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求生:远洋捕捞人的血泪航程

2005年,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社做摄影记者,那天我第一次拿到单位的新闻奖,出租车上的电台正在播我的稿子,紧接着一条消息就是中国‘福远渔132号’渔船遭印尼海军炮轰。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关于中国远洋渔企涉外纠纷的新闻。从那以后,“渔业纠纷”就以前所未有的高频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有一个做水产品贸易的朋友,叫阿东。阿东去过中国大多数的渔业重镇,从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如何挑品质更好的海鲜。后来他开始对我讲述他合伙人的船队、大海的凶险和渔民们的生死传奇。海上冲突再一次吸引了我,我决心随渔船去远洋航行一趟。

起初阿东以为我只是开玩笑,让我去海边的渔家乐玩玩就好。过了一年我再次提出请求,郑重警告无效后,他答应帮我安排。

在远洋学校经过为期三个多月的培训和考试,以及先后三次体检,我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2011年12月28日,我在舟山港渔业码头登上了一艘金枪鱼捕捞船,随船远赴东太平洋。

一艘远洋渔船上,船长是驾驶台的大脑,轮机长是机舱的心脏。渔船上的两个部门——甲板部和轮机部,甲板部主要负责航行,成员包括大副、二副、船医、三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木匠、大厨、一水、二水和二厨;轮机部主要负责作业,成员包括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电机员、三管轮、机工长、铜匠、机工和机舱实习生。

这里没有女人,只有被海包围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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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小厨师只有19岁,来自四川的山区,老家很穷,没谈过恋爱,也没有姑娘愿意和这个穷小子谈恋爱。他脚上的那双皮鞋还是带他出门的甲板长送他的旧鞋。在岸上的最后一晚,他终于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在一个六百块包夜的妓女那里。

出海之前的日子,船员们整天无所事事。轮机长、大副、二副偶尔一起打牌、喝酒、聊女人。他们会说与各种各样女人的经历。在小厨师听来,这真是太奇妙了。

小厨师悄悄去找了二副,得到了一个地址和电话。电话拨通后,接电话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很好听。

那条小巷他去了三次,看到那个姑娘,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浓妆艳抹,而是脸色苍白,眼睛很大,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瘦弱。第四次,看到大副从楼道里走出来,小厨师莫名地有点气愤,“呸”了一口,走了。

小厨师拿到了公司发给他的第一个月的试用工资之后。他拿着钱又去了那条小巷。见到了那个姑娘,还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他就逃一般地出来了。姑娘刚脱了件外衣,只是抱了抱,小厨师一下就不行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天,姑娘没收他的钱,只是叫他下次再去。

小厨师以此断定,那姑娘是个好人。

之后的二十多天,小厨师每天都会去小巷的那幢楼里。聊会儿天或者请姑娘到外面吃饭。有时,他还会送点船上的鱼干去。不去小巷的晚上,他会打很长时间的电话。

船员们出海之前住的船员舱里,小厨师又遇上大副和其他几个船员。喝完酒,大副又畅谈自己在床上是多么会来事,再一次提到那个小巷里的姑娘。

小厨师气得发抖,他跑到厨房,向正要给他们端去的菜里狠狠啐了几口。酒局还没结束,小厨师就直奔小巷而去。那晚他没回借宿的出租房,回来的时候,他的胸口多了一个“丘比特”的文身。

没过几天,大副气呼呼地跑来说:“他妈的,那女人不干了。”

渔船出发的那一天早上,在船长无数个电话的催促下,小厨师才提着裤子,一路小跑出现在码头。他一跳上甲板,船就开了。

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呼啸的海风夹杂在马达轰鸣的巨大噪音中,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泄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遇上恶劣的天气,一个浪打过来盖过驾驶台,整艘船会忽然像一艘潜水艇。一旦操作不当,船体就会被台风卷入。有的船的钢质桅杆被浪直接打断,舷墙甚至会被巨浪整个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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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海员证后,我打算为自己投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这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因为高危的性质,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

离港第四天,小厨师艰难地撑起身体,目光呆滞地晃着脑袋。床头挂着一个空的塑料袋,他已经把胃都吐空了,只剩下干呕。船长用他的航海经验告诉新手们:毅力是克服晕船的唯一良药。吃了东西,吐了,那就再吃……如果你一直躺着,就只会一直晕下去。

日夜不停的海浪让每一秒都变得异常艰难。船体的左右摇晃不易导致晕船,但纵摇、垂荡和混摇的体验真的生不如死。纵摇和垂荡相当于一刻不停地玩跳楼机或蹦极,而混摇则把人变成了赌场中的一粒骰子。加上机舱里轮机不间断的嗡嗡噪声,所有船员到了海上都会晕船,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也不例外,只是程度因人而异。

海上的食物也从未丰饶过。捕上来的鱼在连吃了一个星期之后,变成了胃口的负担。即便在冷库中,大多数的绿叶蔬菜很快就烂了,相对易于储存的只有土豆和洋葱。想象中富饶的大海其实和荒漠无异。船上储存的淡水用完后,就用造水机制造蒸馏水。由于不含任何人体需要的矿物质,时间一长,船员们开始掉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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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习惯了风暴,如厕又成了新问题。起初,我每每觉得肚子胀,一进厕所,船一晃,蹲都蹲不踏实,立刻便意全无。出了日本海域,风浪逐渐小了些,我慢慢明白,上厕所要选风平浪静的日子。

船员里边,来自四川山区的杨光自小被奶奶领养,他16岁当兵,是团里的“枪王”。因为是左撇子,杨光习惯用左眼瞄三点一线,用左手手指扣动扳机。当时连长一直想把这个“枪王”留下来,无奈他那张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和本人不符。19岁退伍,杨光成了一名船员。

一天凌晨,快到作业结束,拉鱼的主线突然绷断了,像鞭子一样反抽回来,一下打在正在做主操作手的杨光的左眼上。杨光眼前一黑,随即捂着左眼蹲地不起。

如果患了小病,船员就像点菜一样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可如果突发严重疾病,只能通过无线电通讯请求医疗援助,医疗援助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使医生的远程诊断正确,船上的药品也未必齐全。一旦面临手术,大多数渔船上都没有吗啡或杜冷丁,拿到海员证的船员们都学过急救和医护,可临床经验一片空白。

过了很久,船长慢慢拉开杨光的手,他的眼睛异常红肿。当晚,船长给了他一支眼药水和头孢之类的抗生素。这是远洋船上生病后唯一的治疗方式,船员没有生命危险,正在作业的船是不会回港口的。因为来回一趟的油费就高达几十万,没有人能承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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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船上没有替补人员。所以不管是谁,即便感冒发烧、晕船、失眠、吃不下饭这几种情况同时发生,也得照样工作。

一天早上醒来,庄军突然觉得自己的右脸开始麻木,脸部肌肉也不受控制了,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

由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个病在海员中常常出现。庄军跑船那么多年,早就在其他船员那儿看到过先例,但这是他第一次以船长的身份出海,却也是最后一次。

“到时候要上岸了。”庄军对自己说。

老孙是船长唯一特别向我介绍过的人。他叫孙祖洋,大家都叫他老孙,天津人,47岁,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工系。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尴尬地在找拴裤子的绳子。一条裤腿已撕开了一道口子,张着大嘴,露着一段白花花的肉。他慌慌张张地从舱位里爬出来,一手提着裤腰,一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和我握手。他的手掌不像拿笔的读书人,粗糙且厚实。

远洋船上的普通船工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这份工作高危且艰辛,离岸时间又长,而且一年的收入也就6万上下——那还是2012年的行情,往往只有来自偏远山区的人才会选择这个工作,老孙算是一个异类。

在驾驶室里值班的后半夜,老孙和我聊了很久。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工厂里当了工人,在流水线上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工厂倒闭了,老孙早已与社会脱节,他连电脑都不会用,但他得养家。

十二年来,老孙完全成了远洋船上干体力活的机器。我有时觉得老孙确实有点傻。老孙说:“我不傻,我只想把孩子养大。在船上,傻也是生存之道,至少不会树敌。”

新闻里有过有关“太平洋大逃杀”事件的报道,“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11名生存船员将22名同伴杀害。类似的事,老孙也说起过。

一群船员在甲板上干活,有人在收线,有人在用刀杀鱼,有人在送箱子。突然,那个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被捅的同伴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已经倒地不省人事,旁边的人全傻了。等有人反应过来要去夺刀时,带血的长刀就到了眼前,“咔”的一声,一条胳膊直接掉在了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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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在驾驶舱里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赶紧把驾驶舱锁起来,然后通过高音喇叭大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接着,从前甲板到后舱,一个人举着刀,追着一群人跑。那期渔船归航时,在冷冻舱里和鱼一起运回来的还有三具尸体。

人在远洋船上待的时间长了,孤独、寂寞,再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会出现幻觉。有的船员会莫名其妙地跳海,或者突然失踪。

“时间过得特别慢,每天都在熬。”老孙喝几口酒后,又小心把酒放好。他要留着慢慢喝,日子还长着呢。

从舟山港出发时,我们的船和其他三艘船组成船队,在雷达中互相能看到。但到达渔场开始作业后,其他船在雷达中消失了。船长解释,作业时船与船不能靠得太近,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其他船都在附近。而“附近”至少也是一到两天的航程。

2014年1月27日,轮机长黄吉宏死在了航行的渔船上,没有撑到他航海生涯最后一个航程的归期。

甲板长张方义用做床板剩下的一些零散木料为他钉了一口简易棺材,然后将遗体存放在一间冷冻舱里。船长用卫星电话向公司报告轮机长的死讯。公司回复了四个字:斐济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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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黄昏前,甲板长张方义都会带上两个人,端一碗饭,打开冷冻舱门,在黄吉宏的遗体边坐一会儿。

三天后就是除夕夜,大家计算好时差,准备给各自的家里打电话。卫星电话是船员和岸上家人联系的唯一通信工具,但电话费贵得惊人,6秒为一个计费单位,折合人民币约90元,平时船员舍不得打。

大家要求船长把船开到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位置,停下来。小厨师今天特意为大家加了三个菜,但谁也没把太多心思放在饭菜上。

大家草草扒了几口饭,开始排队打电话。拨号之前,每个人都已经先打好腹稿,就像拟电报似的,字斟句酌——主要是为了长话短说,精简字数;电话一通,大家立刻以发电报的节奏、开机关枪的速度把话讲完。即便这样,一个电话打完,几百块钱唰唰唰地就没了。

挂了电话,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有人边笑边讨论家里孩子的趣事;也有人抿着嘴回味妻子的爱语;有人接到家里出事的消息,蹲在角落闷着头吸烟。只有一个人为躺在冷冻舱里的轮机长默默流泪,趁人不注意又迅速擦掉。

船舱里的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曾经问船长:“远洋渔船出航为什么不能有女人?仅仅是因为风俗里认为不吉利吗?”“没女人都要打架,有女人上船,那还不得杀人啊?!”他答得干脆。

船上没有女人,但在10000海里外的太平洋,我依然无时无刻地感觉到了她们的存在。在DVD碟机里、在手机相册里、在卫星电话里、在杂志的夹缝里、在船员们的话语里、在他们的脑海里。

船员聊天时,有些人聊着聊着就会一转身就掏出家伙来撒尿,平常也会一丝不挂地在甲板上用海水冲澡,肆无忌惮地谈论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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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人的水手舱里,碟机里的爱情动作片24小时循环播放。船员的舱位是一人一格,舱位前有一条帘子可以拉上,有时帘子也不拉。动作片里的女主角一阵哼叫后,卫生纸就会堂而皇之地从帘子里头扔出来。在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甲板上,赤裸相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简单到犹如动物。

“你把手洗洗啊!”在船上,小厨师每次去做饭前,我都要提醒他。

轮机长的手机里一直有个相册,那里存着他们三口之家的合影。新婚一个月后,第一次远航,他的行李是妻子帮着整理的。起航后,轮机长慢慢归置物品时,在行李包的角落里发现一盒避孕套。

回来时,他原封不动把那盒避孕套悄悄塞还给妻子,妻子脸一红转身笑了。后来他问过妻子,为什么要给他准备这个。妻子说:“有什么办法呀,那么长时间呢,只能希望你别把病带回来呀。”

我和小厨师一起在远洋上漂了近两个月。一天夜里,小厨师悄悄告诉我,那姑娘叫小兰,他答应她,先去找公司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给她作生活费,以后赚了钱全给她;她去找别的工作,等两年后回来就嫁给他。

长时间在海上作业,很难与家人取得联系。卫星电话实在太贵了,船员们一般都不打。小厨师也只有在国外港口偶尔修船或者补充物资时,才能给小兰打个电话。

还不到一年,电话就打不通了。小厨师从太平洋上回来后,他给我发短信说:我找不到小兰了,我想去她老家看看。

杨光转上了运输船提前回国,在舟山第一次见到医生,已经是杨光受伤后的第八十一天。医生告诉他,晶体严重受损,已无法恢复视力。公司给了他一笔补偿款,让他回家。

刚过完正月,黄吉宏的女儿黄艳来到斐济,从码头上接回了父亲的遗体。

对于黄吉宏的过世,妻子一直自责不已。她早就想让丈夫结束远洋生活了,毕竟年过50岁,但拗不过黄吉宏 “跑完这趟就结束” 的坚持。这趟航程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可黄吉宏却突然走了。

女儿黄艳宽慰母亲:“父亲属于大海。”

黄吉宏出殡后,送走了客人,黄艳翻开相册,在一张父亲抱着玩具猪坐在阳台上的照片前,她停留了很久。黄艳说,她喜欢的东西父亲都喜欢。黄吉宏在家时,女儿做什么,他都愿意跟着,逛街、吃肯德基、看韩剧……他烟瘾很大,一天三包的量,但在女儿面前从来都不抽烟,瘾来时就躲到阳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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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跑了三十多年远洋船的轮机长曾无数次和我提起一件事:89岁的岳父岳母至今还在一个海岛上住着,出海前都没来得及去看看他们。

他说:“再回来就要两年后了,对于89岁的老人来说,两年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看到了。”而今老人还在,他却走了。

我没有跟完全程,在中途补给的时候提前上了岸,替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捎回几封家书。他们提出要我把在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所有人挑选照片的要求很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我笑眯眯的照片,要笑的……对,要笑的!”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WeChat ID: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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