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左右(1995-2005)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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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安

家住在大杨浦 80 年代建造的公房里。那时我每天要乘 28 路电车上学,两节头带小辫子的巨龙车,飞速开过工厂林立,路面被碾压得坑洼不平的杨树浦路,老旧的车上乒铃乓啷什么都在响。

我为了省下一块钱,放学时候经常和同学等 1 块钱的普通车,2 块钱的空调车来了坚决不乘。

我的第一张交通卡是 03 年姑妈作为礼物给我的,当时离我家最近的地铁站是人民广场,所以交通卡里的钱用完了我都是去家附近的良友充的。

那时用交通卡的人很少,少到要在电视上做广告,广告语叫「潇洒一挥」。

00 年代初期可的、良友、好德等本土便利店刚刚开始出现,罗森似乎在市中心有那么一两家,全家和喜士多还没进入上海市场。

老城区的街道上仍然存在很多带公用电话的杂货店,他们的招牌好些都是上好佳、舒蕾、金枫特加饭等企业帮忙做的,上面有广告。

还有带有一定公家背景,从粮店转型而来的小店,我至今记得我家附近的金谷,店里面有酱油和大米混杂的气味。

这种店各区都有,名字还不一样。杨浦区的叫「金谷」,虹口区的叫「宏良」,谐音「虹粮」,黄浦区的貌似叫「集成」。

在交通卡诞生之前,经常坐公交的上海人都是用预售票(也叫本票)的,五分钱纸币那样的大小,我记得有 1 元,1.5 元两种。13 公里以下的线路普通车 1 元,超过 13 公里的,普通车 1.5 元一个人。

50 张用订书机钉在一起,根据票价,每次坐的时候撕一张或两张扔进投币箱。

那时大街上有很多招手就停的 8XX 小巴,强生、大众、锦江这种出租汽车公司,以前其实都经营着大把的公交专线车。

这种专线车经营都比较混乱。有一次我用一张 10 元的大众出租车票(是的,以前有单位会发出租车券,还有一种专坐出租车的卡,叫 TAXI 龙卡)坐大众出租公司的 842 路,阿姨收了,还找我 9 块钱。

回来又碰到那辆车,又用差头票,结果阿姨说「搿啥么子啊,伐好用额(这什么东西,不能用的)」。(三滴汗……

不过这种车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后来开始坐 853,有时邻近学校早上关门时间了,售票员在等红灯的路口就把我们放下去,说「XX(学校名)的快点下去吧,拿(=你们)要迟到了」

那时大杨浦的厂很多似乎都已经倒了,仅有的一些也是在苟延残喘,不过很多公交站还保留着以厂名命名的站名。

例如现在的「杨树浦路内江路」站,以前叫「国棉十七厂」,「隆昌路杨树浦路」站,以前叫「煤气厂」。

我家的父亲这一辈读书都不多,所以在关厂潮中,受的打击非常大。

大姑妈所在的厂倒闭后她毅然决然地劳务输出去了日本,一待就是五年。

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坚决要和大姑父离婚,要再去日本,虽然那时候她寄来的信里总是说在日本多么多么苦。大家好说歹说把她劝住,在上海重新找了工作,两人的日子凑合着过到现在。

二姑妈在纺织厂,自然也是下岗。在她之前,二姑夫的单位就倒了,他也走了劳务输出的路,去了南非。刚下岗那段时间二姑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奶奶不放心,去和她一起住。

奶奶有一次打电话深夜给我爸说她吓死了,我二姑睡着睡着半夜突然起来,嘴里不停地说「我不应该签(下岗有关文件)的,我不应该签的,我怎么会去签的……」那时候我姐正读初中,叛逆的年纪里学坏,成了个问题少女。

多年之后我听万青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听到「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那一句,总是心有戚戚焉。

虽然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不是华北平原,但那个年代,全国有多少只能用一把假枪来保卫自己生活的人,脸庞曾经被忧伤浸透呢。

我们一度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好在她最后走出来了,考了收银员资格证,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小姑妈是个做事比较活络的人,下岗之后很快找到了工作,并且把小姑夫也介绍了进去。只是下岗之后拮据的生活改变了他俩的性格。

姨妈曾经是一个厂办技校的行政老师。厂子倒了,技校当然也倒了。姨妈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老师的身段去超市做促销员。

有一次我和同学在中原路欧尚碰到她,我不知道该不该叫她,似乎我叫她或者不叫她我俩都会难堪。最终我拉着同学走了,多年后我还是心有愧疚。她再怎么落魄,毕竟是我的长辈。

2000 年时我还在读小学,但我已经知道「下岗」,「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和「协保(协议保留)」到底都是什么。

好在我的长辈们都没有一蹶不振,最终全走了出来,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十几年后,他们退休了,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工作结婚生子。现在大家的生活看上去都还不错。

关于世纪之交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太多记忆。只记得那时老师催交作业,说过一句「XXX,吾等侬额作业等了一个世纪还么等到哦!!」

对,学校老师很多都是用上海话讲课的。当时方言和普通话的争议还没那么大,很少有人会以此挑起对立。

那时我刚来上海,还说着一口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班里并没有同学嘲笑我,我也不觉得别人说上海话是在孤立我。为了学上海话我每周看《老娘舅》,在家里坚持和我爸用上海话讲话,鼓起勇气在街上用上海话问路。

渐渐的我开始明白滑稽戏里的笑点,不再慢一拍地傻笑,也开始不用再在课后去问老师你刚才讲的哪儿哪儿那儿我没听懂能不能再讲一下。

去年有一个妹子写的博客里提到我,说我和她第一次打电话(2014 年),「手机那头是一个讲着软软的南方普通话的男生」,我看了心想,时间真是一剂猛药。

世纪之交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父或母曾经是知青或者支内职工的孩子随着父母从天南海北回到上海定居,读书,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读大学时候我看了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还补番了据说曾经让上海万人空巷的《孽债》。后来看吕中老师演的《闯入者》。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时候上海老城区里小学还很多,很多都是用地区名 + 编号命名的,例如「打虎山路一小」,「平凉路三小」,简称就是「打一」,「平三」……

后来随着中心城区人口外迁,小学渐渐都合并了,留下来的,都是当时不怎么差的。

以前杨浦虹口,顶多再加上黄浦就是我的世界,说起来我是个「下只角」小拧(下只角、大杨浦这种词现在都没人用了)。

曾经我坐着 17 路电车一路晃到了卢湾,换 24 路到长寿路,再换 13 路,25 路回到杨浦,在当时的我看来那简直是一场「华丽的冒险」,现在想想,坐 9 号线到打浦桥不就是 30 分钟的事情……

02 年的时候,坐地铁上下班还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初中班主任在新生见面会上曾对我们说「我是一个时尚的地铁上班族哦~」(她当时住在罗阳新村,每天乘公交到锦江乐园换 1 号线,人广下车再换公交来学校。啊!那时还没有「人广」这个叫法!)

00 年时 3 号线开通(那时还叫轻轨明珠线,借用的 1,2 号线列车),我爸带着我和我弟从江湾镇到南站来回坐了一次,我不过瘾,第二天又拉着我奶奶再去坐了一次。

是啊,那时候 3 号线还只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旅游景点而已,坐地铁上班也不痛苦,而是时尚的。

后来地铁逐渐变多,离家最近的地铁站从人广变成大连路,再变成了 8 号线的某一站,又变成了家门口的 12 号线的某一站。

只是 3 号线每天早高峰都要限流了,坐地铁上班也不再是时尚的,而是痛苦,让人烦躁的。公交从巨龙车变成单节头,再变成了后视镜像兔子耳朵一样的申沃。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最终不再执着地等 1 块钱的普通车,因为「1 块头车子」再也没有了,1 块钱也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现在那些兔耳朵申沃也早就报废了。

前几天坐 25 路,一路经过定海桥,沪东工人文化宫,八埭头,提篮桥,三角地一直到四川北路。

老房子都拆了,老地名也随之湮没(年轻人谁还记得八埭头和三角地),当时夏天晚上的杨树浦,八埭头,随处可见人们把躺椅,小桌搬到弄口街边,一边吃饭一边乘凉,有的还聚在路灯下打打牌,等夜凉了才回,现在永远看不到了(当然了,也是因为居住条件差,又不太舍得开空调)。

四川北路欢乐节,南京路花车巡游早已消失在记忆中。现在南杨浦的孩子们放学也不会再去逛三星路的文具店,可能都转移阵地到淘宝,蘑菇街,美丽说之类了吧。

我童年的上海记忆,是 2000 年左右上海东面下只角的那些人,事和物。

啊对了,2000 年左右的时候我家对面公房里有一间一居室要卖,几千块钱一平而已。

我家能买但我爸坚持不买,现在我们一家四口还是蜗居在 80 年代的老公房里,那间根本照不进阳光的底楼一居室上个月再次被转手,以 120 万成交。

而我那个曾经差点一蹶不振的二姑,看准时机脱手了一套单位分房,随后又摸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趁着上海房价大涨的那段时间成功翻身,成了我父辈中现在生活最好的那一个。

怎么讲,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戏剧化的,有些事情,都是命啊命!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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