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绛评张爱玲说起

@胖达君滚啊滚啊滚:

杨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我看后感到有点诧异。张爱玲尽管写的是人情世故爱恨情仇,但都以小见大,论见人性。她写的不是理想的山河家国,而是每个人在生命的局限中所表现出来的恶、冷、虚伪和恐惧。姑且不论“性饥渴者”这种带有荡妇羞辱式的言辞,毕竟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生活的时代意识局限。但即使如此,她似乎也并不至于得到这样刻薄的评价,客观而言甚至有了点人身攻击的意味。

但我仔细想了想二者的人生,也能理解了。

杨绛的父亲杨萌杭是知名大律师,上进、正直、有理想;母亲唐须嫈则是大家闺秀,温雅聪慧。杨绛的父母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又尊重孩子的个性,从不打骂。加上杨绛是家中的小女儿,自小备受疼爱,读大学后更是追求者甚多,她没有过过一天缺爱的日子。学业也完成得顺风顺水。

可张爱玲呢?

张爱玲的老爸张志沂是旧式遗少,好逸恶劳、思想陈旧,靠着日渐衰败的家底天天抽鸦片。张爱玲的母亲尽管出身贵族,但却是姨太太的遗腹子,因为童年不幸而对亲情淡漠。张爱玲的父母不合,自小便身边母亲缺席。加上后来有了个狠毒的后妈,老爸又糊涂,要不是有个好心的佣人护着,说不定早被就死在了父亲的拳脚之下。

“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打姐姐时父亲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父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

这是张爱玲的弟弟多年后写下的姐姐悲惨的青春期往事。

张爱玲逃出原生家庭后投奔母亲,因为母亲不爱她,几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靠着从母亲那里乞讨来的钱读的书。

她已经是相当独立强大的女性了。每次问母亲要钱,都要面对母亲的阴阳怪气与谩骂,但当母亲问她是要选择读书还是嫁人时,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学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性,尤其是被母亲视为累赘的张爱玲而言,是极具远见和勇气的抉择。

然而这样强大独立的张爱玲,面对四处拈花惹草的胡兰成,还是将数额达百万以上的稿酬悉数寄给他救急。这种尘土般的卑微,是荒芜的童年与青春期所养成的习惯性讨好,是面对她生命中乏善可陈的温暖时,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渴望。父母给她造成的心理缺陷,由此可见一斑。

张爱玲冰冷阴郁的童年,以及成长求学的窘迫,完全就是杨绛的反面人生。

杨绛的人生充满了爱。父母的爱、追求者的爱、丈夫的爱,她的童年不缺钱也不缺尊重,没有动荡与不安。

所以她怎么能理解张爱玲的不幸呢?她怎么能明白张爱玲的缺憾、贫乏、瑟缩和阴霾?

张爱玲奇装异服渴望关注,她鄙夷,因为她没有缺过关注;她嘲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性饥渴者”,因为“性饥渴”不过是缺爱的一种形式,而杨绛的婚姻家庭皆美满。

吃得饱的人,自然能在餐桌上更加优雅从容,嘲讽起因为吃不起饭而狼吞虎咽的人,更是没有轻重。很多看客都容易犯一个毛病,认为大学问家都品行超人,其实是错的。偏见广泛存在于人性,人性不会因为才华而改变。

有位网友在我的知乎评论区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非常喜欢,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些理所应当的付出才给了孩子理直气壮地勇气,才会勇往直前,确信自己不光有眼前路,还有身后身。

年轻的人总会总结一套道德楷模的模板,看着一个人就往上套一套,真人也好文学作品也罢,大致符合的便把这个人当作人看。一旦遇到一个人和你心里那套模板格格不入,就是罪大恶极,不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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