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假扮选美冠军的日子

导语:文中的“我”是一名美国女大学生,她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全职工作,2011年毕业之后来中国当模特,靠假扮“美国小姐”四处走穴挣钱,聘请她的多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以下是她在中国当模特期间的见闻,很真实,却也很荒谬。

2011年11月,我睡在中国鄂尔多斯一家宾馆的房间里, 17岁的巴西姑娘安娜睡在我旁边的床上。我将闹钟定成了早上6点。第二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唱歌、跳舞,还有才艺比拼。所有活动都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转播。

“睁大眼睛,笑一笑,”安娜模仿着排舞老师的声音大声喊道。两天来,她一直要求我们这么做。“哦,亲爱的,晚安啦。”

在巴西,安娜是一名时装模特,受雇于纽约和米兰的模特公司。而24岁的我刚刚从大学毕业,由于找不到全职工作,就来到中国旅行。只不过,我旅行的方式有点儿特殊罢了(比如给人当模特赚钱)。

这不是一场真人秀,更不是安娜在纽约和米兰参加过的那种高端时装秀。我们所参加的,只不过是一场假的选美比赛。此前,北京的模特公司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时装秀”,之后就没再透露更多的细节了。直到我们早上登上开往鄂尔多斯的飞机,我们才知道了这场“时装秀”的实质。

“我们是去参加另一场‘选美比赛’呢”,邻座的乌克兰女孩哀叹道。

他们雇我假扮“美国小姐”;而安娜呢,虽然是巴西人,却要假扮“智利小姐”。呵呵,倘若之前两个月里我没参加过两次这样的活动的话,恐怕这将会是我生命中最“奇特”的36小时了。

我第一次假扮美国小姐是在9月份。那时主办方在敦煌的绿洲中举办“国际葡萄节”。他们邀请了40名模特,包括我,在T台上为2000多名当地观众表演。这简直太假了!之后,我们又骑在骆驼背上,排成一队,穿过戈壁中的沙丘。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我们40个人骑在骆驼背上,有的人甚至只穿了胸罩,这真是太荒唐了!”

10月,在大连。我又一次假扮了美国小姐。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我和其他女孩儿一起,坐在一辆假的金色梅赛德斯高尔夫球车中绕着整个城市巡游,为的竟是吸引那些潜在顾客购买仿凡尔赛宫而建的房子。一本印刷的小册子上用中文印着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故事,当然,这些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另外,我们还得穿着在组织者看来代表着我们祖国颜色的服装。可十分奇怪地是,他们竟然要求我穿一套水鸭蓝色的衣服,这好像有点儿不怎么爱国吧!

这些华丽丽的场面无疑是这些城市的一种宣传手段——“来鄂尔多斯、敦煌、大连或者成都吧:我们很有钱,连选美冠军都请得起!”这些活动往往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城市旅游部门赞助的。又或者,像鄂尔多斯的这次活动,是由中央电视台赞助的。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可以被当做宣传材料,使用很多年。比如,在敦煌,许多广告牌上播放的就是去年的表演视频。

参加这些表演的也并不是真正的选美冠军——她们大多都是由各自所属的模特公司派过来的T台模特。这些公司会从她们的收入中收取10%作为回报。在一些工作机会很多的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通过杂志宣传和不停的T台演出,她们都已经在圈内有了一定的名气。大多合同都规定,无论演出细节有多么不清楚,她们都不能拒绝。否则,她们就有可能违约,然后被遣返回国。

一些声誉不怎么好的公司向模特提供的演出信息往往很少。他们称普通的演出为“时装秀”,之后把她们送去工作。我在北京工作时,9场所谓的“时装秀”中只有两场是走秀,其他的都是选美比赛、车展或者贸易展——但我都是到了活动现场才知道活动的实质。那些被认为没什么赚钱潜力的模特会被送去参加“选美比赛”,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多。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俄罗斯少女,她曾作为“阿根廷小姐”,乘坐大巴在中国的农村奔波了10天,参加各种演出。

一旦被选定模仿某国的选美冠军,这些模特就不得不前往目的地(通常是小城市)。在那儿,主办方会发给她们绶带、王冠以及高跟鞋,并且指导她们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我在敦煌参加演出时,所有模特都被禁止吸烟、说脏话以及穿短于膝盖的衣服——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模特跌倒了,是不会受什么惩罚的。

大多数模特都来自东欧和拉美,她们简历上的东西都是胡编的——她们的祖国、姓名、民族服饰以及个人经历,没有哪一样儿是真的。在敦煌的那次表演中,来自巴西的安娜成了从智利来的“安娜贝拉”,而我则成了美国来的“玛丽•安娜”。在另一场表演中,我又成了“来自纽约的玛丽”。我希望我能看懂我绶带上写的是什么,不过那是用汉语写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曾假扮过巴西小姐、波兰小姐和美国小姐,但却从未扮过加拿大小姐,”来自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模特罗拉告诉我说,“可一些波兰女孩儿却假扮过加拿大小姐。”

一次在广州带妆彩排时,罗拉在台上摔倒了。台子实在是太滑了,5英寸的高跟鞋根本承受不住她的体重。“他们给了我三天的带薪假期,之后我又不得不继续参加演出(后来主办方又重修了T台)。”

这些活动与中国模仿西方的山寨行为大同小异。在无锡,满大街都是H&N专卖店、Sffcccks咖啡店和Zare专卖店。一些商店剪彩也会请白人来参加,仿佛只有这样,商店卖的商品才是真的。店家对这些白人模特也很慷慨(有时她们一周可以赚6000元人民币)。连建筑业也难以幸免:在杭州,有人仿建起了埃菲尔铁塔;而在北京,也有类似于阿姆斯特丹的地方。我的室友曾在那儿为某啤酒品牌拍摄广告。

模特们不止只在参加表演或者“选美比赛”时才会被“伪造”国籍。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告诉我说,一次活动主办方雇佣了一些外国模特在一座假的意大利别墅前迎接前来咨询的顾客,并对他们说“buon giorno(意大利语的早安)”。我认识的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模特还告诉我,有许多“维多利亚内衣时装秀”都是假的。那些内衣可能是中国制造的,而编舞、模特穿的翅膀和脚本都是直接从美国电视上学来的。“有时候零度时她们还得站在外面,”我的朋友说,“而她们穿的只有假的翅膀和内衣。”

由于签了合同,模特有时不得不去做一些奇怪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合约就像那些选美时佩戴的绶带一样假,所以她们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障。在中国,要办工作签证很难,而且花费不菲,所以公司一般推荐她们办旅游签证,然后非法地工作(尽管今年年初,中国北京已经开始打击非法模特,并且还逮捕了大约60名模特)。为了事业,她们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中国以及其它相似的市场如泰国、新加坡和日本都被这些模特给占领了,因为在米兰、巴黎和纽约这些城市,竞争更为激烈。

我在中国工作时遇到的模特大都很年轻,有的甚至只有14岁。她们在中国工作,然后将钱寄回家。就像纪录片《想做模特的女孩》(Girl Model)讲述的那样,猎头们在一些国家搜寻明星脸,把一些有着明星梦的女孩儿送出国,但却没给她们提供任何法律保障。

从金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只是假扮的选美冠军,但靠着给一些杂志和淘宝店家当模特,她们一小时能赚好几百美元。但即使这样,模特的收入也还是不高,因为中国的模特代理机构需要收取40%的提成,而本国的模特公司还要拿走10%的收入,而机票和房租费用则会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尽管大多数模特公司会报销其中的一些费用,但是模特想要真正赚钱还是很难。

现在一位假的选美冠军的市场价是多少呢?大约是2000元人民币一天,而这差不多是中国家庭平均月薪的两倍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名模特只需工作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就能赚到一般中国家庭一年的收入,虽然她们本人可能只能得到少一半儿,这样一比,差距也还是很大的。

鄂尔多斯的这次活动是我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中规模最宏大的,可现实背景却也让人倍感这次活动的荒唐性。城市设计者最初进行城市规划时,为迎合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将城市的人口容量定为100万人。而现在这座城却成了“鬼城”,许多房子都空着。

选美比赛在鄂尔多斯歌剧院举办。我们排练了三天:穿着闪闪发光的迷你裙和高跟鞋,努力完善着我们的舞步。这次的演出我们得换三套服装,唱一首歌,跳一支舞,还有一个才艺比拼,所以必须得事先排练。

“女孩儿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尽力微笑,”我们的排舞老师站在舞台前,尽职尽责地要求我们。我身旁,一位乌克兰女孩儿将老师的命令翻译给她的同伴们听。所有40名模特中,至少有一半儿不讲英语。

选美比赛那天晚上,剧院里观众很少。一些鄂尔多斯的当地居民被请来观看(比赛是免费的),全场只有他们懒洋洋地鼓着掌。我们的比赛直接复制国际选美大赛“环球小姐”的程序。更准确地说,整个程序包括民族服装展示、才艺比拼,最后公布前十名的名单。

事实上,前十名的名单在比赛前几天就已经定下来了。前十名的名单公布之后会公布前五名的名单。安娜也入围了“前五强”。不过冠军还是会在比赛当晚公布。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前五强”模特站在舞台上,安娜假装心情激动地同其他四位选手握手。接着,有着一头黄色头发的男主持人(他也是雇的)从口袋里掏出卡片,充满激情地宣布,“环球小姐”的最终得主是黑山小姐克里斯蒂娜。可就在这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舞台的大屏幕上竟然播放着“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时装秀的片段。

我在后台朝着安娜挥了挥手。她真的想赢吗?她失望了吗?她笑着耸了耸肩,回给我一个选美式的挥手,然后转过身去,面向台下的观众,睁大了眼睛,粲然一笑。

编译来源:《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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