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郭敬明的前半生

1.他的两面

郭敬明在2016年《爵迹》惨败之后就渐渐减少了更新自己的动态。

有人统计过,他在2018年仅发了42条微博,放在过去,这仅仅只是他两个月的更新量。如今,他在微博上爱提及的是新收养的流浪狗店店,最近一张狗的照片背景是他灰色看不出品牌的棒球帽。

在神隐的这四年里,郭敬明并没有完全消失踪迹。偶尔他出现,人们的姿态却不甚友好。今年1月,他剪短了头发,把过去那头标志性的浅色黄发染成了深颜色,发了一张正面自拍。这张照片被网友不客气地比喻——像一只惊恐的松鼠。某医美品牌则在自己的推文里建议这位恐惧衰老的男士去做一个玻尿酸丰唇。

3月,最世旗下几家子公司注销,他翌日就出面澄清,但依然有人坚持认为他的公司随着纸媒走向衰弱,称他为“中老年顶流”。

直到最近,郭敬明在节目《演员请就位》中的表现终于让一些网友松了口风。原因是即便和其他几位专业导演同台,他这个门外汉也不露怯,还能输出专业理论:张榕容表演紧张时探头探脑,他提醒对方,表演是该演相反的东西;陈若轩说自己认为最有戏剧张力的一场戏是角色父亲被打死后的大哭,郭敬明则说是和毒贩僵持在赌对方要不要开枪那一刻,因为千钧一发。作为一个外行,他表现得足够聪明。

其实,郭敬明一直是这样聪明的。

《小时代》的制片人安晓芬夸奖他是自己见过“最勤奋最聪明最用功的年轻人”,“对摄影、打光、找角度都很在行”。安晓芬在采访中透露,他甚至可以斡旋在商业与权力之间,“有场戏需要封锁上海的延安路高架桥,(他)也做到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评价这位自己一路扶起来的年轻人“很会扬长避短”:23岁时,郭敬明就已经拿着自己的完整计划去和黎波谈判,包下了他擅长的内容制作和策划,渠道则交由出版社运营。

但聪明之余,也有人认为这位跨界商人擅长的根本还是诡辩:例如《演员请就位》里李诚儒质疑的是他笔触的不深刻,他却用题材“偷换概念”,并且在结尾打起了熟悉的共情牌,“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请允许它存在,你可以继续讨厌你讨厌的东西,但请允许别人喜欢。”

正确地辩论,这的确是郭敬明一贯擅长的事。今时批评他的魏坤琳,曾在《最强大脑》中说郭敬明“非常业余”,说跟他谈话“好像和一个女人吵架一样”。郭敬明愤怒的当下,还是给出了一个正确的回击, “你作为一个北大教授,当你和一位男嘉宾争论时说,我怎么感觉在和一个女人吵架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你的学识还是修养都出了问题”。

《锵锵三人行》里,窦文涛提问:过去韩寒好像总骂你,好像你也不是很介意?郭敬明从善如流:说得对我就改,如果是无解那就随他去。窦文涛又进攻:关于你的抄袭,有两派意见,你自己怎么看?郭敬明又答:我会用十年二十年证明,我有没有才华,是不是侥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用时间去证明。问到最后,旁边的许子东忍不住说:你的回答啊,是不是太正确了?

而也是这种从不跑偏的正确,让大众觉得跟负面颇多的郭敬明并不匹配。他的言语相比行动,更有狡猾的嫌疑。

郭敬明身上的两面性还不止于此。一方面,他是出版业的奇迹,最世文化曾在2012年时就每年创造两亿码洋,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在采访中礼貌地称呼他为“郭老师”,并认为“《最小说》的发明非常了不起”。同年,他与莫言、金庸、韩寒共同当选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十大作家。

2011年5月《最小说》封面(图源郭敬明微博)

但在部分学者看来,这种畅销的创作也依然回避不了“阴性的”价值取向,2013年Vista的采访里,“80后文学”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就认为郭敬明的作品里有一种劝告青年平静忍受的宿命感,“他希望青年安于一种静止的状态,甚至安于宇宙自有的命运状态。”黄平觉得,郭敬明的文章正在暗示当代青年都是“孩子”,而“孩子”的身份正好可以用来逃避不安。

可外界很难判断郭敬明“孩子”般的注视究竟是好是坏。他自己是工作狂人,忙起来时每天只睡3、4个小时,甚至对媒体抛出过擦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言论:“为了工作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7 年没有休过假,也没时间谈恋爱。而另一个人他天天玩,在网上骂人,你说我不成功谁成功?”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下属却有种近乎奇异的宽容:作为最世内部曾与郭敬明对抗最激烈的人,Hansey曾出走过一段时间,三年后他回来,郭敬明又接纳了他。在他看来,Hansey也是他的“孩子”。好友落落在采访中提到,郭敬明对他的态度也彷如管教女儿,谈到人生规划时会自然地扮演她的长辈角色。

“他们这帮小孩,都是在我的呵护下长大的,他们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总把外面想得特别好。”郭敬明在受访时曾这样说。

2.一种主流期待的失败

不像那些被他保护的朋友们,出道18年,郭敬明的成名路上一直孤军奋战,且伴随着巨大争议。

个中原因之一,是他对物质的追逐表现得太过赤裸。

这么些年,郭敬明在《鲁豫有约》上的发言不断地被回溯用来证明这一点:他在本地人占大多数的上海大学读书,因为家境普通,没办法像其他本地同学一样穿最时髦的衣服,用最新款的手机,这个物质的城市和学校因此令他觉得变态。他甚至因为不懂物质被奢侈品店的店员、活动上的人员羞辱过。导致他觉得,哪怕庸俗,也不可缺乏物质。

郭敬明曾认为“上海大学是一个非常变态的大学”

或许是出于报复性的需求,成名之后,他疯狂购物,在博客、微博里陈列LV、Armani、Dior等奢侈品牌的物件,甚至在对主要受众是中学生的《最小说》里也并不顾忌。他早年在《最小说》一篇叫《自曝狂》的文章里写,自己的冰箱里装了“无数的哈根达斯”,有价值从几十块到上千块的杯子,但他不太用这些杯子喝水,更喜欢直接喝罐装饮料。在另外一篇描写上海的文章里,他提到在喝的一瓶水价值68元,足够在其他城市吃一顿饭。

他在上海购买了多处房产,其中曾用来办公的一处在多年前价值就已经达到了1亿元,并且配备有两名保安、四名清洁工,有一位阿姨专职打扫他的卧室。另有一处是汪精卫四姨太的住所,厚实的地毯、墙壁上的中世纪油画、精美的瓷器,这些都是在郭敬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他在小时代里安排林萧摔坏了宫洺的杯子,那个品牌的杯子单价高达3800元。

尽管郭敬明也在多年的采访中就说过,物欲困境是生长于社会转型期的几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他点出问题,不代表他就是问题本身。至于读者用批评或者羡慕的眼光去看,这是他决定不了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更愿意相信,这就是一个当代盖茨比在努力得到他的虚荣生活。窦文涛甚至在郭敬明第二次上《锵锵三人行》的时候不太客气地读出了外界对他的评论:不关心社会、拜金、价值观肤浅。

运气好的时候,他也会被描绘为卡波特:《人物》认为,他和那位好莱坞曾经的明星作家拥有诸多相似,比如都拥有小男孩的身材、娇嫩的嗓音、热衷于名利场生活,爱结交明星。但他显然没有卡波特那样的主流认可,因此他承受的敌意也要大得多。

而郭敬明对敌意从不避讳。面对陷阱,他甚至会大喇喇踩下去。

“你设的陷阱我看得见,但我可以踩进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2013年,他对《财经天下》这样说。之后,郭敬明在Vista的采访里继续表示出讨厌虚伪,“你要爱钱就表现出来很爱钱。你要真的仙风道骨不在乎物质,那也很好。但你不能一方面看不起人家物质,一方面自己又拼命追求钱,特别在乎,那我觉得你挺没劲。”

“你要爱钱就表现出来很爱钱”

这种过分袒露,某种程度上触犯了大众。

2009年,郭敬明在《艺术人生》采访画家黄永玉,对他陈述自己的困惑,老先生送他一幅字,上书“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再能言善辩的人,也有能挫掉他锋芒的人。郭敬明回头就写了一篇博客,行文之中对于这位财富与才华兼具的老人颇有忘年交的形容。博客写到,两人临别前,黄永玉对他说,“我就是五鹿,你就是朱云。你以后来北京,没事就来看我,下次你说故事给我听。”

但偏偏有人去找黄永玉对质,问老先生是否很喜欢郭敬明,老先生说:没有很喜欢他,一点也没有。

抄袭事件,更让媒体对他穷追不舍。2005年,他上马东的《文化访谈录》,提问中出现了双方未曾协商过的抄袭问题,“如何解释两本书中那么多相似之处?是否能容忍文学中的借鉴和模仿?”(指《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圈里圈外》)郭敬明情绪波动,表示自己要去洗手间,十分钟后才回来。

他与出道时间相近的韩寒也被多次拿来对比,他在采访里说:“韩寒有了钱,不断换车,凭什么就比我高级?他玩车不是也很花钱?”这自然又被认为是一次骄傲又负气的发言。但郭敬明就这样一次次主动踩进“陷阱”。

诚如南方人物周刊的评语:这十年,在媒体的叙事里,郭敬明从未发生过变化。他们从不放过郭敬明,而郭敬明则倔强不退场。有人说,“一个少数派,还不夹着尾巴做人?”

由于上述种种,这位高调的年轻人一直在被期待失败,直到《爵迹》终于惨败。

这部集合了11家出品方、集合了超过10位一线明星的中国玄幻巨作,仅得到了3.82亿的票房,豆瓣评分更低至3.8。有人估算,这部影片大约亏去了两成。时有影评人不无尖刻地评论,“用电影中的称谓就是各个(演员)都是一种有着人形的‘魂兽’。”

《爵迹》路演的最后一场刚好发生在羞辱过他、也成就他的上海,郭敬明情绪崩溃:“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

3.他的“罪”

时至今日,大部分人仍然愿意相信,郭敬明是有罪的。

他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贩卖文字、亵渎艺术、抄袭。

虽然他在商业领域展现的天赋被许多人认可,但是他们也认为,他无非是将文字、作家当成一种商品和肤浅的消费。《演员请就位》里李诚儒就是一个典型的老派代表者,他批评《悲伤逆流成河》用廉价的笔触引发广泛的共鸣。

李诚儒批评《悲伤逆流成河》是用廉价的文字引发广泛的共鸣

法律的判决使人们更坚信他们的判断。

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并尽快在报纸上公开道歉。郭敬明表示,愿意赔偿,但拒绝道歉。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其实也一直存在。

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汉宁森在其专著《版权重要: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模仿、创作和本真性》中就专门讨论过此案,认为指控《梦》对《圈》的抄袭并非空穴来风,两者属于一个文类,但《梦》可以算得上独立的艺术作品。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定案

一位研究媒介与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在她的书中系统地分析了郭敬明的抄袭案例,她认为,一些现代著作权侵权案件常以“显著提升”作为抗辩手段从而洗刷抄袭恶名,但在我国,著作权法规的合理使用的12种情形并不包含“显著提升”,因此这桩案件其实有所疏漏,以至于在法律界不断引起讨论。“事实上,永远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学作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前人和同辈作品的吸收和借鉴。”

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替郭敬明“说话”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例如上述女性学者,她在做完该案版权研究后给期刊投稿,发现四处碰壁。最后好不容易发表在一家小型学报上,编辑还删除了她的副标题,那个副标题叫:“重审郭敬明抄袭案”。她觉得自己无意触碰到了某种“禁忌”,进而认为研究郭敬明在文化里的身份也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

法律之外,一件不大被人们承认的事是,郭敬明至少为几代青年们提供了可落脚的情感结构,不至于让他们无处可依。

现代中国文学之中常有三种交叠的情感结构,即儒家情感结构、启蒙情感结构与革命情感结构,这三种结构都与人们解决自身的现代性困境相关。但由于代际鸿沟、社会转型等问题,无论这三种结构如何结合,都难以提供80后、90后的心理落脚点。

前述女性学者提出,《小时代》能够击中至少这两代人的心灵,正是因为它建立了更现代的情感结构:它对儒家情感结构进行了双重置换——将原本最末的朋友关系置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之上,更符合新一代年轻人的关系;它挪用了革命情感结构里的宏大想象,但摒弃了社会主义语法的“大我”,以友谊的名义再次说出“我们”,这也非常现代。它甚至超前地具有女性视角,无论是哪位女主角,都拥有现代女性颇为独立的精神。

这大概就是当年郭敬明曾风靡全国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大人们都忙着成为面目模糊的“我们”的时候,郭敬明在文字里一遍遍强调“我”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来说,“我”的确立具有无比的吸引力。而藉由一个个“我”,他又为孤独的城市子女们提供了共情的瞬间,最终组成“我们”。

但情感结构也会不断更新,如今的95后、00后,自又会有的新的文化心理坐标。曾经成功引领风骚的郭敬明,最不明智的地方或许是没在功成名就后隐退,以至于被清算旧账。因此,郭敬明才会有一种困扰:为什么喜欢他的人那么多,但都只能隐秘地存在,而不能大声地说出喜欢?

“郭敬明的读者主要是年轻女性,最没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不少女孩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熟,还要跟郭敬明划清界限以显示自己的成熟,仿佛喜欢他是一个人生污点。”上述学者说。

总体来说,韩寒聪明在比他低调,后者意识到,他的读者们早已经成年了,因此他绝不翻当年幼稚的旧账。加之,韩寒本质上是怀疑主义——既然没有论点,也就不会被揪住小辫子。

《爵迹》四年后,郭敬明重回大众视野。这位身兼多职,在中国文学史和商业史上都有留声的青年人今年已经36岁了。被嫌弃已经是他这前半生重要的注脚。

这次综艺播出之后,郭敬明私下里和人提起:人们总是习惯带着有色眼镜、从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去了解他,可只要他们去跟节目的工作人员聊两句,或许就能知道真的他。他曾经认为自己已经与媒体和解,现在,他想与他的大众和解。

但今时今日的郭敬明,似乎仍然逃脱不了一种命运:被嫌弃、被定性,但不被认真阅读。没有人会去仔细看他和同事们的相处,也懒得去搜那些在法学界争议纷纷的版权问题。这些功夫不如一场吐槽来得痛快,毕竟网络时代评价一个人是如此轻易。我们这样对待郭敬明,也这样对待蔡徐坤、于正。这是我们的时代病。

今天我们再谈起郭敬明,或许最应该被讨论的不是他的抄袭,不是他的肤浅,而是应该思考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定性,并且数年如一日地不变?一个人如果有了明确的过错,他的一生就不再被值得阅读吗?

10月13日,郭敬明最新点赞的一条微博是来自某粉丝对他的表白,那条长达一百余字的微博让他亲自回复:我泪点低,不要搞崩我。这条微博的第一句是:被人理解真的很幸福。

来源:微信公众号:毒眸(ID:youhaoxifilm),作者: 何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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