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第二总部争夺赛

文/黎明  编辑/魏佳

来源:燃财经(ID:rancaijing)

互联网公司们,正在卷入一场总部争夺赛。

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向一些互联网公司抛出了橄榄枝。他们开出丰厚的条件,吸引羽翼渐丰的互联网公司扎根落户,在地方建立新的总部。

一些创业者由此获得了新的“身份”。比如趣店创始人罗敏,他在去年底,顶着员工仲裁的压力,将趣店总部从北京迁到了厦门。如今,他成为厦门市政府的投资顾问,这是一个需要帮助政府招商引资的身份。

和他一样成为厦门市政府座上宾的还有,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更多的互联网大佬正在赶来的路上。引进了一个罗敏,攒了一个大佬局,这笔生意划得来。

类似围绕公司总部展开的故事不在少数。此前,罗永浩将锤子科技的总部搬到成都,拿到了成都市国资的6亿元投资。雷军在武汉建立了小米武汉总部,还在当地合作发起了120亿元的产业基金。映客直播子公司在长沙拍下一块4.9亿元的地皮盖楼当作第二总部。

这或许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合谋”,也或许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超车”。对于互联网公司,这关乎成本、利润,以及施展空间;对于地方官员,则关乎产值、声名,以及新经济话语权。

01

寻找下一个拼多多

拼多多的崛起,让上海这座城市,再一次坐上了新经济博弈的牌桌。

黄峥通过种种努力试图向外界传达,拼多多是一家上海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杭州人。最明显的例子是,拼多多上市当天,他以此前患中耳炎不适应气压变化为由,没有前往美国纳斯达克敲钟。他举行了上海与纽约两地敲钟连线仪式,亲自坐镇上海大本营,全程直播,让上海赚足了眼球。

上市现场,黄峥特地强调:“拼多多是一家根植中国、根植上海的公司。”就在当天上午,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在上海衡山宾馆会见了黄峥,对拼多多是上海新经济代表的地位进行了肯定。

这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

在那之前,拼多多这家公司和上海这座城市,在舆论上深度绑定,是因为数百位商家围攻了拼多多在上海的总部大楼。因为假货、山寨、保证金等纠纷,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冲向上海,向拼多多讨要说法。

风波过后,拼多多赴美上市,并接下了上海新经济的大旗,成为继盛大网络和饿了么之后,上海第三代新经济代表。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  图 / 视觉中国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  图 / 视觉中国

很多人感到好奇:拼多多这样一家电商公司,为什么诞生在上海,而不是号称电商创业天堂的杭州,更何况黄峥还是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毕竟,在拼多多之前,上海的易趣网、易迅网、1号店,都最终没能成大气候。相比之下,一城之隔的杭州,电商创业风生水起。

实际上,拼多多的前身拼好货,是一家起步在杭州的公司。2015年,黄峥将电商业务放在杭州,游戏业务放在上海。当时他是拼好货CEO,游戏公司的董事。直到上海的游戏公司孵化了拼多多,拼好货和拼多多在2016年合并后,黄峥将全部重心放在上海。

一位电商行业投资人称,拼多多远离杭州,其实是为了绕开阿里,“杭州是阿里的地盘,腾讯投资了拼多多,黄峥知道拼多多和阿里迟早会有一战,只能错位竞争。”

上海对拼多多敞开了大门。上海太需要一家拼多多这样的公司,来证明自己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伍。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排位因为杭州出头打破了局面。

有意思的是,杭州互联网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里巴巴的成功。杭州市的余杭区,也因为阿里而飞黄腾达。“当年马云本来是要把阿里总部落在萧山区,萧山区没那么重视,但是余杭区给了特别大的支持力度,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人给人。所以阿里才落户余杭。”一位杭州籍的创业者向燃财经说。

淘宝和拼多多的交锋,一定程度上是两座城市对新经济高地的争夺。这就像武侠江湖里,谁拥有了倚天屠龙,谁就能号令天下。

问题在于,像阿里和拼多多这样的公司并不多。因此,寻找下一个拼多多,成为地方官员的新议题。

02

总部背后的算盘和生意

总部之争,成为这场新经济高地争夺战的突破点。

一些二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降低落户门槛,吸引独角兽落户,有些城市甚至提出了“第二总部”的概念。更低的运营成本,更大的优惠力度,更彻底的政策扶持,都成为地方政府的卖点。在这场战役中,武汉、成都、厦门、长沙等二线城市的步子迈得最大。

以武汉为例,2015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互联网+办公室”;2019年1月,武汉第四届光谷“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的主题就是“新物种与第二总部”。武汉光谷被视为未来可以和美国硅谷相媲美的产业高地。

当地人才流失严重,一直是武汉最大的痛。武汉走出了雷军、周鸿祎、瞿芳,但这些精明的创始人,却无一将创业的第一站选在武汉。

为了加强对互联网人才的吸引力度,武汉拉来了出生在湖北仙桃、求学在武汉的小米创始人雷军。2017年4月,雷军来武汉出席武汉市招才局成立仪式并受聘为武汉市“招才顾问”,为武汉互联网站台。随后的6月29日,小米科技与武汉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确定在东湖高新区投资建设小米、金山、顺为武汉总部。2017年11月18日,小米武汉总部正式启用,小米集团、金山软件、顺为资本武汉公司入驻光谷金融港办公。

制图 / 燃财经

制图 / 燃财经

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下,武汉的互联网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根据公开报道,在小米之后,今日头条、360、旷视科技、科大讯飞、小红书、美菜网、流利说等明星互联网公司,纷纷在武汉建立了第二总部或地方分部。

跟武汉校友招商、老乡招商的套路不同,相比之下,成都的招商策略要豪爽直接得多。

锤子科技的总部本来是在北京。2017年6月,罗永浩在成都成立新公司,随后“成都市政府基金6亿元领投锤子科技”的消息不胫而走,紧接着,罗永浩就将锤子的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成都。

当时成都市的6亿元资金让锤子续命成功,也许是为了拿到这笔融资,罗永浩才远赴成都。实际上,在成都人的语境里,“锤子”是个骂人的词汇。搬到成都后,罗永浩笑称自己在成都谈事情都是在包间。

另一个例子是二手车电商平台人人车。今年1月,人人车创始人李健在朋友圈透露,人人车将在成都建立第二总部,并感谢金牛区政府提供的40亿元资金支持。

直接撒钱,让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落户,这很像成都人民的作风。以总部换融资,成为互联网下半场一种全新的融资方式。在这种新型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引进了新经济的明星公司,彰显了地方发展新经济的决心,提升了地方互联网产业实力,而搬迁总部或新建第二总部的企业,则获得了人、财、地方面的优惠,以及一系列隐形的政策福利。

“地方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和对外形象,企业关心的是免费的房子、税收,还有补贴。这些互联网公司注册在当地,直接就会拉动产值和税收。”一位众创空间创始人对燃财经说。

对于税源的争夺,是这场争夺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誉翔安地产合伙人王珂曾表示,地方政府更关注现实的税,然后才是影响力。当这两者不可兼得,地方政府一定优先考虑税收。政府会开出很多丰厚条件去换取税源。他曾做过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风口上的企业,一般“100亿营业额,交11亿税,形成500亿估值”。

深圳和东莞当年对华为的争夺,是个典型的例子。2015年,总部在深圳龙岗的华为,有意迁址东莞。如果迁址成功,华为将成为东莞第一纳税大会。这场争夺引发了“别让华为跑了”的争论,最后深圳赢得了这场战役。

如今,这一争夺战在互联网公司身上再次重演。

“第二总部”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税源,一些地方甚至在税收规定上做出了“让步”以吸引企业。

2018年1月,成都市政府发文称,要给予企业“迁营支持”,建立有利于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达到成都市总部企业标准条件的省内市域外企业因发展需要,总部迁入成都市或在成都市设立第二总部的,在成都产生的地方经济实得可与原企业所在地政府协议共享。

和武汉、成都情况类似的还有厦门。经商氛围浓厚的福建省,走出了美团王兴、今日头条张一鸣、瑞幸咖啡陆正耀这样的重量级创业明星,但他们的创业大本营,却都不在福建。

厦门市的政府官员显然意识到了问题。他们给这些创始人们安上了“投资顾问”的头衔,邀请他们回归乡里,建设新总部,发展地方经济。

趣店南迁是个典型案例。这家公司2017年在美国上市,但上市后风波不断,面临强势监管,股价在一年内跌去80%。2018年下半年,趣店作为重点项目被厦门市引进,并号称将成为厦门互联网的一张名片。虽然罗敏并非厦门人,但他能让企业家组团前往厦门,而这正是地方政府所看中的。

接近趣店的人士向燃财经分析,趣店南迁的根本原因,是获得了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互联网金融是个强监管的行业,趣店看中的或许是厦门对互金相对友好的政策。“有哪个企业会因为所谓的环境优美而搬迁总部?”

归根到底,这是一门生意。

03

被夸大的“第二总部”

中国的第二总部潮,兴起于2012年,当时以大型传统民企为主,真正爆发则是在2017年。如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成为这场争夺战的主角。

这在美国已有先例。2017年,亚马逊宣布将在北美某个城市建立第二总部,引发了上百座城市的竞标争夺。这场公开遴选持续了一年,产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优惠政策。

那些搬迁的总部和新建的第二总部,在地方上过得怎么样?

买地盖楼——或许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制图 / 燃财经

制图 / 燃财经

根据厦门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市场网信息,趣店在2018年1月以1.06亿元的起始价,在厦门竞得一块5.3万平方米的土地。当年12月,趣店创新园在厦门环东海域开工奠基,这栋大楼建成后将是趣店的新总部所在地。

瑞幸咖啡在2018年6月将全国总部落在了厦门。今年7月,瑞幸咖啡首个烘焙基地落户福建屏南,该基地占地62亩,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

2018年8月,小米竞得武汉光谷中心城地块,并在当年11月开工建设总部大楼。今年4月,大楼结构封顶,预计在2020年正式投入使用,将可容纳2500名员工。

腾讯很早就在武汉拿了一块地,并在2017年就建成了一栋建筑面积高达7.5万平米的黑色大楼,作为武汉研发中心的办公地。这栋大楼当时声称可以容纳2600名员工办公,提升腾讯在华中地区的产品研发能力。

腾讯武汉研发大厦  图 / 吴清山  来源 / archdaily

腾讯武汉研发大厦  图 / 吴清山  来源 / archdaily

这些去二线城市拿地盖楼的互联网公司,因为有当地政府扶持,属于招商引资,拿地成本很低,往往以底价成交。根据公开信息,小米在武汉拍下的地皮是以底价拿下,成交楼面地价不超过2000元/平。映客在长沙拿下的地块,也是以起始底价竞得,楼面价为3500元/平。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在外地拿地盖楼的速度,似乎要比业务发展的速度更快。

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武汉员工告诉燃财经,腾讯在武汉的研发中心大楼,如今只剩数量不多的员工,其他楼层都出租给了其他公司。相比腾讯武汉大楼业务的冷清,腾讯附近的楼盘却被卖得火热。

小米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一位从北京跟随部门迁往武汉的小米员工向燃财经透露,小米武汉总部启用后,一直在招人。“人才是个大问题,小米和今日头条在武汉是认真在招人的,但反正我们招人是挺难的。”

根据公开信息,今年4月,小米、金山、顺为武汉总部共有约1500多名员工,小米表示正在持续加大人才招聘力度,今年计划再招聘1000名左右研发工程师。但实际看来,再招聘1000人面临挑战。

另外在业务上,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核心部门,依然留在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小米搬到武汉的是人工智能与云平台等探索性较强的业务,腾讯和今日头条在武汉开设的是研发中心,美团目前落户厦门的也只是研发总部。

“搬到武汉的公司挺多,都说建第二总部,但很多没招到人,而且城市本身不像成都那样有吸引力。不过,这些公司盖了楼,倒是也不亏。”上述小米员工称。

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成都似乎更有吸引力,但它面临着另外的难题。

成都市当年投资6个亿引进的锤子科技,仅在一年后就陷入解散风波,成都分公司裁员,技术团队解散,一度被质疑即将破产。不仅没有给成都贴上新经济高地的标签,还让成都国资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

图 / 视觉中国

图 / 视觉中国

另外,今年1月宣布接受了成都市金牛区政府40亿元资金支持的人人车,2月就陷入破产裁员风波。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引进优质的互联网公司就像一次押宝,能否成功或许是个概率问题。但对于企业而言,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总不会错。因为有时候,地方政府不仅能解决燃眉之急,还能为未来布局,未雨绸缪。

一位电子烟创业者告诉燃财经,他正在跟西北的一些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考虑在当地注册公司,把税缴纳到当地,以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他认为,电子烟和互联网金融一样,随时可能面临监管。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发牌照,那意味着指标将成为稀缺资源。这是一种巧妙的地域性套利方法。“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指标,那地方政府当然会把指标发给最重视的企业。”

如今,罗敏已然成为厦门市政府最重视的企业家之一。他频繁奔走在北京和厦门之间,向他的企业家朋友推荐厦门,同时厦门也迎来了一些新面孔。

“在不久的将来,趣店将成为厦门互联网的一张名片、科技创新的一张名片、城市发展的一张名片。”罗敏这样说。

是的,不只是厦门,武汉、成都、长沙等二线城市,也都在寻找一张跟拼多多一样的互联网名片。名片背后,是人才聚集,是产业提升,是新经济话语权。这是一场赛跑,一场不见硝烟的争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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