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米恩斗米仇——世上怎会有这种心态?

世上升米恩斗米仇的案例不少,乍听来会让人诧异。

妙在升米恩斗米仇,还不是普通的恩将仇报。

升米恩,说明初时还怀感恩之心,并非生来要翻天的白眼狼。

为什么小恩会让人感激,大恩却会让人反目成仇呢?

有个玩意儿,叫做道德压力(ethical pressure)。

具体论文和数据不引用了,总之一般的结论是:

越是构建封闭、重视人际关系的体系,道德压力便越大。

去过乡村的诸位一定明白,越是靠乡里乡亲评理的地方,越讲究道德。泰格与利维二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也提到过:法律不完善的地方,道德是可以当民法用的。

中国古代许多地方,就是如此。说到法,就是动刑;许多民间小矛盾,不想闹大,就指望靠道德约束力搞定:乡亲评理啦、祠堂论述啦、长辈裁断啦,诸如此类。

道德如何体现其约束力呢?

那就是道德压力了。

如此,当他人给予你恩惠时,你的感激分为双重。在内,则自发的感恩之心;在外,则道德压力要求你有感恩之心。

好比小时候长辈送了你礼物,你自己感激之余,父母还要督促你,“还不快给长辈说谢谢?”

但这种道德压力,有绷不住的时候。

比如一只耳每天给张佳玮白送十个馒头。张佳玮很是感激。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每天白得十个馒头已是张佳玮的日常期望所得,感激之心会略微下滑。与此同时,因为道德压力使然,以及自我保护机制,张佳玮会自动将以下念头内化:

“一只耳就活该给张佳玮白馒头的,如果不给,就是一只耳的问题,而不是张佳玮的问题”。

那么,当有一天得不到馒头时,张佳玮的心理就会启动反噬:“他果然不给我馒头了!果然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吧!”

另一种更微妙的心态:如果对方的恩惠一直不断,让受恩者无从反噬呢?

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演的包龙星他爸爸包不同,当年送给饥寒中的吏部花大人一个饼。

如果是现代背景,有文书契约,注明“包不同给花某一个饼,利息多少多少,花某日后一定偿还,立此为据”,彼此就恩怨分明,很容易算了。

但就因为没有文书契约,包不同是友情赠予,又确实解了花大人的燃眉之急,便对花大人产生了道德压力。

法律上的彼此赠予或借贷,该是多少是多少,是可以计算的。

而道德上,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具体就没办法算了。

尤其是花大人当时饥寒,一个饼确实可能救命。道德压力上,他就必须面对如此绝境:日后,当包龙星上门来,他怎么报答?

舍家以报?他当然不舍得。

所以,只好掀桌子,来解决这种道德困境:

“你爹当年不过给我个烂饼,我大不了还你个烂饼,但我深明大义,我还你一百倍!”

而一旦掀了桌子,那就完全不要道德压力了,就很容易变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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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升米恩斗米仇的案例,其实都是如此:

法律上,受恩者没有欠债,但精神道德上欠下了债。

升米,自己还得起,所以是恩;斗米,自己还不起,就会成为长期道德压力,甚至陷入道德绝境,于是想尽一切法子让自己的非道德行为合理化。

越是敏感于周遭评价的人,越是不希望自己堕入如此的道德困境。

道德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就会失衡:就会希望债权人消失,或者这个会在道德上让自己低人一头的世界消失。于是会掀桌子,毁掉一切。

还有种更可怕的案例:

许多时候,施恩者并不指望报答,但受恩者因为道德压力而长期自卑,也会陷入道德绝境。

《白鹿原》里,鹿三从小教导黑娃,说咱们欠白家太多太多:这种质朴的道德压力,让黑娃长大后不堪重负。终于他做了两个抉择:

离家出走去当麦客以便远离这个世界,或者当土匪毁了白家,让债权人消失。白嘉轩的确对他有恩,有恩到让他难受的地步。

黑娃对白嘉轩是始终尊敬的,觉得他作为道德模范的存在实在太碍眼,所以非得去打折他的腰不行:

“你的腰太硬了!”

越是自卑的人,越可能无差别仇视周遭——无论你对他好与坏——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说,按现代规则办事,是有意义的。

“亲兄弟明算账”与“都是自家兄弟你就看着办吧”,两种办事方式,前者看似不讲情面,但清清楚楚;后者看似更温和,却更没有限度,也更容易因为道德压力,诱发身处道德困境之人的憎恨情绪。

所以现代,越是受教育越多的年轻人,越喜欢一切放在台面上说清楚,AA制、签协议、清清楚楚,免得彼此黏黏糊糊,彼此授受:

这既是对自己好,也是对对方好。

彼此不要承担道德压力,免得久而久之,彼此关系都糊里糊涂了,反目成仇都不晓得了呢。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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