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第一只股票

中国的股市,不管如今是何等凄惨,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奇迹,并且是一个在计划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必然奇迹。必然,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一定会催生出证券交易市场,奇迹,是因为在股票诞生之时,姓资还是姓社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而股票这个资本主义产物实在难为当时的社会接纳。

时值国庆,小组也趁着机会给大家讲讲故事,讲讲34年的证券大事件,看看股票这个“资本主义产物”,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感受时代的脉搏和资本的力量。

破冰

1984年是我们迈向市场经济的一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元年。

这一年,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言论不亚于一声春雷,震惊了国内和海外。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刚拿着20万成立了联想的前身,其中14万因为倒卖彩电被骗;张瑞敏刚被下放到海尔的前身出任厂长,离他大锤砸冰箱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王石靠着倒卖鸡饲料挣的300万创立了万科的前身,电器、饮料、服装、手表,泛着玉米味的他除了黄赌毒什么都做;李经纬的东方魔水健力宝在洛杉矶奥运会一炮打响,尚未命名的三水健力宝星被发现才仅仅六年。

比这些年轻人更早的鲁冠球、吴仁宝、何享健们的事业也在这一年步入正轨,万向做着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搞起了内部职工入股,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美的开始做起了空调。

这是何等传奇闪耀的一年。

而最值得股民纪念的,莫过于飞乐音响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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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5日《新民晚报》头版

企业需要融资,尤其是民企,但民企和国企在银行的信用水平有天然的差别。在那个年代,像音响这种在计划外的企业,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它成立所需的资金。在飞乐音响的首届董事长秦其斌发愁资金的时候,“股票”这个新鲜的名词蹦到了他的耳朵里。

但那时的秦其斌并不清楚股票的真正意义,按他的理解,股票就是“国库券”,是一种集资的凭证,跟借条差不多。但事实上股票象征的是股权关系,公开发行股票就意味着将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这在那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而据秦其斌回忆,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也幸好秦其斌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在那个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的年代,他只能找银行代为发行,最后找上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静安分公司的经理黄贵显。

别人不清楚股票是怎么回事,银行内部可清楚的很。黄贵显为此立下军令状,做不好由他承担责任,“证券市场拓荒者”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于是1984年1月1日才成立的工商银行,在同年的11月18日,受飞乐音响委托,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万股,每股50元,占总股本的10%,于当日被民众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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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有了小飞乐,就有了后来的延中实业、深宝安、北京天桥……有了股票就有了转让的需求,但当时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还没有成立,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说大家可以自己找对象转让,但在没有第三方撮合的前提下,股东怎么知道谁要买股票?黄贵显他们在1985年曾筹划过股票上市自由交易,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这一计划最终以写检查收尾。

但一年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他们听到了股票上市交易的需求,就写了份报告上传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胡瑞荃向其汇报后的第二天,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就开了会,直接要求9月份开办股票交易业务。黄显贵所在的静安分公司也就因此改名静安证券业务部,业务部就选在静安寺旁边的一家理发店,接待客户的场地只有1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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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门口这根电线杆曾被说风水不好

上交所是在1990年创立的,在这段时间,股票交易的工作都由这间小小的营业部承载。开业第一天,从小飞乐和延中动员来的三十来张股票全被买完了,没一个人卖出。

虽然当时的股票交易量很小,但意见却两极分化的厉害,银行担心自身的存款会被股票吸走,理论上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道路,腐蚀工人阶级。但对民众而言,一部分在更遥远的时代接触过股票的老人,认为股票没什么不好,当做遗产还更好分配;年轻人则是出于逆反和尝鲜的心理,想试试当老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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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飞乐音响股票

同年,也就是1986年的11月,纽交所董事长范尔霖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面中,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他向范尔霖赠送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范尔霖也因此成了当时“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

范尔霖为了股票过户,特意赶到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办理手续和盖章。在参观了这个狭小的营业部后,范尔霖还用美国最初的股票交易作比较鼓励黄显贵,“要知道,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上的梧桐树下进行的。交易人要受日晒雨淋,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他们好多了。”

有外媒称这是“国际上最大的证券商主席和最小的证券商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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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左起:黄贵显、李祥瑞、范尔霖

在中国开放证券交易的初期,除了范尔霖,伦交所主席哥德森也来访问过,英国女王的随访团也来参观过,野村证券还因来访无处停车被拖走了车子,但还是帮国内编写证券教材、开展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当时工行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参加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牵动国外无数目光的业务部在国内并不受待见,业务部创始人之一的胡瑞荃甚至接到过匿名电话,指责他要第二次当右派。更是有不少人说这是鼓励人们投机,是想搞资本主义等等。

尽管争议很多,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股票转让还是搞起来了,静安证券业务部甚至还编制了全国第一个股价指数——静安平均股价指数,因上交所的成立,从100点上下跃升到了400点。股票的柜台交易量也在逐年扩大——1986年为115万元,1987年为524万元,1988年为890万元,1989年为1454万元,到了1990年成立上交所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926万元!

抛开意识形态的意义不谈,这时的股票只是承担了融资的基础作用,一切都在试探中前行。生在新时代、长在互联网的一代人,并不了解“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何等严厉的指责,所以回看历史,只会觉得疑惑,为什么这种全世界都积极运作的工具推行起来会如此困难?

当一个人身处自己所在的时代浪潮中,他无从知晓下一道浪的方向,下一阵风又在哪里吹起。身处证券市场萌芽阶段的地方政府也远没有意识到,股市会在未来二十年如何平地波澜,如何影响一个市、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和地位。

未完待续,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摸鱼小组 微信号:moyuxiao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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