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的女人们

一个赌局在办公室里流传。

赌那位刚从其他公司跳槽来的女销售,能不能在阿里待上半年,原因是对方过分的精致——永远妥帖,一丝不苟的衣着,桌上每天都能看到鲜花。在阿里已经呆了3年的席月岚觉得她「太不大厂」了。

打赌最终讨论的实质是,大厂筛选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女性?按席月岚的观察,穿印有公司logo的T恤和拖鞋,熬夜加班能面不改色走路的女性,才是办公室常见的狠角色。

一套近似的标准筛选出大厂的女性从业者们:性别意识要收起,理性和逻辑很重要,情绪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同时,这里也能容忍女性最大程度的强势。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聚集了最聪明的头脑,盛产雄心与强人,也常流传着女性的财富与权力的故事。在这里,能生存下来的女性往往都有共通之处,她们信奉经济独立、理性、自省,且有着强大的自我驱动力,换来的是体面的薪水,以及大厂光环下的资源与尊重。

但故事往往有另外一面。走过20年的大厂,新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女性因为性别、婚恋、生育,成为这里边不可知的变量,在野心和家庭之间,她们被迫做出种种抉择。有人在这里被掠取、被消耗,最后被甩出其外,也有人还留在其中,寻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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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

台上是五颜六色的发套,有粉红、银白以及绿色——在阿里某个部门的年会开场舞上,10个女人穿全套cosplay动漫装上台了。31岁的席月岚是其中一位,她头插羽毛,袖子一提遮住全身,全力扮演着「play girl」。但她知道,在底下2000多个同事看来,「play girl」不过是一群只会唱跳、养眼但混日子的女性罢了。

开场舞一结束,席月岚被通知要上台领奖,而且还是公司极有份量的一个技术类的奖项,奖励近期做出贡献的员工,一年下来也只颁给一两个人。假发来不及摘,羽毛也得愣楞地插着,众目之下,她跳到了台上。之前她老公抱怨跳舞时镜头给她太少,等领奖时,摄影师一个大特写打在她脸上,老公大笑,「Play girl获奖了,这个镜头牛。」

聊起这些高光时刻,席月岚想起刚来阿里时,专业是计算机的她其实只会一项特定的技术,「相当于在一个医院,我可能只懂扎针。」HR通知她被录取了,但态度十分勉强,安排她做互联网末尾的工种——售后。但一年半后,她接下一个上亿元的单子,也只有她能接,正好应了她会的那门技术,其他人都不会。获奖后,很多人跑来恭喜她,包括那位HR,「你是我们的骄傲。」

「特别多的年终奖」、股票以及晋升,都密集地砸过来,她还被邀请到某个峰会上演讲,一年中被邀请了两次。一次她演讲完,有人追过来称是专门为她而来,拿着本子要采访她。席月岚慢慢体会到这次经历的奇妙之处,「之后,你和任何人交流都变得很有底气。」

与席月岚不同,36岁的贾逸婕最不缺的是底气与自信。13年前她拿着头部广告公司奥美、麦肯的履历,去当时还在理想国际大厦的百度应聘。一位女高管坐她对面,「说实话,你不太适合我们公司。」贾逸婕转身就走,想着「以后坐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是我。」

贾逸婕经历丰富,是旁人眼中最有大厂光环的那一类女性:24岁遇到公司裁员,她当天到家独自干了半瓶二锅头,倒头就睡;30岁时,她辗转过多家互联网公司,最后进入百度。在这里,贾逸婕操盘各种大会,一切能在公众视野里代表百度的那些闪耀时刻,她都见证过,她也终于成为百度的中层管理者。

她表达直接,看人时目光犀利,但在百度,她学会进退有度,和男上司争取多加一个人力时,也红过眼睛,她感到「能善用这些东西,对你的业务是有帮助的」。在调度下属时,她又甚识人心,以「今天累不累」开头,和下达一个严苛的死命令结束。有人总结百度女性管理者的形象和唐僧一样,「唐僧说什么,孙悟空还不是照样做,话和你开玩笑地说,但你绝对照这句去做。」相比男性的刚硬,大厂的女性更善于整合团队资源,去达到目标。她们对目标的理解更深刻,像一个大姐大一样,细腻,善于粘合。

技术峰会过后几个月,席月岚想通一个问题,为什么她能获奖,是因为尽管身在售后岗,她也在为公司赚钱。她的上个东家是家小公司,售后和研发一样苦着、累着,但工资低,且人难招,毕竟一个负责花钱,而另一个负责盈利。

在阿里面试时,席月岚的上司说要做一件事,想让服务也收费,让售后、运营为公司赚钱。「也就大厂可以,以前的小公司能想到,但改不了这个市场,但大厂可以改变整个行业,只要你能玩下去,市场就能跟着你转。」席月岚一下觉得,这也太酷了,「在大厂做很多事,不经意间能让整个行业都有变化。」

但在年长她5岁的贾逸婕看来,「你在这个平台,即便你不做什么,或说任何一个大厂员工,都会有这个光环。」

代表公司出差,是贾逸婕最能感受到大厂光环的时候。开会时,当有人听说她是来自大厂,总会特意抬眼看一眼,来自她的意见,大家在听时,都带着一种无条件的安静。她被其他人称赞的点在于,能花极少的钱,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推广。

但贾逸婕也有困惑,她很清楚,大多数项目推广其实是通过内部资源进行置换,在大厂倾尽全力去推一项产品时,个人感受到的光环,或许是「虚妄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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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

席月岚也清楚得奖的另一个理由。过去的180多天里,她几乎是全天候守在电脑旁,没有双休,也没有春节。半年里唯一一次去看电影,中途还被揪出,去最近的一家星巴克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她必须随时响应客户的要求,即便是凌晨两点出现卡顿的故障。

快,被奉为互联网的金科玉律。在席月岚看来,这是所有大厂人忙的根源。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组织架构还没成熟,就得先跑起来,「中间会有无数的问题,一个人,充当多角色去解决。」

34岁的赵彬歌是一位技术测试员,她不爱打扮,红色袜子配拖鞋是常态,对她来说,最好的慰藉是美食,她的朋友圈里也都是这些。从进入华为的第一天,到走前那一天,四年零八个月,神经拉得又细又长,她参与一个重要操作系统的上线,延迟了5次还没达到要求,在最后期限里,她和团队终于「把系统怼了上去」,中间是8个月连续上班,没有周末,常常凌晨一两点回家,连续通宵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有一天下班,她和同事看到外面天刚亮,两人一惊,觉得现在回家太早,好几个小时的空闲,不知道该做什么。

小绿也是在这样的节奏上奔跑。她发觉在大厂要完成一件工作,付出必须是100%,甚至是120%。因为被分摊的活儿太多——来面试时,面试官直接向她吐了一摊苦水,有多少活、多少KPI等着去扛。「一年的KPI是要完成24个大型项目,平均一个月上马两个新项目。」

上厕所也是争分夺秒,在大厂的老楼里,厕所是小隔间,木头漆成黑色,36岁的小绿常常往那儿一蹲,争取多待半分钟。小空间给她安全感,在这里,她把压力泄一泄,静一静。说这些并不代表她在抱怨,相反,是一种复杂的自得,能不抱怨才是生存下来的王道,压力一泄,她又能继续战斗。聊起周末加班太晚空调停掉那次也是如此,一屋子人热得汗流浃背,到有人中暑了才喊物业,物业赶紧过来道歉,那也继续加着班,也没有说谁有抱怨情绪,仿佛事情本该如此。

小绿一个人住,为了减少上下班的时间,她租在寸土寸金的互联网高地中关村,一间能步行回家的房子,60年代的样式,厕所门的玻璃上糊着报纸做遮挡,空调打开后有强烈的气味。加班结束往往是午夜,她打不到车时,一个人从苏州街走回家。还有一次回家开门,大门的锁栓掉下来,半夜两点,她叫了一个修锁的师傅。

10多公里外的后厂村发生着同样的景象。见到李蓉这天是工作日的上午,在百度工作的她戴一顶八角帽,穿一条宽大的运动裤,脚上蹬着运动鞋。她的同事描述,今年一整年都没见她穿裙子。李蓉觉得裙子是效率杀手,工作太紧绷,要节约时间,抓紧放松。同样,她只用一款免洗面膜,防晒霜必须是可喷的。如今交朋友的时间也被划走,曾经和同城的闺蜜一周要打三次球,每天腻在微信上,现在来百度5年,两人最近的交集是,李蓉在对方生娃的朋友圈下点了一个赞。

她下班时是晚上11点,这时后厂村的大厦大都亮着,百度园区五六层楼高的几何方块,像是等着最后一拨人离开的大学自习室。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干洗房、咖啡馆、健身房,园区解决人的一切需求,打车20分钟,就能抵达她的合租房,这也是她活动半径里的最远处。

31岁的李蓉偶尔会想起她在家乡的同龄人,多半是做教师、公务员这样的职业,她觉得即使到了40岁,这些人的状态也是年轻的,而在大厂,30岁可能就已经老了,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一代人的消耗。

李蓉在百度工作了5年,最风光时,见证了百度在大厂里面遥遥领先,回家乡时,同学们都称她「互联网专家」,然而从去年4月到现在,百度股价严重缩水,这艘船贬值的同时,她觉得人也跟着贬值,最近已经很少有猎头给她打电话,看到朋友圈里有人直接开骂她的东家,她也不能发作,默默划过。

这些都是互联网里掉队者的代价,上个月还被追捧的公司,下个月就会被市场淘汰——大厂需要用快对抗周期性,大厂最没有安全感。「拼命也不一定活,但是不拼命肯定死。是活着还是死,每天要面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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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让一群女性甘愿在一个体系里长久生存,大厂必须有一套自洽的逻辑。

在华为面试时,HR的几个提问让赵彬歌印象深刻——「家里有没有房产?经济条件如何?」她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唯一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她是这一类奋斗者的缩影:妹妹在读书,弟弟有了小孩后无力负担,而她自己也有孩子,只有她能为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撑。

华为前HR江华谈到这里选人的标准,说了八个字:「一贫如洗,胸怀大志。」出身寒门的弟子,来华为通过知识变现,吃得了苦,扛得住事,在这里容易展现才能。华为给予的,可能是一份不会被拒绝的收入,比如同龄人两倍以上的工资,如果是特殊的任务,「一百万够不够?不够可以两百万,一千万。只要能把活干下来,钱就是你的。」

但代价也异于常人。江华有位女同事被派到非洲的科特迪瓦做销售,刚去两个月就发生战争,坦克开到大街上,她被迫躲到地下室办公,工作不能停,业务还得运转,客户得跑。不仅有战争,还有疟疾,这位女同事得了3次疟疾。

「不能说哎呀我害怕,就回国,你可以这么做,但回来就不再符合华为的价值观。华为是客户第一,不会远离客户,不到枪逼到脑门上,不会放弃业务。」江华回忆,女同事没有辞职,回来后更受器重,晋升了。

对另一些女性来说,升职加薪可能不是唯一的目标,大厂能给予的,是另一样她们需要的东西。来自腾讯的夏明明39岁,对抛过来的一切问题都抱着警惕,「我不同意」,「我没有严谨的答案」,「我不能够回答」。她一头短发,眼睛轮廓锐利,运动T恤贴在平坦的小腹上,看得出长期管理身材的痕迹,不笑时法令纹显示出一点权威,笑时又有一点调皮。她曾在一家报社待了十几年,后来又担任一家杂志的副主编,去腾讯,是她想离新技术近一点。在职场腾挪多年,她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是那种创意型的人,喜欢冒险,喜欢不确定性。」猎头找来后,她成为腾讯的一位总监。

曾经在腾讯工作过的HR李哲,总结腾讯喜欢招「好学生」,好学生喜欢做难题。他偏向于那些脑子里有火花、眼睛里有光的人,不喜欢经验主义,因为互联网不可能遇到相似的命题,必须从0到1。做更有价值、挑战更大的事,这样的价值观,同样吸引了夏明明。

赵彬歌在华为的面试很快通过,她认为自己还有一个优势,已婚已育。团队里只有三位女性,她进入核心层,成为小组负责人,平时她一个人就可以干四个人的活,最投入时看到水杯没水,想到接水会花时间,就忍下来。但回报也是丰厚的,她每年会给家里近10万元。

这也意味着工作要全力以赴,无法分心给家庭,赵彬歌已经和家里人沟通好,4年里,她几乎没有陪女儿买过衣服,两个月休息一次,只陪女儿去趟海边。因为陪伴少,女儿没有安全感,粘人,要抱,很容易不满,3岁时还不会自己吃饭,直到3岁半,她才敢送女儿去幼儿园。

在大厂,这些家庭生活很少被谈及,像一只拖累人的手,会被认为是对这个超速运转的系统的冒犯。但偶尔,还是会露出蛛丝马迹。阿里一位男同事提出第二天不能出差,原因是老婆临近生产,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老婆怀孕了;一位女高管的小孩突然感冒了,但她手上的事还不能交出去,无法回家,晚上12点,她在公司,丈夫全程手机直播带着孩子看病, 有人听她那个声音,是真急了。

对个体来说,拿这些来交换工作值得吗?赵彬歌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互联网讲究快,无需完美,先要落地,去占风口,去迭代。「你想着手上的事要快速拿结果,这个时间比较宝贵,就会压缩自己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种叫做deadline的吃人妖怪在追着跑。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一丝错误可能就会决堤千里,不能跟不上,因为可能马上被人替换,更不能示弱,太多的眼泪被掩盖在高速的考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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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钉

来阿里前,31岁的吴凯茵在职场腾挪了五六年,最后一份工作是许多人羡慕的老牌企业,但她见识到其中的严苛上下级制度对人的消耗。来了阿里,她发现,「呀,总监级别也坐在一样的工位上。」她也因此成为前同事眼里追求自我和理想的那一类新女性。

在大厂,从不缺少这样的女性故事:有人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在香港买好保险,在日本买好房,37岁来到腾讯重新开始;还有人在31岁时辞掉外企最好的工程师待遇,来阿里做一份售后的工作,为的是改变行业。这些故事曾经激励过吴凯茵,但没过多久她发觉,那些自我和理想背后,也有流水线上的某种重复。

拆解是大厂的一项重要技能,由上级争取回一个项目,拆解成四五件事,每个人领到的都不同。首先是拉通,又称为从0到1,是最重要的工作,意味着一件事要从无到有,把各人独自防守的资源壁垒打破,成为一条生产链条。「1号位」员工,由部门领导指派,之后,会有其他同事来配合,工作内容听起来不那么令人兴奋,项目维护、运营,以及辅助1号位。

一开始,吴凯茵并不知道其中的差别。一顿1号位和2号位争抢之后,她获得2号位的一小摊活,界限分明,比如把推广的要求接过来,对接外面的承包商,提意见,修改,再提上一堆意见。对她来说,这些工作并不难,甚至可以称得上轻松。

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工作热情,她上午10点前就到公司,晚上9点半之前没回过家,充满雄心,干劲十足,周报能洋洋洒洒写上两三千字,上数据、图表,做分析,没想到上司反倒提醒她周报太长——那些周报的内容太多,一些超出了她的工作范畴,而上司做汇总往上递交时,涉及她的部分,其实只需要500字,剩下这些,根本融不进上司的模版。后来她才明白,比起每件事都摊一点,不如老老实实把自己这堆事做好。

吴凯茵也渐渐悟到,在大厂,等级同样存在。阿里按P\M来分序列,分别代表业务和管理岗位,P低可至5,高可至10。她发现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待了3年,职级还是P5或P6,他们通常很Nice,做事尽心,但没太多野心,多半愿意帮助人;能升上去的,通常是眼光犀利的人,他们没那么Peace,执行力高,对资源也会更敏感。

半年后,吴凯茵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套大厂的语言:各个部门一起谈事,叫「勾兑」,和上级说说手头进展,是「同步」,还不能和「对齐」用混,后者是针对跨部门而言,像「汇报」这样过于国企的口吻,会被视为古板。吴凯茵觉得这些词很形象,比如「勾兑」,在大厂做事,就是调制一杯奶茶的过程,两个人合作一件事,你倒一点牛奶,我倒一点红茶,人人都是螺丝钉,互相试探、博弈,界限感极强,不会多,更不会少。

重复性,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是大厂女性要接受的——稳定才能赚钱。已经离开大厂的前HR庞博认为,如果微信down机,支付宝结不了帐,华为设备打不通电话,公司分分钟面临生死,这种系统的稳定性要求个人也是稳定的,能够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正是因为如此,大厂会有「人才黑洞」,在李哲看来,每个行业里最头部的企业,一定吸引了一群优秀的人,但即便是北大、清华的人来了大厂后,发现组织分工还是那些,都是做基础的工作。他认定「好学生喜欢做难题」,但在那些位置,可能就是没难题可做。更可怕的是,长期在螺丝钉的岗位工作,慢慢只能做1.0的事情,虽然有做2.0的能力。「企业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为了实现人的意义,但在大厂有一部分人是被浪费的,因为人才太多。」

一个人到底是扮演发动机还是螺丝钉?一个厂依靠的是英雄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夏明明提到一个公式:behavior=environment×personality,每个人的行为是环境乘以个性,不是说环境把人都变成了这样,也不是说因为这样的性格就做这样的事,它是一个两者特别复杂的、交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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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平衡

吴凯茵很快察觉到被替换的危机。她是团队里为数不多没有做过1号位的员工,在年底考核里,她被上级定义为「视野不够宽阔」。为此,她在开去上班的车里哭了3天。晋升失败后,她想到如果工作能力有限,应该在生活上花点力气。她想要一个小孩,「晋升为妈妈也是晋升」,她苦涩地想到。

怀孕这件事,她只告诉了她需要直接汇报的那位上司,对方建议她以后可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但她还是当场哭了,她对自己有要求,更想做独立的项目。上司让她冷静冷静,身体为重,她马上表示,「是生理反应。」

怀孕前四个月,除了这位上司,她没有让一位同事知道,为的是让自己更忙一点,「在大厂的生存法则是越忙越好,知道你是孕妇,派活时会有衡量。」后来即使是大家都知道了,13次产检,她也只请过两次假。见她这天,她并没有穿着宽大的孕妇装,而是让毛衣紧紧贴在肚皮上,掐腰马甲一收,并不能看出是孕妇。午饭是在食堂,花10分钟,一份青菜加几块鱼,她不让自己太特殊。

在席月岚看来,一位女性怀孕,似乎意味着在大厂就变成另外一种人。她在31岁这年准备怀孕,家里催,年龄到这儿了,但同时,她也面临一个从P7升到P8的机会,领导曾经示意会提名她。怀孕的消息让一切被打乱,她觉得自己无法再做之前的技术岗,「你给孩子喂奶,说请稍等10分钟,那客户的电话就挂了。」

怀孕后,席月岚和吴凯茵一样,被看作是领导助理行列。一次她做好PPT,会上讨论时,一位和她同级别的男同事调侃,「终于可以享受老板秘书的服务了。」席月岚觉得那个敢一头银发就跳上台领奖的骄傲女孩消失了。「秘书是附属性质的,助理,是要帮助老板站在全局上看问题的。」她较真地想。

她精心策划,小心布局。比如怀孕的日子必须精准地绕过双十一,那时要熬夜,还不能浪费一个财年,两个财年考核打分3.25,就可能回家了。

生完小孩后,席月岚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镜子里的她——驼背,骨盆前倾,肚皮松垮。虽然她当时只有108斤,可她还是在产后40天时,花了两万块报了瑜伽班,如果不是因生产时失血过多,这个日子可能还会提前。她每天喂着奶,同时按一星期5次的频率练着产后修护操,「有时痛得背上一身冷汗」。

「你是去捡了个孩子吧?」「怎么比怀孕前更漂亮了?」席月岚模仿女同事们羡慕的语气,她坦言,她非常享受这些。但在下午5点半的吸奶室里,她再次受到了警示——一群产后妈妈,追着剧,打着游戏,打算下班。她脑海里浮现两条路,第一条是打3.25,回家,再一条是先混,等一两年再看公司机会,重新开始。她决定选择第三条最难的路——当产品经理,一个她从未碰触过的、需要背负几千万销量KPI的岗位。「不想小孩问我,妈妈会做什么,噢,我会烧饭、洗碗。我希望在他每个阶段,都能提出重要的参考意见,所以我也得上进。」

她每天带着电脑去吸奶室,同时训练自己一天只吸一次奶。按正常是3小时吸一次,涨乳的胸会像石头一样硬,极疼,常跑吸奶室非常影响工作,她忍住疼痛,每天推迟一小时去吸,直到可以间隔10小时。

但是工作并没有因此放过她。一次上司找她谈话,因为财务审核的问题被同事牵连,「问题都捅到大老板那儿了」。上司把那位同事狠狠训斥了一顿,但介于她刚生完孩子,上司对她欲言又止,这反而更刺痛了她。之前上司也表达过,她回来后,大家都会正常给她派活。而真实情况是,她每个会议只能吸收10%,全是她听不懂的专有名词。最后她想了个办法,用录音笔,录完回去扒词。

席月岚最近遇到一次宝宝过敏,起了红疹,她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还没有吃过一顿饭,有一瞬间,她想不顾一切回家看孩子。她又想起偶像彭蕾的故事,那个阿里最著名的女性。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彭蕾每天晚上8点回家,先把小孩哄睡,到了9点、10点,再回公司继续加班。席月岚感到崇拜,但并不羡慕,「做到那么极致,真难。」

赵彬歌也觉得自己挑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间怀上二胎——重要操作系统上线时,正值开放二孩,丈夫告诉她年纪到了,生孩子能在家里玩半年,什么都不用干。她也想着,这对工作紧张的节奏是一种调节。

哪怕怀孕,她也「特别想把事情做好」,好几次加班到夜里11点,丈夫打车到公司楼下等她回家,那时她已经怀孕8个月。孩子出生后,她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了,这个年龄,带第二个小孩比上班还累,工作也一切清零,她之前的项目都交出去,做些边缘的事,才能保住带孩子的时间。

在HR眼中,大厂的运转像是画同心圆,越处于外围,离心力会越大,自然会被淘汰,必须要不断往里走。关于女性怀孕时工作上的困难,很少传到李哲的耳朵里,「工作强度太大这种话,非常少,因为本身这个可能说了也没有用。」作为男性HR,他认为职场女性成熟的标志是,不会把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做过多表达,而企业能够做到的,只能是一种基于伦理的相对公平。

夏明明的孩子已经9岁,家庭和工作,她很明确,是都要的。「人应该是什么地方给你激情,你就应该在哪里投入激情,和同事一起完成有意思的事,很开心,有成就感,回家我也很开心,家庭让我安全、让我幸福和期待。」

她的方式是,协商出一个家庭模式,而不是谁为谁做出长久的、一边倒的牺牲。在每天要做的无数个决定中,去确定这种模式。「如果这个会,我的缺失会成为阻碍事情进展的那一环,那我就参加。陪伴家庭的时间多少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彼此信任、依赖,哪怕我陪女儿时间少,但她是爱我的、是相信我的。」她总结很多平衡不了的状况,是因为可能太在意另外那一边了。「时间花在哪里,就反映了你的目标在哪里。时间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是最公平的事情。」

夏明明在大厂常常听见这句话:「在职场,男性女性没有差别。」而且可能是出自高级别的女性管理者之口,她觉得这样轻易概述并不利于解决女性在职场的困境。女性怀孕后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但社会对男性期待更高,也会造成心理压力,很多想要回归家庭的男人不能回归,他们喜欢带孩子、照顾家,这种男人也很难有自己的选择权。「男性有男性的障碍,女性有女性的障碍,男性女性不一样,这是职场公平最大的前提。」她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尊重人,尊重男人和女人,尊重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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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和manner

大厂里的女人,工作与生活,永远有矛盾相伴相随,特别是到了中年,有人比喻,「中年女人的生活就像湖面的鸭子,表面优雅,水底下在使劲扒拉。」

在百度的管理岗上待得越久,贾逸婕越能感到工作烙下的痕迹对生活的影响。优先级、deadline、KPI,这些词汇训练她对任何资源都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敏感。最先体现在前年爸爸住院,病来得又急又猛,但那时正赶上业务的品牌升级战,一个EXCEL表格把她那段时间的工作填得满满当当,从10月排到了来年1月。

爸爸的住院费是一天一万元,转到新院的那天,医生告诉她当晚不能走,必须陪护,但ICU门口没有椅子,冬天,她在地上坐了一宿。就在这时,她也没有放下工作,她的解释是,心重,放不下,她这里是一个枢纽,要串起所有资源。她让下属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抛在微信上,她随时看。她能感到自己在和自己较劲,「救我爸,我跟天斗;做这个campaign(战役),和人斗。」

她尽量让两边都顾到。常常她打开电脑时,爸爸就躺在旁边。出于对资源的敏感,她借爸爸的病情,和医生们聊一些家庭、生活的琐事,逢年过节还去对方家里拜访。

去年5月5号,父亲过世,4月26号时,她还带着下属开会。之后,贾逸婕大病一场,是带状疱疹,一条红肿从脚踝一直蹿到大腿根,把脓包拨开后,她只能坐轮椅。那是她给爸爸买的轮椅,她希望他能从ICU出来,坐着这个看看阳光。爸爸没坐上的轮椅,她坐上了。

连最疼的时候,她也没忘记在公司保持体面,那几天要连续打针,但有一个PPT做好了得去演讲。她让人推着轮椅进公司,专门找中午12点人少时。「我怕大家觉得是,你是装的吧,非得这时候来公司干嘛。」

贾逸婕知道中年女人像湖面的鸭子这个比喻后,只有苦笑。今年她的三件烦恼事是,婚姻危机、为孩子升学搬家,以及操盘一个会议的传播。她说不能让三个矛盾同时爆发,否则人会垮。鸡飞狗跳之中她想到,「我的优先级是什么?这是百度教给我的。」

第一个优先级是公司的项目,因为deadline就摆在那里,不可能更改时间。平级的是搬家,在小孩开学前,必须找到学区房搬进去。最后,才是婚姻。当时她平静地给那个女孩打了一个电话,问一些细节,没有质问,没有辱骂,就是很平常的语气。当她知道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时,并无吵闹,只是选择离开。她认为到了中年,更需要有manner(优雅)。

但manner还是有裂缝的时候。那个8月,搬家找不到房子,丈夫也被她请出去住。她在阳台抽着烟,想着以前她父亲在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坐在那张沙发上,即便是她遇到再难的事,只要在那儿坐会儿看会儿电视,就是安慰。但如今让她崩溃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她母亲带着她女儿在睡觉,灯光灰暗,她想着,「连一个能依赖的人都没有。」

到了35岁,贾逸婕终于明白当年面试她的那位女高管带大金耳环背后的含义,「要有气势。我要hold全场,hold我的下属,我不能让这个气泄掉了,那个是你的盔甲,但其实又是柔软的、脆弱的、需要掩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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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与留下

去年,贾逸婕的上司问她,如果百度给你的所有东西被剥夺掉,你还剩下什么?降级、降薪或者fire,公司有权给你,也有权剥夺。「你不可能在大厂待一辈子。」上司告诉她。

庞博很赞同,职场天花板在大厂里是避不开的话题。他觉得阿里和华为依赖组织和执行力,女性在其中相对容易成长,走向高位,而依赖技术的百度和腾讯,女性会比男性遇到更多坎坷。

贾逸婕时有「心中有马,手里无刀」之感。她有自己的职场理想,想更淋漓尽致地做事,但现在的工作趋向一个稳定的饭碗。她常想着要冒个险,离开大厂。

到一定年龄,渴望回归更真实的自己,也知道什么能真正激励自己后,夏明明也决定辞职。她在完成一个「能被记住的项目」,对自己有了交代后,觉得时间点到了。但其实进入腾讯的第一天,她就觉得自己不会待很久。

腾讯和她见过的外国大企业很像,稳定、成熟,「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早过了高速增长期,有一些成熟业务就是那样子日复一日地运转,挺明确的。一个成年人很难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还是一个小baby呢?」她喜欢的是各种可能性。离开后,她加入了朋友创办的一家书店。

这个时间点,往往也是很多女性动离开念头的时候。企业要往前走,要保持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5岁到45岁,可能薪酬比较高,干劲少了;而对个人来说,到后面钱也不是越多越好,边际效应递减,离开成为一个双向选择。

赵彬歌也觉得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华为。「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永远不要违背这一点。」她可以忍受某一段时期,比如三五年,对家庭的兼顾少一些,但不能一直都把孩子扔在外面。得知在公司附近的小学需要儿女周一到周五住校,她决定换一所学校,自己也换一份工作。

辞职后,她去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带领60人的团队,把一个濒死的项目救回来,「等于有三个星期,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中间还有不定期的通宵。」但她仍然觉得,即便是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仍然不及在华为时感受到的那种压力。

在大厂待了10年的王丽丽,有一个8岁的儿子。上学期末孩子所在的学校做家庭调研,问小孩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儿子写的是,爸妈在外务工,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儿子对她职业的理解是,妈妈是打电脑的,回到家,很少看到她干别的事,总是躲在房间敲电脑。有时候,会介绍她是开会的,因为每次打电话给她时,她也都是在开会。

在大厂里淬炼,即便已经签过终身合同,王丽丽离职的念头还是会一个月出现一次,「像大姨妈一样」。有一个计算公式是,年龄除以成绩,值越低则潜力越低。女性35岁是一条警戒线,BOSS直聘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当工作经验超过15年时,男性和女性在2019年的薪酬差异已经拉大到36.4%。王丽丽能感到,之前的那种紧绷感跟弹簧一样,越拉越长,到最后就会被拉平,但对小孩的亏欠感会不断叠加,即便再有野心,她始终还想做一个尽职的母亲。

吴凯茵并不这么想,去年网易、华为辞退员工的新闻被她看成一种震慑。她并不愿离开这里,互联网年景不好,她怕出去再难找到同等薪酬的工作,到了35岁,工作并不好找。她谈起朋友在腾讯上班的见闻,上司在群里训斥了整个部门,年轻人打个哈哈过去了,因为觉得自己即使这次犯错了,以后也有很多机会去弥补,而年长的那位焦虑了几天,反反复复说「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年初,很多大厂的女性因为人事重组离开,项目不在,人就得走。工作3年后,小绿感到疲劳,选择回了老家,在小城里待了两个多月,学了开车、刺绣和插花。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长出许多皱纹,法令纹越发明显。在大厂的几年里,她常熬夜,零嘴不断,体重在130斤这个点再下不来。几年前她还会穿着二次元的衣服,正大光明地出去,今年她不敢,撕裂感很强烈,「就觉得这个脸怎么回事,哪来的?很陌生。」

在老家,大厂的女性们再次被投放到相亲市场上。小绿一直单身,之前偶尔有男性微信敲她,问忙不忙,她的回答一律是,忙。有事得快说,不是公事,不聊天。几年前她也相过亲,对方是个画家,得知她的工作后,要求把他炒火。当时她想,上班这么累,下班还得做乙方接你的需求,此后,就不再联系。在老家,亲戚给她介绍对象,条件都很悬殊,男方甚至期望女方带着去北京发展。而李蓉偶尔回老家,奶奶总会逼她相亲,或是见当地公务员,有一次,将一位巴士司机介绍给她。

去年11月,贾逸婕也辞职了。她在朋友圈感叹,「石的困惑在于看不到山,甚至不知道山的存在。」大厂的光环让她认不清自己的价值,她选择离开,打算和前同事一起创业。

至于一开始的那个赌局,席月岚要获胜了。新来的那位女销售看起来很难支撑下去。在她看来,对方带来的是那一套——请人散散步,吃吃饭,把问题解决在酒局上。「但在大厂,这是行不通的。」很快,在一个技术大会上,那位销售碰了壁,没有争取到一个主场的位置。得知她一个上午要进行五六次补妆,席月岚表示,这超出她的承受底线,能够抽空去一次,顶多了。

她觉得对方并不适合这里,如果有补妆的时间,大厂的很多女性,可能会用来继续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巴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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