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 他永远不会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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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江岳

来源: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

01

北纬23度的哀牢山赋予了湖南冰糖橙独特的甜度和口感,也成为褚时健人生最后十几年的战场。

他在这里对抗衰老,也对抗命运。

号角吹响的2002年,他74岁,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头一年,严重糖尿病让他得以保外就医,但活动范围仅限于玉溪。

他也没想过走远。

出狱后,他被旧部下接到玉溪红塔区大营街居住,知道消息的邻居们送来了新米和新鲜猪肉——玉溪卷烟厂的红火曾经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是当地人表达谢意最质朴的方式。

人们都以为,褚时健会在此安静度过余生。

他们显然不够了解斗士的习性。

褚时健转身扎进了哀牢山,他筹资1000万,承包山上2400亩政府农场,要栽种橙子。

这是他在狱中就想好的主意,也是他七十多年来第一次自主选择职业。早年他在家酿过酒,那是家传的生意,至于后来进糖厂、卷烟厂,就都是服从组织安排的结果了。

橙子种植不易。

路途遥远是第一道关:从玉溪到农场,要穿过几片香蕉林、甘蔗林,颠簸4个多小时的山路。褚时健也没经验,尽管他在狱中就靠踱步计算过树苗种植的密度,但现实是:最早几批果实口感都不太好,只能靠他的人脉消化。

王石是很早期的支持者。

2003年,他在哀牢山的果园里见到戴着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的褚时健。当后者兴致勃勃描述着六年后挂果的场景时,王石唏嘘不已:“如果我遇到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

2014年褚时健陪王石一起参观橙园

2014年褚时健陪王石一起参观橙园

答案是:肯定不会那么勇敢。

感动之下,王石当年就定下10吨橙子,但发现并“不好吃”。当然,这是多年后才吐露的真心话。

回到2003年,没人忍心打击这位75岁的创业者。正如没人会预料到,褚橙后来会如此成功。

2012年,当褚橙遇到本来生活时,这款生长在北纬25度的冰糖橙已经被褚时健调教得酸甜可口。打动过王石的故事自然也打动了无数北上广的白领,很多人记住了那句广告词: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还有人将哀牢山视为圣地,他们忙着追堵褚时健,企图从他身上找到力量和答案,解开人生谜团。有三十多岁的山西男人与褚时健聊天十几分钟后,扑通一声跪下,就此打消了自杀念头。

其实,答案自在人心。褚时健只是一面镜子,他无法渡人。

02

褚时健生前鲜少流露出激烈情绪。

他总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讲述过往。身处困境时,一句“不想了,不管了”便能让自己释然,随后继续埋头干活,前行。

如此淡定,是性格使然,也是屡经命运无常之后的自我保护。

他少年时就被赶上人生“战场”。父亲早逝后,他15岁辍学,每日劳作18个小时酿酒,和母亲一起抚养弟弟妹妹。后来他当了游击队员,同行的二哥牺牲,他只能冒着战火翻找出尸体背回家去。

1959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三四年间换了三处农场,日子难熬,他就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稀释痛苦,“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

他习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辗转于农场的日子里,他经常读《参考消息》,对外国发展尤为感兴趣。后来他向关系亲密的律师马军多次提及日本,科技革新被他认为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腾飞的关键。

他本身也是技术派。在无常面前,钻研技术是他最擅长的“作战”方式——

少年时,同样酿一斤酒,他能比同行少用半斤玉米,品质还更好;

1970年成为华宁糖厂副厂长后,他对锅灶和燃料进行改造,很快,100斤甘蔗能产出12斤糖,比同行多出3斤。一年后,这家原本亏损严重、每年需要补贴20万元的糖厂实现了纯利润8万,此后也逐年增长。

这成为他在困境中的护身术。文革期间,工厂批斗严重,但没人真正攻击褚时健——他是工厂的摇钱树,大家心知肚明。

新机遇也由此出现。

1979年,他得到平反,成为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厂里情况很糟糕,所有资产仅1000多万,很多工人祖孙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男员工找不到对象,厂区里,遍地鸡鸭、烟头和垃圾。

产品也不行。当时出产的红梅香烟在云南省参加评吸,专家吸一口就皱了眉头:辣、呛、苦。

褚时健搬出了老办法:抓品质。他提升产品线,优化烟叶,很快见效。

在卷烟厂厂长任上,这位企业经营者表现出对时代变迁的精准把握。

80年代末期,他赌上全厂身家,贷款2300万美元,买下一套世界一流的卷烟设备。

上世纪80年代褚时健在卷烟车间

上世纪80年代褚时健在卷烟车间

很多人觉得他疯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香烟厂需要有国家烟草局分配的指标才能申请购买国外设备。但这套设备价钱太高,贵州烟草公司、昆明卷烟厂都放弃了指标。

他们放弃了风险,也放弃了机会。

褚时健赌赢了。玉溪卷烟厂成为全国唯一能全自动加装过滤嘴香烟的工厂,没多久,“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香烟占据了全国近八成市场。到1992年时,它已经鸟枪换大炮,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

褚时健就此成为烟草大王。1993年,他去广州参加全国“两烟工作会议”,50多辆高级轿车在机场“抢人”。为了不得罪,他选择了对口接待的省烟草专卖局。

玉溪也从中受益。

在买香烟需要批文的年代,玉溪市里至少有6万人从事着弄批文倒卖香烟的生意,宾馆常年爆满,见过褚时健成为值得炫耀之事。

玉溪卷烟厂后来更名为红塔集团,有人感慨,这是一家印钞厂。

不过,如果故事仅仅到此就归于平静,褚时健就只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非传奇。

逆境永远比顺境更能考验人的心智、毅力和品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伟大都要经历黑暗,曼德拉也曾经感慨,“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995年,褚时健迎来人生最惨烈的那场坠落。一封关于贪污受贿的举报信让他锒铛入狱,4年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没有上诉,也没有辩驳。

多年之后,他和夫人马静芬告诉传记作者周桦,“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

03

家人是褚时健在战场上的盔甲,也是软肋。

他总觉得自己连累过家人。下放农场时,因为褚时健半夜去开会,一条毒蛇爬进蚊帐顶,吓坏了妻女;三岁的女儿褚映群害怕独自呆在茅草屋而一直哭,被着急出门打饭的妻子狠打过一顿。

1979年平反后,褚时健有两个工作机会:去煤矿,或者卷烟厂。妻子过腻了乡间生活,力主后者,褚时健听从了。到玉溪以后,他们有一次在电影院看《天云山传奇》,想起农场的那些凄苦往事,一度落泪,哭成一团。

所有泪水都不及1995年时的苦涩。

被举报后,褚时健继续主持工作,同时接受调查。妻子马静芬、女儿褚映群被送往看守所看押。中秋节那晚,马军前去探望,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屋子里黑乎乎的,只有电视机和一盏节能灯发着弱光。

孤独,那是马俊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捕捉到褚时健身上的这股气息。

几个月后,他又见到这位老人痛哭落泪——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见到马军时,褚时健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呢喃着“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自责如同刀片绞在他心头,“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丧女之痛,痛彻心扉。

他原本是想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在后来的坦白中他承认:

“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我自己的将来着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所幸儿子褚一斌没有受到太多牵连。他在1987年就留学日本,后来在新加坡定居。

但这对父子一度并不亲密。

褚时健和褚一斌

褚时健和褚一斌

少年时期,褚一斌并不喜欢“烟草大王之子”的身份,也不愿按照父亲安排去按部就班生活。他想留学,褚时健不太乐意,提出条件:必须先成家。

褚一斌花了半年时间达到父亲要求。他闪婚,如愿留学,又很快离婚。多年后他感慨:那是一段为了赎得自由而进行的婚姻。

不过,父子之间的牵绊,终究会在时间沉淀中变得厚重。

2005年,马静芬被查出癌症,褚一斌时隔10年首次回国。他推开母亲病房房门时,褚时健腾地一下起身,抓住他的手:“有没有问题?进来时还好吧?”眼角略微湿润。

印象里刚强的父亲老了,也有了柔软的一面。

那段时间,父子俩外出时曾经经过一座庙,褚时健走进去插了几炷香。这位无神论者此前对庙宇不感兴趣,但马静芬信佛,显然,他也想试一试祈福的效果。

8年后,褚一斌在国外接到父亲电话:我85岁了,你看着办吧。

他清楚父亲的期望。

褚时健在哀牢山辛勤劳作,是对命运的不服气,又何尝不是想为儿子、外孙女和后代们留下一份事业?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搏击中,这位一家之主选择了稳妥的路子:起初只有他与老伴投入其中,当农场逐渐步入正轨后,外孙女、外孙女婿后来才陆续参与。

2013年,褚一斌也回归了。4年后,他正式成为褚橙接班人。

今天,他彻底失去了他的父亲。

一位寡言少语的承受者;

一位穿越幽暗的企业家;

一位哀牢山上的精神教父;

一位从未给被命运击垮的强者,直到今天,死亡将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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