”

“外婆呢?”

“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

年轻时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做农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有某一块田是父亲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

父亲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问父亲。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父亲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父亲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父亲回家见他,他才一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去家离乡59年,父亲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来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父亲读英文报,便指些单词问他:“这是什么?”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奇怪啊,父亲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爸爸忽然说:

“我们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父亲的二堂婶,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93岁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快速。她看了父亲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四】

父亲过南京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父亲是同乡,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是1946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

“我一辈子都不见。”父亲一脸执拗。

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爸爸的手热泪直流。爸爸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

“陈伯伯和我爸爸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伯母。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

我又去问陈伯伯:“我爸爸,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从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父亲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

1949年,爸爸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战争中每次分手,爸爸都写这句话给妈妈。那个时代的人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

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他给了父亲几条烟,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把姓名“张家闲”改成“章佳贤”,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做烟袋,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了烟贩子。背上袋子,他便直奔山区而去,以后取道老挝,转香港飞到台湾,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和家人重逢。

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许多年以后,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有一天妈妈外出回来,他说:

“刚才你不在,有人来跟我收钱。”

“收什么钱?”

“他说我是甲级战俘,要收100块钱,乙级的收50块。”

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便说:

“你给他了没有?”

“没有。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梦魇,40多年不能抹去的梦魇,奇怪的是梦魇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简单,只要说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五】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17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去马来西亚探望妹妹,父亲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意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关处骂起我来:“跟你说不用回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去的车票买不到怎么办?叫你别回来,不听!”

我有点不知所措,中秋节,我丢下丈夫、孩子来陪他,他反而骂我。但愣了几秒钟后,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铮铮的北方汉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让自己接受爱宠,他只好骂我。于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动手做菜。

父亲对母亲也少见浪漫镜头,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们姐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妈快70的人了,她每次去台北,你们就这个要5包凉面,那个要一只盐水鸭,她哪里提得动?”

母亲比父亲小11岁,我们一直都觉得她是年轻的那一个,我们忘记了她也在老。又由于想念屏东眷村老家,每次就想要点美食来解乡愁,只有父亲看到母亲已不堪提携重物。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两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一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还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的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他这人是个好人。”

又一个说:“学问也好。”

我心中一时激动不已,能在他人口中认识自己父亲的好,真是幸运。

又有一次,我和丈夫、孩子到鹭鸶潭去玩,晚上便宿在山间。山中有几间茅屋,是一些老兵盖来做生意的,我把身份证拿去登记,老兵便叫了起来:“呀,你是张家闲的女儿。副校长是我们的老长官了,副校长道德学问都好。这房钱,不能收了。”

我当然也不想占几个老兵的便宜,几经推让,打了折扣收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真正受惠的不是那一点折扣,而是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父亲正直崇高的形象。

【六】

89岁,父亲做白内障手术,打了麻药还没有推入手术室,我找些话跟他说,免得他太快睡着。

“爸爸,杜甫,你知道吗?”

“知道。”

“杜甫的诗你知道吗?”

“杜甫的诗那么多,你说哪一首啊?”

“《兵车行》,‘车辚辚’下面是什么?”

“马萧萧。”

“再下面呢?”

“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的泪直滚滚地落下来,不知为什么,透过一千多年前的语言,我们反而狭路相遇。

人间的悲伤,无非是生离和死别,战争是生离和死别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亲垂老,两目视茫茫,然而,他仍记得那首哀伤的唐诗。父亲一生参与了不少战争,而与衰老的战争却是最最艰辛难支的吧?

我开始和父亲平起平坐谈诗,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一时显得惊喜万分,对于女儿大到可以跟他谈诗的事几乎不能相信。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谈诗是有实质好处的,母亲每在此时会烙一张面糊饼,切一碟卤豆干,有时甚至还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纵论,也只有父亲容得下我当时的胡言吧?

父亲对诗也不算有什么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我小时常见他看的那本,扉页已经泛黄,上面还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后,我忍不住偷来藏着,那是他1941年6月在浙江金华买的,封面用牛皮纸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换掉那老旧的包书纸,不料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牛皮纸是一个公文袋,那公文袋是从国防部寄出的,寄给联勤总部副官处处长,那是父亲在南京时的官职,算来是1946、1947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环保宣言都更实在。父亲走后,我在那层牛皮纸外又包了一层白纸,我只能在千古诗情里去寻觅我遍寻不获的父亲。

父亲去时是清晨5时半,终于,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了,94岁,父亲的脸重归安谧祥和。我把加护病房的窗帘拉开,初日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无限庄严。

我有一袋贝壳,是以前旅游时陆续捡的。有一天整理东西,忽然想到它们原是属于海洋的,它们已经暂时陪我一段时光了,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于是决定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亲呢?父亲也被归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吗?那曾经剑眉星目的英武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

(选自《星星都已经到齐了》 作者:张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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