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拆迁,父亲把家挥霍一空

2008年暑假的一个下午,父亲老早就从上工的地方回来,买了一袋熟羊肉,拎着一瓶从来舍不得买的酒,显得格外兴奋,见了母亲就说:“咱们村要拆迁了! ”

拆迁是村民们最大的期待。在这些苦了大半辈子的劳动者看来,拆迁就意味着,能拿到不少存款,不再需要辛苦的劳作,就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父亲也不例外。

金牛村位于西南边陲一座省城东区,向东三公里是火车站,向西两公里是东三环,村北部附近的地铁三号线正在规划中,是很多人眼里迟早要拆的“要地”。因为城市扩建,村南及村西半公里以外的农田、溪流、树荫,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一栋栋高楼所取代。唯独金牛村的景貌,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未变。

村西口左拐,顺着一条水泥路向南走五百米,是一座大型水果批发市场,旁边挨着一座农贸市场,几家物流园,每天聚集了从四面八方驶来拉货的货车。到那儿给人卸货和装货,也就成了村里一半以上的壮年人的工作。

大多人村民在村子周边做装卸工,开小超市,开小餐馆,摆水果摊为生。也有许多妇女在村西口的水泥街道上,推着个带轮子的大炉,烤着烧洋芋及红番薯,来回叫卖。

还有许多村民,买辆面包车或摩托车跑黑车,和交警打着游击战。夏天时,把车内第二、三排的座位拆卸掉,像小货车一样,拉着满满一车水果,开到不远处的闹市区叫卖,经常到深夜才回家。

父亲则是每天出没在水果批发市场周围的一名装卸货工。父亲在90年代初曾当过代课教师,后来因为体制改革,没考进编制。被下岗后的十几年里,开过五金店,也卖过油漆,捣腾过不少小生意。近些年来生意不好做,又自认为缺乏生意头脑,就留下一个二十平米的五金店让母亲守着,加入了村中的装卸工大军。

干装卸工是个苦差事。上百斤的货物,直接用胳膊从地上揽起,甩在肩膀上或背在脊背上,往返于仓库与货车之间,一干就是一整天。

父亲大多时日都是早出晚归。尤其到腊月年边,父亲经常晚上八九点钟跑回来,稀里哗啦地扒几口饭,有时热汗顺着鼻尖落到碗中都顾不及,饭未饱就扔下碗筷,急匆匆又去忙活到深夜。

住在我家不远处的李叔,和我爸是老死党。每天清晨天未亮,就会前来吆喝我爸,一起到村西口不远处的废弃轨道铁路上,等待着雇主招工。很多村民每天都坐在轨道旁,三两成群,围成一圈,在等待雇佣的期间,一起聊天抽烟,打发闲暇时光。

父亲工钱挣得多的日子,经常会到农贸市场上买一些卤肉、烤鸭或鱼,不忘带一瓶五六块的白酒,哼着老歌,有些摇头晃耳地走进院落。

这时,母亲会半高兴又佯装不高兴地接过父亲手中的东西,说:“少买这些浪费钱的菜,给娃儿留着当学费。”

父亲总会说:“娃儿爱吃,再说今天挣钱了,奢侈一下不行吗?”

母亲便不再说了,哼着小曲下了厨房。

但淡季时,有时一连几天,日过半晌都没被雇上,父亲就会悻悻地走回来,愁眉苦脸地咬着一根闷烟。父亲抽的烟,是90年代农村最流行的吉庆烟,两块钱一盒。

那时候的金牛村,生活虽不富裕,但到处能看得到人们有说有笑,相互寒暄,勤勤恳恳地劳作,是一个镶嵌在林立高楼中难得的幸福村。

有村民调侃,“这就叫穷,并快乐着。”

2006年后,紧挨着我们村的太平庄被拆迁后,陆续有勘探队到我们村里考察,金牛村和我家庭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咱们村要拆迁了!居委会的李支书说,市医院规划在我们村建分院,已经在研究土地征收的事了,估计会在年内敲定。”村里传来了消息。

接连几天,村西口和旧轨道上都围着一大群人,谈论着拆迁能获得多少补偿的话题。平时话门最大的李叔提高嗓门说:“太平庄的补贴是按人头算,每个人60平米,外加10万,我们村能有这么多就够了。”平时最沉默寡言的李老三,也激动地抢着说:“嗯,可能还会比这更多!”

那几天,村民们都不去上工,也都不出车了。父亲和这些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去居委会打探详情,居委会门口及走道上,挤了满满一堆人。

两个月后,居委会收到了政府的红头文件,以及项目的拿地方案及补偿办法通知。金牛村及村东的秦家营都被规划在拿地范围内,项目计划将在一年后动工。拆迁一事,算是坐实了。

村民们用各种方式庆祝着,彼此间杀羊宰鱼,互相邀请。父亲则买来一连串的鞭炮和烟花,在院子里燃放庆祝。甚至有老人把平时用来办红白喜事的锣鼓挎在腰间,一边打鼓,一边半唱半吼着:“要拆啦,要拆啦,金牛村的好日子要来咯!”

拆迁的消息,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村里人和这座村庄。曾经挤满等着上工的村民的轨道,不知从何时起,人渐渐变得稀少,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身影。

平时勤劳能干、从不爽约的父亲,也开始在家磨磨蹭蹭,上工的天数越来越少。以前到家里约父亲上工的李叔,也不来了。再后来,父亲也不再去了。

水果批发市场及旁边的物流园,一度出现用工荒,每天看到的都是雇主焦急的面孔、皱着的眉头。那段时间,因各大用工市场缺人,工酬一度涨了往日的一半,甚至更多,用工市场上也多了一张张从外地来的新面孔。

金牛村的村民对此不屑一顾。

很多曾经的劳作者,每天带一个小板凳,泡一大瓶茶水,围在村西口的大树下玩扑克牌。天太热,有的人就脱掉外衣,光着黝黑的膀子。玩累了,就折几条树枝垫在地上睡起觉来。叫牌声、鼾声,夹杂着脚汗臭的味道,形成一道奇怪的景象。

过去的这个时候,这一群人,应该是正顶着烈日,咬着牙齿,吃力地扛着重货,挥洒着汗水,穿梭在水果批发市场里。

父亲则每天约一群邻居到家里,四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扑克牌散乱其上,四个酒杯,一个盛满白酒的大碗,里面放一个勺子。

“对子”,“炸弹”,“王炸”,“赢了赢了”,玩家们唾沫横飞地叫着牌。

胜负一分,赢家洗牌,输家喝酒。经常不到半天,就有人醉得一塌糊涂,跑到门外吐,旁边三五个邻居便插着腰杆观望。而李叔,便是经常被灌得烂醉的常客。

村里,麻将室突然多了三四家,生意出奇得好。我每次经过麻将室,总能听见玩家的吆喝声,争吵声,麻将的碰撞声。那些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也会为了输赢挣得面红耳赤。

跟麻将室一样多起来的,还有彩票店,就连以前单卖烟酒的小超市,也开始卖刮刮乐了。在彩票店门口,总是拥挤地坐着一堆熟脸常客,有的看着走势图,有的用铅笔在纸上写着数字,有的在排队选球。地上则是被扔掉的乱糟糟的彩票。

饭后,父亲也是这些彩票店的常客。早前,父亲只会买两三注彩票,当个乐子。最近,父亲购票变得凶猛,每打一注球,都是五倍、十倍地投,有时则更多。

刚开始,父亲还会避开我,慢慢地就不再回避,再后来,当着我的面也能阔绰地花掉一大笔钱。

有一次,我看着父亲用一百块买了一堆刮刮乐,只见他一张张刮完,没有一张中奖。父亲摇头感叹着运气背,再向老板扔了一百块,接着刮,还是一张未中。他又悻悻地掏出一百块来,我立刻把钱抢过来,劝他不要再买了。他才不情愿地跟我离开了彩票店。

村民们不再上工后,生活逐渐变得豪气了。

村里的轿车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停在村口街边上的,不乏几十万的豪车。有些年轻人把油门轰得老大,方圆几公里都能听见。有些人特地把车钥匙挂在皮带上最显眼的地方,一晃动就和其它钥匙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而那些拆卸了座位,昔日用来贩水果的面包车,则被遗弃在村民各自的院落里或村口街边上。挡风玻璃上落满了灰尘,像报废了的一样。

我问父亲:“大家都是农民,哪来那么多钱买豪车?”

父亲畅快地告诉我:“这年头,只要想花钱,哪里借不到啊?亲朋好友不借,还有银行,银行不贷,还有那么多民间借贷公司!买一辆豪车,只需借几万付个首付,剩下的款,再分月慢慢还。要买豪车?你老爸也可以啊!”

“那他们借那么多钱如何还得起啊?”

“房子拆迁了,那些钱算个屁,顶多只是多了些利息!”

看见村里人普遍都开起了轿车,爱面子的父亲也不能平静了,跟母亲商量几次后,也决定买一辆。母亲不同意父亲买太贵的车,于是父亲按揭买了一辆落地价为十多万的大众车。

那时我正在距家五六公里外的一所学校上高中。一天放学后,我惊奇地发现父亲开车在学校门口等我。只见父亲拉开车门向我走来,一身西装革履,打着领结,带着墨镜,看上去像一个成功的商务人士。见我一脸惊奇,父亲说:“这样穿着,才显得不像个暴发户。”

这是自小学毕业后,父亲第一次来接我放学。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开车外出,不仅时不时地送我上学,周末时还会带着我和母亲去兜风。父亲嘴里叼的烟,也越来越贵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学起了做投资。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头脑灵活、刚开了个馆子、攒了不少钱的朋友找到家里来,和父亲谈起了一桩投资项目。

朋友告诉父亲,滇池旁新开了个福堡文化城,未来很有潜力成为美食、娱乐的中心,趁着前期租金少,打算去那儿开一个七百平米的“羊庄火锅”。邀父亲合伙,父亲需要出资十几万元。

这对于一个地道的农户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况且父亲前不久刚买了车,且车还在按揭当中。要是在以往,父亲肯定会当场拒绝的。但是,父亲一口答应了。

为此,父亲和母亲大吵了一架。母亲骂父亲没理智,父亲很轻松地说:“可以先借借,等拆迁款下来再还上。指不定能大赚一笔,就算亏本了,也就十几万呗。”

之后,父亲先是在农村信用社贷了几万元,又从亲戚那儿借了几万,再在一家民间借贷公司贷了几万。东凑西凑,终于把合伙的钱筹够了。

父亲以往只会开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小店,干惯了体力活,对餐饮并不懂行。所以只以股东的身份入股,也基本没去过那个餐馆。开上店后,父亲总爱以老板自居。

像父亲一样做投资,开店铺的村民不在少数,动辄贷款几十万元。更有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赌博之路,泡在游戏厅里,彻夜不归,和原来的生活轨迹越脱越远。

那段时间,村里人都显得十分阔绰,走在大街上,讲话更有气度了,抽烟抽最贵的,下馆子也动辄上千。麻将室里,人们的叫牌声、争吵声更大了,在游戏厅里摇老虎机的年轻人,出手也更阔绰了。彩票店里,时常有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豪掷千金。

这是我记忆中金牛村最后的繁荣景象。

时间一晃就过了一年,可拆迁补偿的消息却迟迟没动静,村民越来越不安。

大约是2009年8月的一天,金牛街道办事处发来通知,市医院分院建设项目被中止。原因是项目审批和拆迁流程上出现重大纰漏,相关负责人涉嫌违规,项目已被政府勒令暂停。显然,项目将被无限搁置。

父亲和一群失去理智的村民们拿着铁锹、钢棍到街道办事处闹事,乱打乱砸,派出所还出动了民警。有村民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打伤了,被拉去拘留所关了15天,还赔了伤者几千块医疗费。

打闹也无济于事了。拆迁,成了没底的事了。

那段时间,村里到处乌烟瘴气,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到处都是夫妻闹口角,摔碗砸锅,女人吼骂,男人咆哮的现象。

很多村户透支十分严重,债台高筑。有位大婶甚至喝下农药寻短见,幸好被人救下来,抢救得及时,把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追债人在村子里晃荡,村里人变卖汽车,家当抵债的现象到处都是,还有人把房子和土地都变卖了。据说有人因欠债五十万以上,债务过大无法承担,被执法机构强制执行。

很多男人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在麻将室里输了钱就动手打人,在游戏厅里打架、砸游戏机,在街边烧烤摊彻夜买醉不归的现象经常发生。村里三天两头就发生治安事件,几度惊动派出所。也有女人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变故,选择离家出走或闹离婚,导致家庭走在破碎的边缘。

而曾经的“劳模”李叔,把儿子曾经透支家当购买的宝马车、开了半年的麻将室转让出去,却仍然资不抵债。

有一次,我见到他,他的目光变得呆滞,说话有些颤抖,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精气神。

父亲因购车、投资的贷款及利息,欠债已过20万,要债的人隔三差五登门造访。

有一次,刚吃完午餐,五六个看似混黑社会的中年人,拎着钢棍闯进我家。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用一把超过二十公分的匕首指着父亲,逼迫父亲还钱。我和母亲吓得蜷缩在房屋的一角发抖,父亲脸色发黑,不住地说:“下周就还,下周就还!”

大汉叫嚣着拿出一张纸,让父亲签了字,并按了手印。纸上赫然写着:欠债7万,十五日内不还清另加收1万违约金,并以车抵押。

那时我才知道,父亲找的民间借贷公司,是一家利滚利的高利贷公司。

那段时间,父母亲经常吵架。母亲失去了耐心,每天既不守店,早上也不做饭,躺在床上默默发呆。中午12点后才起床,下一点面条吃了,也不给父亲留一点。在一次口角中,母亲离家出走了。

那些天,父亲每天在屋子里抽闷烟,晚上一个人喝闷酒。短短几天,父亲瘦了不少,本来就黝黑的脸变得更暗沉了,眼珠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陷下去不少,眼眶的棱骨更突出了。

父亲把还债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一年前投资了十几万的餐馆上。

可是,餐馆开张了七八个月,却门可罗雀,那些房产投资商说的“未来最具价值,人流最旺”的商铺,最终还是像一座空城。即便是周末,人影也十分稀疏。

店铺终于在开业8个月后被迫关闭。父亲投资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父亲朋友承诺退还3万元给父亲,却迟迟没有兑现。

一个月过后,父亲还是没办法偿还那笔高利贷。最终,车子被那些追债人强行开走变卖了,父亲跟着去办了过户手续。车没了,追债人终于也不再来了。母亲离家出走一个多月后,消了气,最终还是回来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父亲还欠着一屁股债,亲戚们也开始上门催债了,信用社的债务,利息更是一天一天在增长。

为了还债,父母把五金店廉价转让出去,跟随村民们离开家乡,前往东南沿海一带打工去了。父亲跟随包工头往返在不同的工地上,母亲则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工。到2013年底,债终于被还清了。

时隔近10年,村子早已恢复了平静。附近的水果批发市场及物流集团,已经几经改造,换了模样。父母也像其他村里人一样,筹了些钱,盖起了三四层的小楼,租住给附近写字楼里打拼的年轻人,过着包租人的生活。

附近楼宇的房价,经过这些年马不停蹄的高涨,价格已比十年前高出了10倍。只是,关于拆迁的话题,父亲没有再谈过,也没有村民愿意再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盼着拆迁的事落到金牛村头上。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WeChat ID: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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