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明实亡于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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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明清史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

明太祖有国,扫元末之弊,因势定制,奠定明朝276年的国基。往后,国纪渐弛,国祚渐衰。到了晚明,张居正改革虽有成效,但难挽狂澜,至万历晚年,纲纪败坏,国事遂不可为。反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建州女真,入住中原后,以“质”去“文”。(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明清易代是一个很宏大的议题,它关系到晚明的衰败、农民的反抗、建州女真的崛起,也关系到征服与杀戮、乱世与人心、苟且与气节。我们能触及哪些,就触及哪些,尽可能多展示一些面向。

措意这一历史大事件,并不想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去衡量,将其窄化成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史;也不想以传统的史观去观照,一味赞扬“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又何以安放那些“饿殍”的魂灵;也不会死板地考虑某种和谐,从而遮蔽“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虽说少年气容易令人心血澎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怀与历史却有相斥之处,因为后者需要理性。任何评价都难免有其主观性,进入历史最好的方式,或许是回到当时的场景,以当事人的视角去看待一个事件、一次抉择、一个细节,最终与我们对话的,将会是幽微的人心。

有情皆孽,众生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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