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可能超 30 亿,它引发的话题已经超出了影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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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票房爆款诞生了。

从 7 月 5 日正式上映以来,《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为《药神》)的累计分账票房已经超过了 12 亿元。其中,单日最高的 3.5 亿元也足以让其排到中国单日票房的第 9 位。按照目前的走势,《药神》的最终分账票房超过 30 亿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甚至有望超过《红海行动》成为 2018 年的票房冠军。

事实上,《药神》的票房成色也要比《红海行动》更足一些。尽管暑期档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档期,但相比起春节档人们拖家带口走进电影院,银幕上放什么人们就看什么,暑期档多出来的只不过是放暑假的学生群体而已。观影人群的基数并没有特别大的增长,也意味着要在暑期档取得一个好票房,对于电影本身的品质要求会更高。

如果再考虑到《药神》在前期宣传时的表现并不出色——在猫眼上,它的每日新增想看人数要落后于《动物世界》和《邪不压正》——《药神》能够取得这样一个票房成绩完全凭借的是电影本身的口碑和质量,就连宁浩、徐峥的个人票房号召力也都是其次了。

《药神》选择用疾病与医药切入主题,额外切中了中国观众对于医疗体系的担忧。

几年前,公共舆论空间还算宽松的时候,总是能够看见大量关于医患矛盾的报道。看病难和看病贵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这也成了很多人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近年来,医疗问题的报道和探讨明显减少,诸如去年冬天的流感传播、医保控费带来的药品器械紧张这些话题,都只是在小范围内得以传播。

医疗负担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焦虑感来源之一。《药神》成为了人们得以借此探讨问题并且纾解焦虑的一个出口。无论是假药贩子张长林所说的“世界上只有穷病是治不好的”,还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哭着对警察说“你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吗”,都是这样一种情绪的体现。电影成为了人们产生共情、表达感情的一个起点。

这种情绪也在程勇决定将销售范围扩大到全国之后达到了顶峰。大银幕上投射出了 QQ 群中的留言,戴着口罩的病人的小幅照片。这是“很多人”,也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

而在塑造正派光辉形象的同时,《药神》也放大了反派的恶。片中,李乃文饰演的医药公司代表无视病人的抗议、怂恿警方逮捕救世主程勇、甚至还在印度活动要求掐灭仿制药的来源。医药代表成为众矢之的。

这是《药神》最大的争议之一——批评者认为它简化了制药公司的商业逻辑,更简化了药物之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真正问题。换句话说,要追究”为何病人吃不起药”,不能简单归结于药厂牟利心切。

但《药神》毕竟抛出了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点映之后,有大量围绕“药物仿制”、“程勇的真实遭遇”和“该白血病治疗药物在真实生活中情况如何”等报道、讨论和自发调查出现。它们其实超出了《药神》所能覆盖的话题领域。这样的状况似乎很久没出现过了——大家对电影美学、镜头语言、烧脑逻辑甚至影片的意识形态的探讨屡见不鲜,而社会议题的探讨既不充分,也缺乏机会。

并不是说每一部电影都要负担探讨社会议题的职责——电影的本质依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更确切的说法,是《药神》进入了一个近乎空白的国产片领域。它有毋庸置疑的脸谱化倾向,以及过于粗线条的叙事方式,但它是有元气的,不仅作为文牧野的处女作,更是作为直接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是可圈可点的表演水准。

结尾处,《药神》用字幕交代了印度法院宣判瑞士公司败诉,而相关药品在中国也被列入医保范围。电影以一种能够满足观众所有情感需求的方式作结。电影开始时,曾有一行字幕提示《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如果说真实的事件是一个关于病人、药贩、医生、医保、药厂、警方、体制纠结在一起的多重难题,那么《药神》选取的更多的是这个难题中与病人息息相关的断面——也是感情最充沛的断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对影片的压倒性支持,也是社会焦虑感和压抑感的一种集中爆发。正如影片的那句台词,“谁家还没个病人呢?”

这成了《药神》在获得 30 万人评价之后,依然能够在豆瓣维持 9.0 高分的基础。

来源: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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