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主力编辑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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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一个难得不加班的周六,我打开落尘的PS4玩得正欢,编辑室主任突然打来电话:“小路啊,这两天守着电脑别乱跑,我不定什么时候给你一个文件修改一下。”

我的心情顿时变糟了,但也不能推辞。周日下午,我收到主任发来的文件,打开一看——这不是老康负责的书吗?难道他也要辞职了吗?

1

老康是我们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很受器重,一般遇到有深度的书,领导都会交给他来做。同事们都叫他“康学士”,一是他是编辑里唯一的一位本科生;二是指他像古代的学士一样知识渊博。

老康比我早一年来社里,入职的时候,我就听说了他的“威名”——某985大学读中文系,毕业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因为一个老教授说,他的学问已经超越了许多博士,老师没什么可教他的了。

编辑室主任认识老康实属意外。当时,我们要整理出版一本古籍,需要找个专业人士点校,一位老教授推荐了只有本科学历的老康。

果然,老康点校又快又好,不仅通过勘查补充了其中缺失的部分,还写了一个近万字的报告。主任觉得老康是个人才,特招他加入编辑室,还给他批了3个大书架——老康嗜书如命,把自己的藏书也搬来了出版社,3个大书架排得满满当当,撑板都给压弯了。

老康的书绝对不是摆出来充样子的,他肚子里有真货。我们曾接了一位老教授的书,讲的是清代学术流派,内容晦涩难懂。那位老教授的脾气大,好怼人,一连换了两个编辑都不满意。当时,还是新人的老康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愣是用自己的学术水平把老教授“治”得服服帖帖。

后来,我们出版社想出版某位民国大师的文集,是个重点项目,需要大师真迹的高清图片作插图。老康找来20多幅,都是他的私人收藏,从来没有对外展示过的。

单这两件事,让老康在出版社里出了名,入职第一年,领导就给老康评了一个“最佳新人”奖。

不过作为同事,老康着实有些“神秘”。

他身高一米八几,体重200多斤,皮肤黢黑,头发二八分,留着络腮胡,像个活土匪。鼻梁上挂着一副大黑框眼镜,脚下一年四季蹬着北京圆口老布鞋,常穿着深色的短褂,又有那么一丝民国学者的气质。

老康的工位在办公室最后排的角落里,还用屏风围了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他在干吗。除了工作,老康跟同事们交流甚少,有同事向他请教问题,他会很热情,可一旦说私事,就立刻板起一张脸。

“他跟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不在一个精神世界,人家的境界咱还够不到。”同事如此感慨道。

熟悉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相比其他一毕业就进出版社工作的编辑,老康的社会经历确实丰富得多。他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却是个“拆二代”,大学毕业后干过文化记者、开过书店,还兼职倒腾古玩,挣了不止一两桶金。

早年老康主要倒腾的是古籍与晚清民国名人的手迹、信札等,他说一些老教授向上数几代,总有一个名人的师承,手里会有一些真迹。除此以外,老康很会跟各大学者搞关系,一次,他偶得了一位老教授年轻时的工作证,不远千里送过去,把那位老教授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用老康的话说,“差点拜了把子”。看在交情的份上,不差钱的老教授们往往都乐意把这些真迹半卖半送给老康。

老康当文化记者的时候也结识了不少名人,“他们中间不识货的人很多,有时候就把宝贝当成白菜处理。”几年下来,老康的手里积攒了不少宝贝。

但是,这个模式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主任说,老康入行早,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人脉很深。而且他胆子大,曾经为了买下一套古籍,差点把婚房都给卖了,“可不是谁都有这股魄力的。”

2

现在想来,老康是我见过“唯二”真正热爱做书的人,另一个就是我们主任了。藏在屏风后面的老康总喜欢盯着他的那堆书,眼睛里满是喜爱。

在出版行业,拿版权至关重要,尤其是名人大家的作品版权,其中也会牵扯不少利益纠纷,很是棘手。老康对主任也算知恩图报,从进了编辑室就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拿到了不少版权,还给编辑室搭上了很多关系,出了不少好书。

2019年初,主任拉到了一个新活,是某大学李教授的新作,内容是明清文学方向。毫无意外,主任把这本书分给了老康。

一般来说,这种纯学术书销量不高,利润低,弄不好就会亏本,因此出版社做学术书的时候多少都会向高校、教师收些资助费。这本书30万字上下,按惯例,资助费应在5万元左右,可主任只收了2万元,只够成本。编辑们都琢磨,主任“算盘精托生”,这次怎么肯吃那么大的亏?

老康并不关注这些事,只在乎书的内容。那段时间,他接手的稿子都不太好,眼下终于接到了一个对脾气的,哼着小曲就把李教授的稿子拿回了自己工位。

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老康脸色铁青,喘着粗气离开了办公室,伸头一看,稿子撒了一地。当晚,老康就在朋友圈痛斥李教授的稿子,说行文啰嗦,像是硬凑字数,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事非得用三句,一段能解释清楚的问题非用一章。

老康沉浸古文已久,喜欢言简意赅、一鞭一条痕的文风,见人啰嗦就很憋气。30万字被他删删改改去掉了1/6——老康删减的其实不算多,编辑删掉一半的情况我也见过,作者还表示感谢。

老康很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特意把自己的修改做成文档,传到工作群里。主任看了直夸好,还让老康整理出来当个工作模板。

可是,当老康把定稿发给作者的时候,李教授却发了飙,痛斥老康擅自删改他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不尊重”。还说既然收了钱,就不能乱改作者的东西。

按照合同约定,编辑当然有删改稿件的权力,老康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更看不惯李教授这种写得差还不许别人评价的做派,两人在编辑室里大吵一架,嗓门大到连隔壁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编辑和作者吵架。一般作者都会认同编辑的修改,而且我翻阅过原稿与修改稿,确实是老康的修改稿更胜一筹。我一度不明白李教授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后来才从主任那得知,李教授当时正处于升职的关键期,要参评一个奖项,其中一个要求是:著作不能少于30万字。为此,李教授早就打好了招呼,本来十拿九稳的事,被老康大笔一删,他的前途差点也给删掉了。

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闹到了主任那里。

主任是社里有名的“护犊子”,以前为了维护我们这些小编辑,还跟社里领导拍过桌子。我们都坚信,这一次主任还是会支持老康,老康也说:“等主任把李教授打发了,我要送主任几幅字表示感谢。”

可到了下午,我听到“砰”的一声响,老康气呼呼地冲出了主任办公室,大喊着,“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也不这么干”。

主任红着脸冲了出来,看着老康的背影,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最后无奈地摇摇头,默默地转身回了办公室。

很显然,这一次,一直强调“编辑的独立性”的主任站到了李教授那边。

他劝老康不必较真,没什么大错误,就不要删改那么多,“咱们就是服务作者的,作者的要求就要尽力满足。”

老康以为自己听错了,主任却继续说:“删掉的就算了,我已经跟李老师说了,让他找两篇相关的文章作为附文添进去,我再找个人帮着写一个序。”

这些条件老康还能接受,但接下来的话,让老康彻底接受不了了:“你再帮忙写个出版后记,这个也是你最拿手的,稍微称赞一下就行了,评奖显得好看嘛!”

老康的文字功夫了得,写后记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主任让他吹捧一本自己根本瞧不上的作品,这比打他的脸还令他难受。老康对我说:“我摔门已经是给他脸了,我差点就把开水泼到他脸上。”

第二天,老康就请了年假,接着又请病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直接提出要辞职。主任并没有挽留,看来这已到了他忍耐的极限了。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康与主任的摩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虽然两个人都很爱书,但相处下来就不难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老康生性散漫,迟到早退是常事,还喜欢无故消失;主任则是社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恨不得吃住都在办公室。为了考勤的事,两人冲突不断。

老康做书很精细,就是比较磨叽,几乎每本书都会超出约定的出版日期。主任不得不去跟作者再三解释,求得延期,再转过来催老康,老康就说慢工才能出细活。

此外,老康也不大愿意遵守行业规范。他主攻古文,有些古代的字词放到现在就变成了异体字,需要更正,可老康认为要保持古文的原貌,他不仅不改,还把质检部讽刺了一番。以至于我们整个编辑室都陷入了被质检部“围攻”的重大危机中,还是主任去人家的地盘陪笑脸,才把这件事给压了下来。

一次次的矛盾,让老康和主任渐生嫌隙。主任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数落老康,“要不是看他的古文功底深厚,能做我们做不了的书,早就把他开了。”

话虽这样说,但让他们的关系真正掉入冰点的,还是老康的心直口快。

编辑有保密的职业要求,主任三番五次跟大家强调,不要对外评判我们自己做的书,“即使想吐槽,也要把关键信息隐掉。”

老康却说君子要坦坦荡荡,他常在朋友圈实名点评自己做的书,其中的一些评价十分不客气。

一次,老康和一位作者闹得很不愉快,就把他们的聊天记录贴在了编校群里。不仅如此,还说这位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简直就是辱没师门。不料,这些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最后作者的律师函直接寄到了出版社,还是主任拉下脸面,亲自去安抚道歉,才好不容易摆平。

老康提出辞职后的一周,都在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他把一本本藏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再仔细装箱打包带走。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替他感到惋惜,又佩服他的洒脱与勇气。

又到了周六,我去办公室拿东西,恰好遇到老康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他把三个空荡荡的书架擦的一尘不染,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看他气喘吁吁的,我说:“这活用不到你干,咱们这有保洁阿姨,每天都来打扫。”

老康擦了一把汗,憨厚地笑了:“没事,好聚好散,就像退租的时候把房子打扫干净,这是咱读书人的素养。”
出版社的主力编辑离职了

我们随意聊了几句,正要离开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老康一手搭住我的肩,一手捋着胡子说:“天公不作美,你正好留下来陪我喝两杯吧。”

说完,他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两瓶五粮液,“之前一个作者送的,也懒得拿回去了,正好喝了吧。”又变戏法一样拿出了烧鸡、猪蹄、花生米和咸鸭蛋,这都是作者为了表达感谢,送给老康的土特产。

我俩在会议室里一边喝酒,一边看雨闲聊,不一会儿,一瓶五粮液就见了底。不知道是酒好还是兴致高,以前喝三两就醉的我,喝了半斤还兴头正旺,老康想开第二瓶,被我拦住了,“别喝那么多了,你要醉了我可扛不动你。”

老康抹了一下嘴,嘿嘿一笑,然后跑到另一个同事的桌下抄出了几瓶啤酒,“哈哈,上次他偷喝我的二锅头,这次正好还回来。”

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喝酒,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外面暴雨如注,我们聊了很多,我突然发现,做了一年的同事,我们并不了解对方,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谈话间,老康突然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吗?”

“给的钱多呗。”

“屁,我一年倒腾古玩挣得比干编辑多好几倍,我根本不在乎钱。”老康说,之前自己做自由职业养成了懒散的性格,身体也变差了,他想重返职场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进出版社之前,主任答应过他,选题任他选,不强派任务。更关键的是,老康手里有一批民国时期的信札,一直想整理出版,主任也连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可后来,主任这家伙一推二六五,不断地敷衍我,最后我说自己掏钱出也行,他就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他还违背承诺,不停给我摊派工作,可其中一些稿子的质量啊,我多看两眼都恶心,速度怎么能快?”

老康说的那些信札不是名人的大作,就算出版了也不见得有人会买,现在出版社的书号都很紧张,几乎不可能去做没有利润的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走?”

“咱们社还是有底线的,给我的任务也有高质量的,做出来有成就感。之前跟主任虽然有些不愉快,但他也是照章办事,我不怪他。”老康闷了一口酒,“直到让我捧姓李的‘臭脚’,我实在是不能忍。”

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李教授的那本书我看过,虽然有些啰嗦,但内容还算不错,算是一部有水平、有见地的学术著作。这次主任帮李教授说话,其实背后也有他的理由——

李教授是一个大型丛书的编委,这套丛书即将编完,正在寻找出版社合作。这是个大项目,仅第一辑的出版资助就有大几十万,够我们编辑室小半年的绩效了,后面的项目更是够我们吃好几年的。主任背着业绩压力,想拿下这个项目,于是才早早做起铺垫,想跟李教授搞好关系。

那天,我们喝到很晚才散场,分手时,老康把最后一瓶五粮液塞给我,我连连拒绝,不敢收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硬是把酒往我背包里装,“酒就是给人喝的,哪有贵重之分,下了肚都得变成尿。我估计我的工作都会转给你,算是你帮我收拾烂摊子的谢礼了。”

说完,老康就背着手,哼着京剧,一步三晃地离开了。月光洒在他身上,颇有雅士之风。

4

周一来到办公室,老康的位置上空空如也,那三个书架也被其他人迅速瓜分了。

主任果然把老康的工作都转交给我,虽然我入行只有一年多,但在编辑室也算是除去领导之外资格最老的了。主任提醒我:“你赶紧把老康之前的作者都联系一遍,告知交接的情况,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做好。”

老康的作者当中,有一些是资深的老教授,大都跟老康关系不错,得到消息都很惋惜,不停地问我老康为什么辞职,其中一位老先生说:“像老康专业水平那么高的编辑太少了,我就是因为老康,才选择跟你们出版社合作的。”

甚至还有人追问老康跳槽去了哪儿,大有换出版社的意思。这些老教授都是我们出版社宝贵的资源,不能出闪失,我只能赶紧安抚,保证会做好他们的书。

他们口头上说相信我,但语气很明显都非常敷衍和勉强。

我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很吃力,而且我跟老康的专业不同,那段时间急得直上火。

首选要解决的就是李教授的书,写后记的任务落在我身上,可我既不会写,也不乐意写,就出了一个“馊主意”:改变参考文献的版式,比如原来的顶格排改成每行收进两格;多分几个部分,每部分另起一页;增大字号跟行距……总之拉大页码,让这本书看起来有30万字的厚度,反正也没人会去数。主任听了,夸我机灵,可我怎么感觉都像是讽刺。

最后,主任还把这本书由简装换成精装。纸张变厚,内文增添一些彩插,硬壳封装,再找人写了一些推荐语,做了一个漂亮的腰封。看到如此“高大上”的成书,李教授激动得手都不知往哪儿放,连擦了好几遍手,才把书接了过去,翻来覆去一个劲儿地说“好”。

书很快就送去评奖了,最终获了二等奖,比李教授预想的还高了一等,获奖理由中有一条是:“言语精炼,字字珠玑,文风有力。”李教授很高兴,大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又说他有些愧疚,因为他的书让一个优秀的编辑离职了,“我当时太着急,语气不好,事后还是十分认同康编辑的修改的。”

李教授想请我和老康吃饭,“我跟康编辑打过几次电话,他一听是我,直接就挂了,后来就把我拉黑了。麻烦你跟康编辑讲讲,咱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我这边还有好多书呢,以后让他随便改!”

听到最后一句,我就知道李教授不是真心想道歉,我也知道老康的脾气,他们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后来,李教授往出版社寄了一大堆桃子,说知道老康爱吃。老康让我把桃子分给同事们,顺便让我给李教授转达一声抱歉,他说自己当时的态度也有些冲,“我对李教授和他的书没什么成见,只是对主任太失望了。”

5

老康一走,主任更忙了,我们经常看不到他的人影。好几次,他回办公室都带着一身酒气。不用说,一定是出去拉选题去了。

一个周五,我准备下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开车去XX学校旁的饭店,说要带我吃饭。到了地方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主任刚参加完一个学术研讨会,晚上学者们聚餐,他是让我来当司机的。

席间烟味呛鼻,教授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主任穿梭在各个酒桌之间,给教授们频频敬酒,他双手把酒杯端得很低,不论别人喝不喝,都先猛灌自己。喝完酒,就开始介绍我们出版社,宣传我们如何有优势,能付多少稿费。主任说话的时候,桌上根本没人搭理他,他还硬往教授们身上凑,又是陪笑又是谄媚的恭维,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都觉得很尴尬。

散席后,我开车送主任回家,主任突然问:“你吃饱了没?”

我笑着摇头,主任也没吃饱,就带我去了一个烧烤摊,点了一堆肉,“最近辛苦你了,老康一走,最忙的就是你跟我了,多吃点,好好补补。”

主任点了一根烟,长叹一口气:“哎,以前都是老康来的,他不在,我一个人应付不了啊。”

我塞了一嘴的肉,嘟囔着:“对,他能喝,能替你挡不少酒呢。”

主任摆摆手,“你可是小看老康了,他不用喝酒,就凭他的关系,这些选题他一样拿下。”参加宴会的教授当中,有不少都跟老康做过生意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说起替老康“擦屁股”的往事,主任的脸变得通红,我赶紧递上一杯水,主任稍稍缓了口气,才继续道:“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身怀理想与抱负,秉承编辑人的操守,继承前辈的风骨,可是现在出版不好做啊,社里压着每个编辑室创利,我也很难啊。”

主任说,自己还是一个小编辑的时候,外号叫“钢铁侠”——他是钢铁侠的粉丝,身板也像钢铁一样硬挺,工作更像钢铁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油盐不进,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谁说都没用。曾经有一位领导的书没达到出版要求,他拒绝出版,不惜为此跟上司吵架,还闹到了社长那里。

不过,自从“钢铁侠”当上了编辑室的主任,一切就都变了。

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好好先生,腰弓了,讲话也和气了;皮鞋变成了布鞋,走路一步三回头,好像生怕漏了什么似的;所谓的原则也如同他的发际线,一退再退。

主任憔悴了,但我们这个原本会被裁撤分流的编辑室却越做越大,还成了出版社里的“三强”之一。不过,代价就是我们做书越来越被动,“讨好作者”成了工作重心之一。

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有国家拨款,没有经费之忧,一些老编辑为了一本书辛苦几年,拿出来的都是精品。现在,出版社改成了企业,大厅里曾挂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地方,也换成了“效益为先”。想活下去,就要挣钱,作者掏了钱就是甲方,提出的意见,编辑就要充分“听取”。这不是我们编辑室独有的情况,整个出版社、出版行业都不外如是。

一位离职的前辈曾说:“现在编辑不像编辑,作者不像作者,出版不像出版了。”

类似的话,老康也说过:“现在都是向钱看,出版的垃圾越来越多,已经把那些文化精品淹没了。”老康的理想就是把精力都放在产出更多的文化精品上,做出真正能流传下去的东西。

坐在烧烤摊上,主任很无奈:“我也不想顺着他们,讨好他们呀!可我们只有多做这种资助书,才能多挣钱,才更有资本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书与我们想做的书。我身为咱们室的负责人,就要为整个室负责,对你们负责。”

主任还在抱怨老康太自私,没有大局观,可我却突然走了神,想起一位前辈的话。他说老康有底气,即使不干编辑,一样能活得很滋润,所以可以坚持自己的文人初心和理想。

的确,辞职后,老康的线上书店开了张,还兼营古玩,日子过得很潇洒。开着车,带着狗,四处游览名胜古迹,拜访各地的学者,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

可是主任做不到,他想让编辑室活下去,帮自己拿到一个更好的前程,就必须妥协,赶紧变现。而且大家都这么干,他不干,自然有人会干。

谁错了?好像谁都没有错。他们的目的一样,都想做出好书,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我想得脑瓜疼,拿着冰可乐放在脑门上降温。没想到,主任很快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明年的书号会大量减少,对出版的管理会更加严格,绩效也会减少很多,编辑们都得做好经历寒冬的准备。“小路啊,你还年轻,仔细想好出版适不适合自己,现在改行还来得及。”

出版行业的收入本来就不高,我每个月挣的钱还不够还房贷,就指着年底的那笔绩效奖金了。主任的话让我感到震惊,顿时,嘴里的肉都没了滋味。

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主任常拿老一辈的出版人来激励我,大谈出版情怀、出版人的责任与义务,可是高尚情怀在现实面前,如同窗户纸一样,被戳得满是洞眼。

我不知道主任是真心劝告,是喝多了说胡话,还是在试探我。我没有回应他,只是心里的某些东西,在那一刻忽然动摇了。

2019年9月,老康离职3个月后,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也递交了辞职报告,主任同样没有过多的挽留。

尾声

2020年的疫情,让很多行业陷入困境,出版行业也不例外。

我联系了一个前同事,得知编辑室又走了两个才干了2年的编辑,其中一个是湖北人,疫情期间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辞职回老家陪父母了;另一个嫌工资低,压力大,转行去做新媒体了。

前同事告诉我,他申请到了某985大学的博士,最多干到7月也要离开了,“我其实早就想走了,想在开学前好好歇歇,主任不让啊,我一走真就没人了。现在主任到处联系他的师兄弟,希望他们能推荐几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过来。”

“为啥不招聘有经验的?”

“就他开的这点工资,除了哄哄涉世未深的毕业生,谁来呢?”

我尊重那些选择离开的人,也佩服那些留下坚守案头的编辑。

主任依旧很忙碌,他在朋友圈不断打广告推荐新书,不遗余力地做着宣传,就像他过去常说的:“鲜花也需要大粪浇灌,只要能种出几朵香的花,也就够了。”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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