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孤独,是从失去客厅开始的

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没有了社交。

相信你时常会有这种感觉:自己太他妈的孤独了。每天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是生活的全部,简单而又真实。即使到了周末,也是一个人在出租房里“躺尸”。从周五下班到第二周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床上。房间里的空气在体内循环了八次,但开门是不可能开门的——除非是外卖到了。

网上有很多词来形容这些年轻人,“死宅”、“蹲族”、“空巢青年”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单身,社交几乎为零。

在去年百度外卖发布的一份《“空巢青年”生活报告》中称,空巢青年排解孤独最常用的方式是阅读和看电影,两者的比例分别占到了40.01%和46.87%。简单的说,大部分租房的年轻人就是自己和自己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已经强烈感受到了“孤独寂寞冷”,为什么不多参加点社交活动来摆脱这个状态呢?或者更直接地问: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没了社交?

也许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能给出很多解释,我这里却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答案——现在年轻人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客厅。

唯一可以把异性朋友带回家的人

军哥是我们公司里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女同事邀请到住处的人。公司的同事也都经常去他家做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同事的住处从未有别人光临。

原因只有一个,他有属于自己的客厅。

租房时,我们贪图方便,在公司就近找了个住处。但地处商业中心,房租自然不便宜,大多数人住的都是合租房。与三两个同是在北京苦钱的人共处同一个屋檐下,这并未让大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个月说不上一句话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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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哥则以并不贵的价格在五环外租了套一居室。拥有属于自己的客厅后,他精心配置了一个沙发,一组音响,并摆了各种各样的酒具。从那以后,他的客厅便成为同事们增进感情,吐槽老板的好去处。大家一起吃火锅、看电影、玩卡牌游戏、喝酒……客厅里虽说不上夜夜笙歌,但也算三天一个小场,五天一个大场。

同事有时还会带人过去,因此也能认识了一些陌生朋友。

酒意微醺,音乐响起,一群男女,年龄相宜,就容易让人想到美妙的事情会发生。一位女同事就因此摆脱了单身。

其实要说音乐和酒,我那也有,但看看我那个小小的合租房,十几平米的地方,除了一桌、一椅、一柜、一床外,啥都没了。把异性邀请过来,难道坐在床上聊?

在大城市里,客厅从组成一个家的“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租房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客厅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客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其实客厅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属性——社交。

在家里,客厅是你和家人的交流、宴客的地方。在别的城市,它是你与旁人建立稳定社交关系的唯一场所。

进入社会中,工作成为生活的绝大部分。同事,是这个城市里唯一构成稳定联系的人群,他们虽然每天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架设在工作之上,它并不能给一个孤独患者任何慰藉。

在办公室,在会议室里建立起来的感情是什么?

友情?不算是吧。

办公室情?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坐在客厅里,那些人的角色就不再是你的同事,而是你的客人,你的朋友。

莫泊桑的经典短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曾经多次收录于中学生语文课本,记得我当年就学习过这篇课文。小说巨匠莫泊桑记录了老师福楼拜家客厅里的盛况。每个星期天,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大文豪在都聚集于此,畅谈文学和诗歌。大文豪们乘兴而来,载兴而归,每个星期都相约于此。

在二三十年代,北京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客厅,就是“林徽因的客厅”。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半个北京城的有为青年定期相聚在林徽因的客厅,交流学问,激扬文字,想想都令人神往。

设想一下,假如不是在某个人的客厅,这两波人无论约在什么地方,似乎都不太合适。

城市打工者不配拥有客厅

去年夏天,我的朋友大G来北京工作,我去给他接风。

他住在东三环,我们在他住处附近找个地方吃了个饭。他乡遇故知,有说不完的话。酒足饭饱之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我俩准备找个安静的地方再闲扯一会。

他说,找个奶茶店坐坐吧。

我说,这大晚上的,你家奶茶店开门啊,你是卖奶茶的还是开会所的?去你家!

他有些尴尬,架不住我再三要求,他最终同意。

北京三环以内,这个寸土寸金、随便厕所大小一地儿就能买断我十年工龄的地方,大G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单间里。

乘老旧晃荡的电梯上了七楼,穿过黑洞洞、望不到头的走廊,才进到他的住处。三室一厅的房间,房东住一间卧室,有独卫。其它两个卧室加起来住了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合租房里摆了五个上下铺的铁床,到处都是行李,勉强留下一条能站的走道。他的室友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刷剧,有的在打游戏。我尴尬了站了一会,大G说到外面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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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刚聊上两句,有人打开门,说了句,能不能不要吵了,睡觉呢。

我连连道歉。

大G把我带到了楼下,我们点上了一根烟,大G说,客厅是公共场所,我们大晚上在那聊,不合适。

过年的时候,大G回家后就再没来北京。他说,北京太孤独了,没个说话的人,也没个说话的地儿。

相比大G,我有一个独立的房间还算不错。在五环边上和两个陌生人合租,有一位我至今叫不上他的名字。

一样的是,我们也有一个形同虚设的客厅。没有人会在那活动,更不会把朋友叫过来玩。

一想到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不熟悉的人,就注定这个客厅永远是个没有故事的客厅。

租房的年轻人,大都面临着这种尴尬。

被隔断间消灭的客厅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8年轻人租房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90后、95后选择合租的比例超过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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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亚洲第一社区”的天通苑小区,有着600多栋楼。身处其中,那一个个窗户,一间间房子,在连成片的巨大楼群中,就像是一个个像素点。在这每个像素里,又住着几个不等来北京打拼的人。

不身处其中很难以想象,仅仅天通苑这一个小区里就住了60多万人,相当于两个冰岛的人口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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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样的魔幻之地在回龙观、常营等地还有几处。

这里合租的年轻人,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客厅——甚至有的房东将客厅改造成隔断间,从而真正意义上的消除了客厅。

我来北京的第一年,住在一套180平米的房子里。听起来很性感,事实却是,二手房东把这间180平的的房子隔断成了8个房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

我和另外7个倒霉孩子一起在这里蜗居了半年多。除了在卫生间的使用问题上,有过几次尴尬的交流,并没有更多的对话。周末的时候,每个人都像被冷落的妃子一样独守闺房,极少出门见人。至于客厅,那是个什么东西?

房地产开发商在设计、建造房子的时候,考虑到了房间的组合与消费人群的匹配,如loft公寓是卖给单身青年,两室一厅是卖给三口之家。

然而在一线城市,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和高企的房价使得这种“精心的安排”付之东流。房东或二房东将一套房子尽可能的隔断成更小的单位,租给多的人,赚更多的钱,从而去追求一种在商业地产才常用到的概念——“坪效”。

当一套房子寻求“坪效最大化”的时候,客厅往往成为最先牺牲的部分:它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同时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北上广,一切最原始的生理需求都会力求从简。有三尺之地可以下榻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被遏制的社交冲动

90后、95后正是最需要社交的人群。

年轻人,血管里流淌的都是荷尔蒙,他们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在渴望输出和反馈。但是加班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同时适宜的空间也被占据。

在“死宅”文化最为盛行的日本,这个现象最为严重。因为人口越来越聚集,可供年轻人进行“联谊”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

由于缺乏社交,年轻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低欲望”的状态:不愿出门,热衷于游戏和外卖,在工作和钱上面没有追求,对结婚生孩子也没兴趣。

因为这些人的出现,日本应运而生了“死宅经济”。前一阵日本有的地区出现了“出租姐姐”的业务,小姐姐上门服务,专注宅男的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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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香港,虽然住房问题上同样严峻,但在对年轻人的社交空间建设上却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香港的规划要求每个社区都匹配一定的公共空间,无论住在哪里,周围都有能触及的游泳馆,图书馆,网球场等。像麻雀馆这样老少皆宜、诸事皆可谈的场地自然也必不可少。

反观北上广一线城市,类似建设完善的公共空间则少得可怜。

网络和夜店不能成为客厅的替代品

于是,年轻人把社交转向了网络。

线上的社交看上去容易的多,有微信、微博、抖音等一大把的平台、一大半的陌生人来互动。即使打个游戏,都能和不认识的人暧昧上两句。

如此看来,年轻人的社交问题似乎通过一台手机就能得到解决,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接近事实状况的是,互联网触及的越广越深入,人们就越孤独。

微信里面上千好友,晚上一个人寂寞难耐却无人可聊。亦或者是聊了两句,说了拜拜,他睡了,却把你拉向更深的夜。

线上社交是对孤独“隔靴搔痒式”的解决办法。

网聊不靠谱,那去酒吧夜店来一场狂欢如何?只要蹦迪的舞步够快,寂寞也许就追不上我。

短暂的充盈也许会让人感到满足,但欢乐场里的满足从来都是走肾不走心,除了为了把妹子带回家,没人会在夜店里谈诗和远方。

在夜场和酒局里,你遇上了千千万万个人,但实际上你一个人都不曾遇到,因为那里太嘈杂了,他们都不曾与你建立稳定的关系。

他们和你一样,是一个一个的孤岛。

为什么选择客厅?

客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没有束缚的场景,是没有目的的领域。

在客厅里,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穿着睡衣,淡妆浓抹或者素颜都是很相宜的。

和朋友一起或哭或笑,或傻逼,都是合理的,这才是真正的社交。

来源:马路青年 微信号:maluqing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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