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长恨歌》

【一】

首先是一字不落的《琵琶行》,紧接着是一字不落的《长恨歌》。这复活节之夜短短十五分钟的国际长途制造了信息时代的“奇闻”。电话的两端连接着北美最古老的城市和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倾听者有备而来,在自己的面前摊开了一本《唐诗三百首》。

他虽然拥有“文学博士”的虚衔,却只能依稀记住家喻户晓的那少数的名句。而远在地球另一侧的背诵者仅仅在儿童时代读过五年的私塾,一生中最高的社会角色是“家庭妇女”。她用不着做任何的准备,接过电话就开始背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了这“三百首”中最长的两篇。

准确地说,她是在唱诵,而不是在背诵。她唱诵的节奏和顿挫令远去的世俗(《琵琶行》)和历史(《长恨歌》)栩栩如生。这美不胜收的音乐一定会感动总是希望得到朴实的“老妪”认同的白乐天的在天之灵。世界上还有哪一位诗人敢去奢望自己的作品在1161年之后还能被“老妪”一字不漏地唱诵出来呢?“你还想听什么?《醉翁亭记》、《滕王阁序》……”唱诵者有点忘乎所以,她显然忘记了自己的下一个生日将是她的第93个生日。

我的外婆出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因此,她的弟妹们都天然地叫她“桂姐”。

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相比,我的外婆有优越的“早年”。她的母亲出生于望族又多才多艺;她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乡绅,宁静淡泊又知书达理。她16岁出嫁,嫁到了一个不错的人家。她的丈夫厚道老实,终生偏爱体育和英语。他从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做过乡村教师,又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以及人民政府的铸造厂做过小职员,“四清”开始之后回原籍务农。

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相比,我的外婆有卑贱的“中年”。她在“土改”时被“扫地出门”,一度被驱赶到在猪圈里过夜。她曾经与家破人亡的妹妹一起在乡间乞讨,接受昔日的女工用废纸包裹着偷偷递过来的米饭。她在“文革”期间曾经被吊在悬梁上拷打。她因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为了地方上长达20年的“专政对象”,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去县城看望自己的女儿都需要生产队领导的审批。

与同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类似,我的外婆有正常的“晚年”。她拉扯大的五个孩子都各有所终:三个退休,两个下岗。她带养过的第三代也都各得其所,有的甚至远在天涯海角。而她不作指望的第四代也都开始各行其事,其中的一半已经听不懂她用来唱诵的语言。

从“优越”经“卑贱”到“正常”的一生中,我的外婆有丰富的游历。她曾经随丈夫住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和“超英赶美”的沈阳;她曾经随长子住在“拨乱反正”后的太原和“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她曾经随女儿住在“三中全会”后的长沙和“南巡讲话”后的深圳。虽然她不停地回到做小孩子和做小媳妇的家乡,到目前为止,她一生之中却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别处”。在地理上,她最北到过太阳岛,最南到了罗湖桥。

【二】

“博闻”、“强记”以及对“不幸”的豁达和对“屈辱”的宽容使我的外婆成了故事的宝库。她有讲不完的故事。她有“农运”的故事:“农会”组织对她父亲的“声讨会”一开始就变成了“表彰会”。大会最后在欢迎她父亲加入农会的口号声中结束;她有“革命”的故事:那天早上她与一个表弟在大宅院的门口游戏。突然,她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土堆。她从小土堆里翻出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她父亲的。信的内容是希望这位“贤明的”乡绅能够为正从那里过路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一些粮食。信的落款人是“彭德怀”;她还有“土匪”的故事:有一年,她的大弟弟被土匪绑架了。她的父母不得不四处集资。她将自己陪嫁的首饰全部送回了娘家;她还有“学者”的故事:她的小弟弟在初中阶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他发誓长大以后要研究“零”。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却并没有成为数学家:他多跨了一步,跨进了“美的历程”。他的名字叫“李泽厚”。当然,她还会有“作家”的故事。

上大学以后,我一直与我的外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就像她的日常语言一样,我的外婆的书面文字之中也闪烁着她的聪颖和幽默。

有一次,她在信里提到她饱经沧桑的大妹妹——这个智力超群,学业优异,前途应该无量的女性虽然有机会读完初中,最终却还是难免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婚后一直都生活在农村。“天翻地覆”使她成为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的寡妇,开始在社会的最底层残喘。但是,她却一直嗜阅读为性命,至今都如饥似渴。她奇迹般地穿过了所有的磨难,正在接近她的第91个生日。她是这个家族中第二位能够唱诵许多古代作品的“老妪”。更重要的是,这“老妪”同样喜爱现代的作品。不久前的一天,她在县城书店里看见一套《沈从文文集》竟令她流连忘返。我的外婆在信中提到她这位妹妹的耳朵已经听不大见了,同时她又提到她自己的眼睛看不大清楚了。紧接着,她聪明地将科学(算术)和文学(成语)结合在一起,感叹说,她们两个“废物”要“加在一起”才能够称得上是“耳聪目明”。

现在,我住在地球的另外一侧。这是我与我的外婆相距最远的时候。我偶尔会给她打一个电话。在她92岁生日前的一次电话中,我的外婆谈到她刚刚在深圳接受的一次体检。她挖苦体检名目的繁杂,说体检的结果是什么病都没有,“连性病都没有。”她顽皮地补充说。而这一次,在听完她的唱诵之后,我告诉她,我听说有一个女子当年就是因为欣赏那追求她的人能够背诵出一首《长恨歌》就断然许下了终身。我的外婆反应敏捷,“要这样,我可以找多少如意郎啊。”她这样说。

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外婆有极好的记忆。她记得包括45年前的邻居家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日。她总是能够轻易找到我不记得放在哪里的东西。同样,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外婆有古文的“功底”。她在做家务的时候总是“念念有词”。

20年前的一天,她一边缝被套一边唱诵,我问她正唱诵着什么。她回答说“《左传》”。她的回答被我变成了广告词。向人介绍我的外婆时,除了恭维她曾经赏心悦目的外表,我总是用“会背《左传》”来炫耀她经久不衰的“内秀”。但是,直到两天前听完她的《长恨歌》,我才被她的记忆和“功底”彻底征服。她的记忆竟然如此之强悍,她的“功底”竟然如此之深厚,在这个“单项”上,她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中国之最”,也就是当然的“世界之最”。

【三】

这一次,是我的外婆对文天祥《正气歌》的“考证”引起了我对她的进一步的发掘。一个月之前,她质疑“鸡栖凤凰食”以及“阴阳不能贼”两句中的最后的字,因为它们与她对诗作的理解有点冲突。她在电话里居然一字不漏地将作品唱诵了出来,这令我目瞪口呆。我向她解释“食”和“贼”两个字并没有错,是她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出了错。她的理解显然是受了她的方言的误导(她唱诵用的是湖南宁乡的方言)。

我的外婆接受了我的解释之后,感叹自己才疏学浅,又感叹自己有我这样的孙辈能够为她答疑解惑,她说她“非常幸运”。她的“钉子精神”会让人不敢相信她很快将要过自己的第93个生日。我激动地纠正她说,有她这样好学的外婆是我的幸运。

对我的外婆来说,《长恨歌》不仅仅是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还是补益身心的灵丹妙药。它是她的“定心丸”:她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突然有了“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恐惧。于是,她开始唱诵《长恨歌》。医疗技术的发达令她惊叹。她夸张地说,她还没有唱完,手术就已经完成了;它又是她的“安眠药”:每次“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后,她总是用唱诵来抵制黑夜带来的惶恐和寂寞,并且能够成功地找回睡意;它还是她的“兴奋剂”:在生命之中那些阴暗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有形的支持,只能与刻存在硬盘(大脑)上的《长恨歌》共度患难和凄凉。“玉容寂寞泪阑干”的时候,她就用唱诵来抗“抑郁”,用唱诵来防“消沉”。如果我的外婆真有什么“长寿的秘诀”的话,唱诵对爱情和生命充满悲悯的《长恨歌》就是她长寿的秘诀。

只受过基本的私塾教育却到如此的高龄还能够一字不漏地唱诵出“唐诗三百首”中最长的诗篇的外婆激起了我的许多好奇和疑问,传统教育到底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接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在革命的社会可不可能获得理性的待遇?记忆力与生命力会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联系?童年的记忆到底能够牢固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那一代人在少年时代也曾经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我们背诵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够“刻骨铭心”?文本的质地会怎样影响记忆的质量?以及为什么政治的生命力那样短促,而文学的生命力如此悠长?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寻常的女人,却不寻常地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更不寻常的是,她从来没有对他人和命运发泄过不满和怨恨。这是她的“柔弱”的表现,这更是她的“坚强”的表现。她唱诵的《长恨歌》就像她讲述的故事一样,从容而沉静。在清晰地收藏着《长恨歌》的心灵里,我的外婆没有给污浊的“怨恨”留下任何的位置。她的心灵是她的世界里最和谐的地方。这和谐也许来自古代文字的魅力,这和谐也许来自她与生俱来的芳香。(文 / 薛忆沩 )

(摘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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