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民国时上海滩有个神人叫潘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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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民国时上海滩有个神人叫潘明训,他嗜好藏书,尤其对宋版书极为痴迷,先后搜罗了一百多部,收藏于长乐路的宝礼堂。不过搜集宋版书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因为它太受追捧,书本造假又相对容易,明清以来赝品极多,搞宋刻收藏,稍不留神就会被打眼。

潘明训有个好朋友叫张元济,前清翰林出身,中国出版业与图书馆的泰山北斗。商务印书馆是他一手从小作坊带成印馆名门,他本人还是版本学的专家,搞出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大书。宝礼堂的宋版书,都是先送到张元济手里过目,经其鉴定无误,才会收入堂藏,所以真伪可保无虞。正因为有张先生保驾护航,宝礼堂宋刻被业内认为是成色最足的藏书。

后来抗战爆发,潘明训的儿子潘世兹感于时事艰难,毅然把宝礼堂这些书都运到香港,放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一直到建国后,潘世兹才在郑振铎的帮助下,将这些书设法取出,捐给刚成立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注为“潘捐”。

这批“潘捐”里有一部书,叫做《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是南宋人黄希、黄鹤父子搜罗各家杜甫诗注做了一个合集,号称千家,一共三十六卷。这部书最早是在袁克文手里,二公子手头紧,卖给了潘明训。潘明训和张元济仔细鉴定之后,认定是南宋初刻本无疑,因为其用字避讳到光宗,所以大体可判定是绍熙年间刻的。

潘遂将其写入《宝礼堂宋本书目》,盖章验定。

这部书从袁克文到潘、张再到国图,历经大手掌眼,加上版本确实精良,几十年来没人对其真伪有过质疑。没想到这事到了1970年,却横出波澜。

1970年,考古队在山东邹县的九龙山考察,打开了明鲁荒王朱檀的墓穴。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洪武二十二年吃金丹被毒死了,朱元璋觉得这儿子太荒唐,给了个“荒”的谥号。朱檀虽然死得荒唐,其为人还算不错,好文礼士,善诗歌,因此陪葬了很多书籍。更难得是,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下,这些书籍居然都得以保存下来。

经过清点,墓中一共有七部,总计二十一册,都是元代刻本。其中一部,正是《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可惜书页黏连,不敢揭开,后来这部书被送到故宫进行修复,重分成了十八册。

有人想起北京图书馆里的潘捐版,便把两本书拿过来互校一下。这一校,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古人刻书没有印刷机,错讹很多,需要不同版本互相比较,以此辩误。比如北京图书馆里原来还有一套元代刻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跟潘捐版相比,大体内容相同,但开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被误刻成了三十韵,可见是元代刻工翻版时一时眼花所致。

这一次,学者们把鲁荒王版和潘捐版再拿来比较,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不是不像,而是太像了。

鲁荒王版和潘捐版相比,多了《年谱辩疑》一卷,附录次序略有不同。除此之外,诸多细节——比如每一页的行款字数,版面排布乃至笔划刀工——都极为相似,相似到像是复印件。如果是翻版,即使可以模仿出板式与字体,但不可能做到刀法都如此相似。

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翻版,更像是同一批次印出。

但这怎么可能。一个是宋本,一个是元本,来历都明明白白。

认真计较起来,鲁荒王版更为可信一点,毕竟是从墓里新挖出来的,断代极清楚。而潘捐版则一直在民间流传,虽经各位大手鉴定,证据毕竟不如鲁荒王来的那么坚实。

专家再做深入考察,发现在鲁荒王版的第三十二卷末页下半页,有一行字:“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回过头再看潘捐本的同样位置,发现一片空白,但有补过的痕迹。

两本书几乎一样,只有出版年代不同,于是真相呼之欲出。

詹光祖在至元年间翻刻了宋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其中一部被朱檀收藏,带入墓葬。另外一部则流传到了民间。明清之间,不知哪位书商获得此书,觉得印制精良,但市面上元本不如宋本值钱,于是他便把这部书唯一写有出版日期的地方给挖掉了,找来质地相同的纸补上去。这样一来,由元变宋,此书身价自然陡增。

詹光祖印得确实太好了,以至于连张元济、郑振铎这样的高手都被打了眼,若不是鲁荒王墓的出土,只怕今日这误会还未得澄清。

顺便说一句,詹光祖这个人算是半个宋代人,曾在景定年间当过武夷山紫阳书院山长。他在元代主持的刻本,虽然断代为元,质量与宋本所差很小。除了这部书之外,他还在同一年刻过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结果国图和上图各收藏了一部,认定为元本,但台湾故宫也有一部相同的,却认定为宋本。至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台湾故宫版也是元本,无良书商挖改成宋本,也有认为詹光祖在宋末刻了一次,元代又刻了一次,到底谁是谁非,就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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