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这宗奇案,奇到我连标题都不会起了

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为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萍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 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了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做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做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负责办公室典史,叫做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做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这个职位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

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划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不够。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到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

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尤其是在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朝,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吏胥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 “ 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 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入,暮各持金而回。” 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么个讨钱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管,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

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干活,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侯方城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论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要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到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

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做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让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只要人数不缺,就够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做“买闲”。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发下牌票——这是一张纸,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朱字签押,盖有官印,作为差役执法的凭证——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便可以上门讹诈。《几亭全书》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 , 设酒送馈。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 , 此番所费二三两 , 手头愈空 , 钱粮愈难完办 。”

还有更绝的。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陈这样的胥吏,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下乡随意找人讹诈。反而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书集成》里如此记录:“每一快手一二十两 , 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 , 原非为催粮计 , 不过借印票在手 , 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 , 又多良善之人 , 彼即有完票在家 , 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可见区区一个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也能打开一片天地。

不消说,刘选、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孝敬陶、陈两位。

很快,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他一直在皂班当差,这次应役期满,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传个消息,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比种地轻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陈二人。他们一番运作之下,王廷用成功买闲,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继续呆在衙门。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钱银的工食。

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王廷美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打算弄个胥吏干干。

这事儿陶、陈能办成吗?也能。

县衙里的胥吏,来源大多靠佥充,即从地方上选拔而来。只要你身家清白,年纪没过三十,而且通过了业务考核,就有机会充任。不过吏职少,申请的人多,因此朝廷立下个规矩,叫做“行柱定参”。

简单来说。你取得了佥充资格,并不会马上授职,而是作为“候缺吏”写入“公格眼簿”,排上队。什么时候吏职出缺了,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顺序,依次参充——这叫行柱。

行柱排序的门道很多,有超参行柱、陛纳行柱、农民行柱、截参行柱、东征行柱等等,算法各不相同,彼此之间还有优先级。但是,越复杂的规则,越容易被经手胥吏玩出花样来,什么恋参、压参

超参、指参、争参,让人眼花缭乱。

陶、陈为王廷美准备的花样,叫做“越次争参”,就是通过涂抹、篡改公格眼簿,把他的候选排名挪到最前头,一有吏缺,立刻便能授职。

于是,王廷美就这样被运作进了户房,成为陈佐的同事。

可巧在这一次佥派结束之后,屠主簿病逝,新来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陶、陈、王三人赶去巴结,很快成为其心腹。有这么一尊神上头镇着,他们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们看到,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陶成、陈佐两人上结主簿,横勾六房,下联快手、皂隶,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吏、役,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之后,都干了什么事呢?史无明载,不过后来官府在审判这个集团时,批语里用了四个字——“生事害人”。字里行间,可以想象是怎样一番寻租的热闹胜景。

转眼之间,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到了缴纳粮税的时节。

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这会儿,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粮完税之外,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叫做“解户”。

要知道,粮食不会自己走路。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还得集中起来,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才算完。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聪明得很,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也就是说,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

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被称为“解户”。

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都不一样。

篇幅所限,咱们只介绍涉案人员的情况:杜山一户,解送本仓禄米二十五石;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共运广丰仓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其他五十七户也各有任务,不过与这个故事没关系。

根据流程,解户要准备一扇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

这份文簿,即是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

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

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都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做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么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划,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

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

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

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户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份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计划分配完毕,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需要缴纳二斗七升。他嫌有点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可他跟陶、陈二人关系不错,深谙寻租之妙。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落到自己口袋,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

杜山为此十分愤恨,要知道,解额如果不足,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王廷用这么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若是陶陈二人也就算了,你一个皂隶怎么也敢凑过来讹诈?

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皂隶也是没法惹的。不提别的,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产。

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权力小到可怜,可即便如此,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

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户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放心归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还差二石五斗;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这五个解户,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将近四吨。

如果是别的时候,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可不巧的是,在去年——也即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分列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四柱,以杜绝积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到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县查明的,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

陈佐嗅觉灵敏,胆大包天,一听胡知县的口风,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他身为户房算手,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陈佐把杜山、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倒霉了,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要判重罪。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

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听到陈佐还敢要钱,坚决不肯给,转身走了。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出钱免灾。

陈佐收下二两银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

胡知县在垫江做官,并不熟悉彭县情由。钱粮短缺,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但到底是谁侵欺,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

陈佐抓住这个破绽,找到吏房的陶成,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叫做江张本舟——其实就是把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古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

接下来,陈佐上报胡知县,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他大笔一挥,判决两户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数追缴前粮。不过大明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胡知县给开了个价,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

这七十二石罚款,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一人三十六石。

“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他们虽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只苦了杜山。本来五人均摊罚款,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

判完案子,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时发给彭县主簿,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逃过一劫。

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

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自承当时自己“陷入死地”,几乎走投无路。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说,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杜山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不用受这么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了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一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重点放在了“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

这一剑,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数还不止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一招就更狠了。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么陷害的,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了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了,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忙,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一面之辞。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这也是一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一个是快手,一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了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叫刘本敖,一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了。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儿给拖没了。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一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弄了半坛子酒、两斤肉还有一盘面,等着刘景高到来。

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看到有人设宴款待,自无推辞之理。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吃得十分尽兴。言谈之间,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他假意殷勤,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闺名叫八儿,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跟刘本敖有一腿。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

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次日起来,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刘本敖却说不急,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牌票哪及白嫖好,办事不如办人忙,从此深陷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

刘景高不光是免费享受美色,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陶成出了一两二钱,王廷用、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凑了二两九钱,送给刘景高处。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日子过得美美的。

这边厢刘本敖用美色拖延,那边厢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仔细研读了一下,发现一件怪事:这个牌票上面,陶、陈、刘、王等人俱在其上,可是唯独缺了王廷美的名字。

前面说了,王廷美是王廷用的亲戚,之前借陶、陈之力进了户房,也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不过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王廷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

王廷用一直怀疑,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诉状怎么写得如此犀利?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从中指点,如今看来,八成就是王廷美,不然怎么牌票上没他的名字?

好哇,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

王廷用大怒之下,向陶、陈二人说明真相,那两个人又连忙禀明主簿王仲杰。几个人头碰头,想出一个坏主意。在这之前,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吏私收纸罪银五钱四分,王仲杰直接把这个罪过栽到王廷美头上,不容申辩,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投入牢狱里。

这一招釜底抽薪,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没有王廷美支招,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一来二去,时间进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赵氏再漂亮,刘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无论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十一月初一,刘本敖在街上溜达,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他忽然一抬头,看到自家一个亲戚。

这个亲戚叫鄢乾,跟刘本敖是表兄弟,家里尚算殷实。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家里人出了十五两银子,给鄢乾捐了一个彭州司狱司的候缺吏,那一年他才十二岁。

地方吏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佥充——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陶成、陈佐、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要么是通过罚充——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监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吏。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做告纳。说白了,就是所谓捐钱买职。

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当时的价格是,州县典吏二十两,卫所典吏十五两。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

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转任成都府,仍为司狱司候缺吏。到了嘉靖二十九年,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轮完值,请假返回彭县,打算问家里拿点零花钱。

刘本敖一看是他,大喜过望。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正好能用得上。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吃喝一通,然后提出了要求。

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当然,亲兄弟,明算账,陶、陈、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给鄢乾作为酬劳。鄢乾却不过亲戚面子,自家又有钱拿,便欣然答应下来。

这事果然办得及时。

十一月初三,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再次上堂提告。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前来彭县拘人。也恰好在同一日,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

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没法直接干预牌票。他走到四川布政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撞见一个老同僚。这同僚叫黄德,在成都府户房做吏,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鄢乾想到,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便问黄德,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

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事涉钱粮,多大干系,他怎么就敢在布政使司门口随意谈论?黄德有心推辞,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估计还留在一堂,没有落房。

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有心劝了鄢乾一句:“本府老爷法度甚严,你年小不知利害,快莫坏事。”

黄德这句话,绝非虚言恫吓。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叫做蒋宗鲁。

蒋宗鲁是贵州人,普安卫军籍出身,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此人能文能武,行事极端方。驻守成都时,蒋宗鲁每逢初一、十五日,总要焚香起誓,诵读祷词:“贪婪害民,天必谴之;忠君爱民,天必佑之;有利即兴,有弊即革,凡我僚属,相以勉之。”

这个不是政治作秀。蒋宗鲁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实事。后来他转任云南,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理石入京做屏风,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愤而上了一封《奏罢石屏疏》,冒死直谏。这事终于罢免,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被迫告老回家。

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你还想舞弊挑事?疯了吧?

说完这话,黄德便离开成都出差去了。鄢乾对蒋老爷心存忌惮,有心把三两七钱贿款退还刘本敖,可他有本职责工作,不敢擅自回彭县,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寻思着下次回家捎回。

这边黄德办完差回来,心里可犯了难。按道理,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应该立刻举报。可这样做,等于跟鄢乾结了仇。可不举报,万一鄢乾真是失心疯,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事发一审,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黄德心下犹豫,便去堂前查了一下,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

一查才知道,还好,鄢乾没办成这事,黄德也就放下心来。

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陶、陈、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事情怕是要坏。他们商量不出结果,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

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

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往王仲杰那里见官。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把陈氏打了一顿,撵出公堂。杜山听说以后,心里更是恼怒,等着催第二道问牌票到彭县,有你们好看。

说话间,杜廷玉抵达了彭县。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赶往杜山家里。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然后将其当场锁拿,送进了县狱里头。

等会儿,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陈、刘、王四个人吗?抓杜山干嘛?

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必须要先把他控制住,然后才好幕后操作。王仲杰老于宦海,深知关键所在。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做做样子,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

怎么脱罪?

陶成、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分别叫做高汝冲、赵伟和段自成。陶、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请三位吃饱喝足,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

首先陶、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既然是诬告,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

可是撤销之后,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还得如数交清。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接下来高、赵、段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替他免罪。

这笔粮食,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陶成、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五石,凑出三十八石五斗,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

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换杜山闭嘴。

这个方案代价不菲,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

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出了不少苦头。他听到陶成、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虽然心中不爽,可这已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只好点头同意。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陶、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说杜山自承诬告,自愿销案。然后段自成出面,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表示愿意交粮赎罪。

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说案子一场误会,县里已经解决,让他不必提人。一场危机就此弭平。

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安排妥当,那边又出事了。

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

他贪恋赵氏八儿,一直滞留于彭县不归,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

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营业范围很宽泛,举凡生意买卖、媒保做纤、荐工借贷、诉讼写状之类,什么都能做,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尤其是在官府事务上,歇家很重要。比如老百姓告状时,得有歇家做保,官府才收你的呈状;比如官府收押犯人,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就由歇家做保领回去关着;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为其押送犯人做保。

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就是最后一种。张万益是解户歇家,是他推荐刘景高担任“防夫”,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而张万益则为刘做保。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官府自然得要找张万益的麻烦。

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呆了好几天,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张万益回来以后,看到母亲如此遭遇,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混蛋。

经过这么一闹,成都府想起来了,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是因为刘景高失踪,情有可原;可本府明明又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次牌票,怎么还是寂静无声?

结果,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会同张万益一起,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兼提人犯。

这一次牌票,谁也躲不过去了。

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气哼哼地往成都拽。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可王仲杰出面解释,说案子已经销了,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父亲陈春,会同张万益、齐表、刘景高先去成都。陶、陈、刘、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

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陈春、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请刘景高、齐表、张万益喝。喝完以后,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寻了一处旅店投宿。到了二十七日,刘、齐、万三人来到承流坊下,等着陶成他们到来。

这时刘全敖——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跑过来,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我得等他们人凑齐了,才好回来缴牌。

刘全敖说我为了你这事,几次被上司责问,你得赔我点人情。刘景高本不想给,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却坚持得给,他只好把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给了刘永敖。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呆了几天,你看着办。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算是给章氏压惊。

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陶、陈、刘、王一个都不见踪影。他起了急,只好再返回彭县,继续催提。那四位却一点不急,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粮食都补缴了,再拖几日,一俟粮食入了府库,账簿一平,这事便能抹个干净。

摆平了刘景高,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惊无险,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可陶、陈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

前面说了,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其中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了五石。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这次被迫割肉,简直心疼到不行,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讹了三钱五分银子、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价值三钱七分的黄豆八斗。

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好好在户房干着,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便被打入监牢,吃了几天牢饭,还被刘本敖、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出血甚多。

泥人也有土性。王廷美愤愤想到,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行,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他径直跑来成都府,把陶、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一古脑全说了出来。

这次接状的,仍是直堂吏杨汉采。他一看,咦,这案子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蒋知府一看,好嘛,钱粮这么大的事,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简直视大明律如无物!

蒋知府异常震怒,亲自做了批示。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派人再去彭县提人。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而且要即提即走,不得耽搁。

这么大动静,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非常惊慌。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自己必然不保。他猛然想起,刘本敖给了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赶紧跑回去拿。

拿到了银子之后,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他思前想后,居然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计策。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要行栽赃嫁祸之事。

黄德原本出于好意,没去举报,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反而要被鄢乾陷害。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好在附近,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心中生疑,紧追过去连问是谁。鄢乾不敢回答,只得闷头跑,跑到库楼下面时,一不小心,把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

吏巾不是头巾,而是吏员专用的软帽,平顶露额,正中一道折,背面一对乌纱帽翅。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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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芳主人绘

黄春童当即把这顶吏巾捡起来,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然后把黄德叫过来。黄德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

蒋知府闻言,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这位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心思却颇歹毒,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还要胡乱攀咬,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

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到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这一次再无侥幸,陶成、陈佐、刘本敖、王廷用以及陶田、陈春等人,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户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闲、王廷美越次超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蒋知府没想到,区区一件解粮案,牵扯出这么多隐情。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何嚣张?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

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彭县知县、县丞一直空缺,主簿再落马,县里群龙无首了。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等到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不出来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落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一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都免除。。

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复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把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做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一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 但它却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在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时间不是惶恐,而是又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好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全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

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

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这个案子,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可陶成、陈佐这样的胥吏,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

所谓青萍之末,即指于此。

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

这个案子,是我在《四川地方司法档案》里翻出来的,编号九十一号。这套资料特别有趣,它以《明嘉靖年钱粮册》和《四川各地勘案几其他事宜档册》为基础合编而成,里面是嘉靖二十八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一共九十八件。按照规矩,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都要提交布政使司留底,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档案里收录的,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细节充实,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本文里提及的细节,不是笔者脑补,皆是来自于这些记录。比如鄢乾在布政使司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有地点,有对话,有心理活动,看似小说,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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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案情也不曲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物价、风土人情,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不记得哪位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说过,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也有相同的功效。

感谢那些保留下《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并做了点校的学者们,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就藏在这里。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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