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买房的女人们

*文章来源自微信公号:叁里河(ID:Sanlihe1)

作者:洋平

故事时间:2019年

故事地点:杭州、北京等地

0.7秒后,大约是两个眨眼的时间,35岁的林青终于觉得,自己在杭州城,算是扎根下来了。

这是2017年某个零点,桥西板块一个热盘开始微信抢房。提前两秒,林青就开始猛按屏幕上那个红色的“立即选择”按键。

林青瞄准的是120多平的大三房,相比89的刚需房和更具性价比的130多方四房,她的选择更有把握一些。

“恭喜你,选择成功”,当绿色的对钩跳出来,这一刻,五六年的漂泊感消失了。在她,买房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过程,杭州房价在G20后经过了一波猛涨,势头不减。“买涨不买跌”,林青觉得,作为投资,买房是最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父母曾提议,卖掉老家富阳的一套房子,来支持女儿买房。林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就像弟弟买房时,她拿出了二十万那样理所当然。

属于弟弟的这套房早在2007年就买下了,花掉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儿子买了房,才好成家立业,至于女儿,“女儿是要嫁人的,没必要买房。”父母并不重男轻女,但这个朴素的想法像常识一样无需解释。

“从夫居”,这种家庭婚姻关系中的居住安排,已经延续了千百年。尽管这背后,往往意味着家庭中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但在包括林青在内的全家人看来,顺理成章。对于林青,父母的关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操心她的婚姻大事。

只是,这几年里,林青并没有谈恋爱。既然没遇上什么特别想嫁的人,那就自己安个家吧。

父母似乎也放弃了催婚,转而支持女儿买房的决定。毕竟女儿作为民事律师,年收入在50万左右,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购房的中国人中,有高达46.7%的购房者是女性,即使在二线城市,女性购房者的比例也高达35.7%。

为了成为其中的一员,林青到处凑钱。她拿出所有积蓄,把手上所有信用卡套现,借空了蚂蚁借呗的所有额度,再加上从朋友那里补上的空缺,终于交上了所有首付。

付完首付那天晚上,林青约闺蜜于飞吃了顿饭。两人碰着酒杯,林青说:“从今以后,我可没钱请你吃饭了。”

于飞当时刚刚离婚。她卖掉了婚前自己名下那套小居室,为了财产分割,“给了前夫一百万,算是买回了自由。”

丈夫孕期出轨,对她是一记当头棒喝。于飞确信,自己做到了一个好妻子应该做的所有部分,自己买的房子用于供公婆来杭探望时居住,作为记者,她满浙江跑,依然把儿子带在身边。

丈夫出轨给了她难以磨灭的伤害。意识到男人不可依赖之后,她陡然明白女性独立多么重要。

“再也无法相信男人了。”于飞向林青吐槽。林青因为接了不少离婚案件,看到过丈夫在财产分割中的种种作为,对这点也感同身受。

安全感

另一些女人深知缺乏安全感时的生理反应,比如文佳。通常是在入睡前,她会不停翻身,等不到睡意只好玩手机,打亮了屏幕她又变得心不在焉。转转头,仿佛就有一大堆焦虑的情绪流出来,积在枕头坑洼处。

房东提出要自己搬走的时候,她就这样在焦虑感里泡了好几夜。辗转反侧中,忧虑的事情很多:能不能找到房子,如何在这个城市立足,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发展?她甚而无中生有地担心起自己和父母的健康来。

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文佳决定,要在工作的杭州买套房子。

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理由给得也直接:没男朋友也尚未决定最终留在江浙沪一带发展,何必买房。在长辈看来,房子是漂泊的终点。文佳却觉得,房子只是个中点。她给父母算账,房租每月就大几千,自己每月都是月光,到头来都是给别人打工。不如把房租的钱用来还房贷,好歹房子还是自己的。

“找不到男朋友就不买房?那如果我十年不找呢,难道都不买房吗?”文佳说,自己绝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会放那个挂在另一个人身上的篮子。

她带父母看房,整理杭州楼市的发展轨迹来说服父母——一切看涨。最终,在父母支付部分首付的支持下,她买下了一间40年产权的商住两用loft公寓。

买下房子的那一刻,文佳才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而不再是个借居在此的异乡人。

“异乡人”的尴尬境地,Jane在美国体会地尤其充分。自从特朗普上台后,Jane说,她能感受到身边对外国人不友善的人多起来了。曾有服务员学她的口音说话,有一次与楼下租住的黑人打个照面,他竟然眯起眼睛看着她——眯眯眼是当地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但Jane其实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这种摆到明面上的歧视感让Jane觉得没趣味,加上她没有抽到工作签证,在美国念书、工作七八年后,Jane回国了。她选择在温暖的深圳落脚,这个北方姑娘其实很怕冷。

一回国,借住在朋友家的Jane就看到了自如租客住甲醛房患上白血病的新闻。因此,她不信任网上的租房信息,也对房产中介提供的房源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别人装修好的房子,环境安全难以保障,“索性买个房吧。”Jane想,自己买房跟踪装修,便能一举驱散这种不安感。

出于工作需要,Jane那段时间正在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因此,除了定居,她也开始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Jane列出了国内的通胀率、深圳平均工资涨幅、房价这几年的涨幅,几个数字一摆,交给父母,父母就成了她坚定的支持者,一家人开始物色、购买小公寓。

屋里

Jane不太在乎房子大小和地段,却尤其看中小区环境、物业和交通设施。她最终选择了一套套内面积50多平的小公寓。

父母出了首付,接下来的贷款和装修就全自己来。Jane没找设计公司,她相信,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她自己调颜色、选材质,所有的材料和家具购买,全都一个人完成。

“不买不知道,”Jane说,光是地板就有这么多规格、型号、颜色。不同的地板用的胶还不一样,她不仅要挑选规格色彩,还要考虑着跟未来的软装是否搭配。

这是一个麻烦却相当愉快的过程。Jane发现,这是第一个完全由她自己说了算的空间。她不爱下厨,就把厨房改的很小,空间留给了宽敞的客餐厅。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有一段颇煽情的结语: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在外人眼里,吴潇是上海一位职业利落的互联网品牌销售,只要回到家,她就变成了一位少女。

吴潇的家是一间loft公寓,几年前,借助父母的支持,吴潇买下了它。房款连同接下来的装修,一同刷光了她的信用卡额度,那之后,吴潇着实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住进新家的那一刻,吴潇觉得,之前的艰难立马就变得意义重大。

在上海,大部分购买这个户型的家庭,会把房子隔成两居室,除了主人房,另辟一间客房,供未来孩子或父母居住。吴潇偏不,她把客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衣帽间,衣服、鞋子、包,全都分门别类安置。二楼的主卧、衣帽间,连同她开辟出来的大化妆台,和一个落地窗边的阅读区,组成了上海城里,属于吴潇的私密空间。

一楼用于和朋友聚会,吴潇把这里改造成三部分:一个大开间,一个供客人使用的卫生间,和一间小小的厨房。她的朋友来探望她,活动总是喝酒,从不下厨。

决策

文佳十分喜欢自己的新房子。在她看来,这所房子最吸引她的是“趣味性”。她觉得自己的loft动静皆宜,住在里面,跑上跑下,自己也变得活泼起来。她不喜欢一眼望穿的平层住宅,因为那很“无聊”。

为了杭州这套钟爱的loft公寓,文佳着实付出了一些代价,每月支付房贷五千元,再加上交房前的房租,每个月月初,她工资的三分之二就已经交出去了。

“前两年过得非常苦,没有闲钱。”文佳说,一些消费只能放弃了,比如买花、做指甲、美容、旅游。钱要用来专注于满足刚需:吃喝、交通,以及必不可少的衣服和化妆品。

从前很少算钱的文佳开始精打细算。每个月,她要把房贷、房租、信用卡的钱全都加起来,再算这个月还有多少可支配收入。

从开始还房贷的那个月起,文佳居然觉得,自己成熟了不少。她拍着胸脯向爸妈保证,房贷一定能用自己的能力还完,绝不要他们帮忙。“有了房子后,责任感更强了。”文佳说。

从前,她经常一气之下就想辞职,现在,她再不敢在没找到下家的情况下离职。即便有了合适的选择,她也要做个表格,多方比较薪资水平、未来发展空间等等,再谨慎挑选出最稳妥的决策。

文佳最愉快的时候,是看到一些漂亮的生活用品,总在她精确的花销里占有一席之地。精巧的厨房用品和造型精美的收纳盒,她喜欢买这些东西,攒着,等到新房交付就能用了。

2018年末,文佳的新房交付了。不过,这些精巧的物件却没有进入到新房,文佳自己也没有。“我必须得走了,往北京去。”文佳想,她是英语教育专业出身,在杭州已经做过多份工作,年岁逼迫,她愈发觉得天花板将至。

很快,文佳在北京找到一份出版社教育培训的新工作,提着包就北上了。新房子刚刚交付,文佳忍痛将一天未住的房子租了出去:“我不会让房子绑定我的生活。”

林青决定扎根在杭州。房贷和信用卡还款压力不小,她努力接更多业务来偿还。朋友说她越看越像《离婚律师》里的姚晨,满身的独立女性派头。

在北京的一次培训,她又遇上了帮她凑齐首付的闺蜜于飞。两个人在酒吧坐着,于飞打听她最近的生活。林青告诉她,自己另开了一张银行卡,保证里面永远有五万块钱,够还三个月的房贷了。

就在买了房以后,林青第一次办了一张健身卡,一周去三天,跑步、撸铁,过得非常自律。于飞问她,这么瘦,何必健身。林青笑笑,她需要强壮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应对高强度的工作。

于飞打趣:“我看你就是要想办法活到把贷款还完。”

漏洞

吴潇也离开了自己在上海的安乐居所,追随爱情奔赴了北京。

“婚姻只是我的一部分。”吴潇说,她的一部分底气,就是来自对房产的投资。即便没有婚姻,她依然可以独立生活,为此,她觉得自己对丈夫和家庭的依赖,就控制在一个有限而平衡的范围里。“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能承担得起。”吴潇说。

装修北京与丈夫共住的房子时,吴潇做了不少妥协,应公公婆婆的要求,衣帽间比她的计划改小了很多,还腾出了一间客房。

换个城市重新开启生活却并不容易。

已婚未育,大概是女性所面对的最尴尬的境地。在北京的几次面试中,得知吴潇新婚,面试官都流露出一种商榷的眼神,询问她生育的计划。

“用人单位也要考虑性价比。”这似乎可以理解,在用人方的逻辑中,光是产假,就是一项不小的成本。我国现在实行《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 草案)》规定,女性职工生育享受的产假98天。而男性职工,陪产假则多为15天左右。

吴潇发现这是一个悖论,看似照顾女性,提供了比男性六倍以上的假期。但对用人单位来说,他们可以理解为招募男性职工划算得多。同是销售岗,吴潇提供的业绩成绩单,需要比同龄男性好得多,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她曾经一天干了三四天的工作,早上在北京开完会赶去河北出差,当晚回来,回京当晚接着见客户。当天还是生理期。“如果是男性,未必能坚持。”吴潇说。

“有时候也有性别优势。”吴潇说。有些客户,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单子,也许撒个娇,示个弱,就能谈下来了,这显然是男性同事做不到的,她享受这种优势。

不过,这也许又是一个悖论。吴潇潦草的想着,把疑惑埋到心底。

同为销售的于飞,有时会被一些男人握住手,真挚地暗示自己可以帮她完成一些经营任务。“男性有了经济地位,就觉得很容易得到姑娘。”于飞说。“女性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上是弱势的。”于飞说。

每一次,于飞都坚定地拒绝,“我有工作能力,养得起自己。”名下的房产是她的后盾,保她有路可退。

“我需要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在深圳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小悦强调。

小悦说,自己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带着情人在外过逍遥日子,目睹这些,让她从小缺乏安全感。个人资产是她最主要的安全感来源——即便婚姻失败,房子既是一份产业,也是一条退路。

在深圳工作后,她一直计划着买一套公寓,自住也好,投资也罢。她拼命工作攒钱,男友看她辛苦,主动提出要送她一套。

男友在自己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下一套两百多万的公寓。在公证处,正式赠与小悦。小悦说:“愿意给我买就买吧,反正我钱不够”。她坦承,也因这套房,自己“加速了与他结婚生娃的进程。”

*文章中人物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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