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的父亲

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生了四个儿子,却没有一个能为她分担生活重担。二儿子因车祸去世,距今已有十多年。三儿子坐过牢,出来之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四儿子整天沉溺于酒精之中,说话舌头都打架。

父亲是她的大儿子,性格非常木讷,永远剃着板寸,永远一身深色衣着,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就是这么一个木讷的人,做学生时居然“强奸”了女同学。

现在看来,当年的“强奸”更多是男女朋友间“你情我愿”。可在八十年代,男方很自然地被定性为犯罪——83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延续三年的“严打”风暴席卷全国。期间发生了很多荒唐事:四川泸州一姓王的小伙,因为跟人打赌,亲了路上一女孩被枪毙;广西一男子因为看了一眼女孩洗澡被判重刑;据说连打扑克都有可能被抓。

不幸中的万幸,父亲并没有被冠以“流氓罪”扭送公安机关,爷爷奶奶拿出所有积蓄与女方家庭达成了和解。

私了之后,父亲没脸继续待在学校,学校也不能容忍这种不光彩,找了个理由把还在念高中的父亲开除了。刚成年的父亲无法忍受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逃去乡下躲避。据说那几年,父亲晒过挂面、劁过猪,结识了一些农村伙伴——这些人后来又成了他的工友。

乡下也非世外桃源,“严打”的消息偶尔传来,恶议四起,父亲只能像打游击一样,过些日子就换个地方。那几年,他从未回过一次家。

父亲走后,流言指向了爷爷奶奶和他的几个兄弟。爷爷是从朝鲜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奶奶也曾在文革中被划分为“黑五类”,他们对流言尚能应付,可父亲年轻的兄弟们却无法容忍。

兄弟们埋怨、憎恶父亲,如果不是父亲出事,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父亲出事后,家里境况越来越差,他们也怪爷爷奶奶偏心。

严打进入尾声后,父亲重新回到县城。也许是为了弥补父亲漂泊三年的不易,也许是为了让父亲振作起来,从来不求人的爷爷找到县领导,求领导看在他这个老革命的薄面上,给父亲介绍一份工作。就这样,父亲被安排到了县物资局当仓库保管员。

★★★

回到县城上班没多久,在奶奶和外婆的极力撮合下,父亲和母亲结婚了。说是撮合,其实近乎包办——母亲家穷,为了补贴家用,外婆去奶奶家做保姆,一来二去,两家就成了朋友。其实奶奶家也不富裕,但爷爷有国家干部身份,比起平头百姓还是要好一点。

母亲是个典型的四川女人:做事麻利,吃苦耐劳,初中毕业后就去制鞋厂,打板、缝纫样样在行。奶奶打心眼里喜欢母亲,总夸她能干、孝顺,是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因为知道父亲的“劣迹”,母亲对父亲充满鄙夷,新婚当晚都不愿和他同床。婚后,性格迥异的二人矛盾不断。

生我之后,家里经济拮据起来,母亲看到做钢材生意能挣钱,借用别人的店铺卖起了钢材。父亲觉得开店是不务正业,连照看店铺这点小事也不愿和母亲分担,他觉得跟客人攀谈,对他这种“有正经单位”的人来说太丢脸。母亲长得标致,在外抛头露面,免不了有男人多看几眼,父亲听闻一点闲言碎语便不分青红皂白质问母亲,两人为此争吵无数,本来不多的情分也被一点点吵没了。

像一扇被打裂的窗户,不能修补,只是无可挽回地走向破碎。父亲跟同事出差时,被当地派出所扭送回来,原因竟是“嫖娼”!

整个小城都沸腾了。母亲遭受了奇耻大辱。如今的“混账”加上当年的劣迹,她忍无可忍,借钱付完300元罚款之后,向法院申请了离婚。办妥手续,母亲马上去派出所给我改了名,让我随她姓——想来,母亲对父亲真是恨到了极点,一丝情面也不留。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提起父亲总是气得直咬牙:“他根本不是你的父亲,他是个烂人,他哪有一点当父亲的样子……”母亲曾不只一次说,等我年满18岁就给我看当年的法院判决书,让我看看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受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我一直很怕见到父亲。一方面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另一方面,更怕惹母亲生气。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离婚后带着我独自生活,先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借钱开了家布料店,再后来做起了服装生意,家里条件也逐步变好。

年幼时,母亲是唯一的靠山,而我能做的,就是听她话,不惹她生气。但县城太小,有时免不了在街上遇到父亲,每次遇到他,“不准认他”、“不准叫他爸爸”之类的话就自动在我脑子里闪现。手足无措的我干脆撇过脸,当作没有看到他。

90年代中期,物资局撤销,父亲丢了工作。再后来,父亲再婚。继母是一名银行出纳,父亲在家基本承担了所有家务活,买菜、做饭、洗衣。

可惜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据说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没有收入,吃穿用度全靠继母的工资,在小城,这成了大笑话——一个大男人花女人的钱像什么话。后来继母被查出肿瘤,需要垫付很大一笔医疗费,父亲哪里拿的出来。

父亲的木讷也加剧了这段婚姻的破裂。继母女儿上高中时,因为成绩不好,要出一大笔择校费,而且只能被分到很差的班级。继母打听到学校一名领导是父亲的同学,想请父亲去说个情。父亲一直推辞,好不容易见到了同学,却还是说不出口。

回家后继母问他,父亲只说“时间过了这么久,谁还认得谁啊”。如今想来,也许父亲只是觉得难堪而开不了口,但在继母看来,父亲不够爱她们,也不愿意跟她们好好生活。

父亲从不与故旧来往,他一直生活在“强奸”一事的阴影里。那件事之前,他在学校里是受人瞩目的角色——出身军转干部家庭,星眉剑目,成绩优异,一米八的身高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醒目。后来,每次有人说他的同学谁谁升官或者发财了,他只是笑笑。跟他往来最多的都是当年在乡下认识的朋友。

再次离婚后,父亲成了人们眼里彻底的失败者。母亲知道他的状况后,曾多次在我面前讥讽他:看,某些人吃软饭都吃不下去了,当初跟他离婚真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父亲也试图振作起来,他开过小餐馆、小舞厅,但都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张罗小餐馆那会儿,还被合伙人卷走了账面上的一万块钱。

两次婚姻失败、几次生意挫折,让父亲越来越沉默寡言。街坊邻居还谣传他欠下了巨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县城抬不起头来,越来越怕被人拒绝。

有一次,奶奶拿回一份招工启事,说县城新建了几个工厂,正在招人,希望父亲去试试。父亲看了一眼,一会儿说自己年龄大了,不符合招工要求,一会儿又说自己没有相关经验,肯定不行。奶奶苦口婆心地劝他:你去试一试啊,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但任凭奶奶磨破嘴皮,父亲仍不肯去。

★★★

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再在县城见到父亲。听奶奶说,他去外地工作了,只有过年才回来。每次回来,他总会塞给我不少于500元的压岁钱,还会给我买零食。

有一年回来,他给我带了一箱营养快线,那是营养快线刚上市的2005年,小县城还没有这款饮品。他说,现在大城市里都流行喝这种饮料。还有一年,他给我带回来两袋悠哈牌的奶糖,也是小县城里没有的稀罕物。

大城市的新鲜给了父亲可资聊天的话题,比如,他说去天安门要坐地铁1号线,去天府广场要坐64路公交车……每次听他讲这些,我都感到无聊得要命,恨不得立马打断他,然而,即便这样的话题,他都不会讲很久,讲完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沉默。

高中毕业后,我去他呆过的成都上大学。他跟我聊起成都依然是“买东西要去荷花池,去新南门坐车到家最快,火车北站最不安全”等等最广为人知、最没用的常识。大都市的繁华他一样都不曾拥有,也许只有狠狠记住一些标志性的事物,才能证明他在这座城市停留过——而这些,就成了他仅有的谈资。

每年过年回来,总会有熟人热情地招呼父亲:“李老板,今年到哪里发财了”,“李老板,这一年忙啥去了”……父亲听到这些,也不推辞,甚至还会给人家点上一支烟。我隐隐感到父亲很喜欢这种被称作“老板”的感觉,尽管这种表面恭维的背后很可能是一脸不屑。

大学毕业后,我去重庆当兵。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父亲电话,他说自己也在重庆,希望周末见一面。这次见面,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在外的生存状态——在市中心一个破旧的大厦里,十来个工人挤在一间屋里,高低床,一个硕大的电饭锅正在煮饭。

父亲说,这是他在外面打工住过的最好房子:在市中心,有电梯,还有人专门做饭,以前都是在搭的工棚里。他语气里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甚至还带了点骄傲。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哪里是个老板,他也许就是我在火车站看到的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也许就是大夏天躺在马路上睡觉的人之一。

现在想来,也许只有在外地,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他才能活得轻松自在些。在小县城,转个身都是熟人,他难堪的过往像一道醒目的伤疤一样暴露在众人面前。只有在外面,他才能找到一点优越感——即便仅仅是比别人多知道几条公交线路。

奶奶说,你爸不出事,绝对不会回来。

★★★

2011年年末,父亲突然回到家里,说是工程建完了,回来休息一阵。奶奶发现他吃饭时脸色不对,问他是不是哪里疼,催促他到医院看看,一检查才知道是结肠癌中晚期。

奶奶气得直打哆嗦,心疼地骂道:“不知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疼都不知道支吾一声,就知道捱,捱能捱好吗。”

我理解父亲为何这么做。爷爷患上脑溢血后,家里所有负担都落在了奶奶身上。两个弟弟一天班都没上过,纯粹的“啃老族”,完全指望不上。父亲是家里唯一让奶奶省心的儿子,不管多少,每年过年他总能带点钱回来。不愿啃老,又对过去怀有很深的心结,父亲不愿在家工作,宁愿去工地风餐露宿。他不舍得花钱,有病痛也会先忍着。可是,有些病不是忍几天就能自动痊愈的。

很快,父亲就做了手术。奶奶说,基本是从鬼门关里把他拉回来的。

退役后,我回家见了父亲,除了更瘦更黑,似乎也没太大变化。我劝他不要外出了,就在家里好好养病。爷爷奶奶有退休费,不至于吃不上饭,我也有工作了,每月还能给他零花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还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不懂,还说手术很成功,有癌的那一段肠都截了,不会有问题,况且,重庆老板还欠他一个月工资呢。

父亲总想着做些什么扭转生活的逆势,可命运蛮横,并不照顾这些细小的想法。

2012年4月,父亲又去了重庆,不到2个月又回来了——癌细胞扩散,立马转送了市医院。父亲第二次住院,我并不知情,直到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医生让我赶紧去签字——治疗癌症需要放射治疗,父亲不愿,一是因为放射治疗一次要一万多,二是因为当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已经承受不住放射治疗的副作用。医生让家属来签个字,确认不是医院不肯救,而是病人自动放弃。

我赶到医院,医生说他们多次劝父亲给我打电话。他总说,家里情况很复杂,而且,女儿刚刚参加工作,工作忙,工资也很低。

没过多久,父亲癌细胞恶化,再加上欠了一万多的治疗费,市医院不愿继续治疗,给出了两个方案,要么转回县城医院,要么转去省一级医院。我跟奶奶合计了一下,只能转回县医院。转院那天,一贯坚强的奶奶哭了,情绪崩溃地质问医生:“花了这么多钱,钱没有了就算了,为什么人也治不好?”

奶奶拿出了所有积蓄为父亲治疗,我也把退伍费给了父亲。然而,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

父亲人生最后半个月是在县医院度过的,每天靠打营养液为生。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基本都在睡觉。偶尔清醒的时候,也只是问我新工作怎么样,让我别来那么勤,工作要紧。

再后来,父亲肠道穿孔,每天都有黄色的液体从肚脐附近涌出,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

母亲似乎也不那么恨他了,甚至跟我去看过他一次。父亲见到母亲,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母亲把两千块钱塞在他手里,让他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已经时日无多。母亲说,我帮你申请了政府低保,每月300块,医保这边,我也帮你弄好了,比例不高,但是有也总比没有好。父亲像往常一样木讷地“嗯”了一声。

二十年了,曾经的一家三口再度照面,大家都有些拘谨。也许是气氛尴尬,话题很快又转移到了我身上,父亲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母亲打断他: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女儿我晓得安排好她。父亲觉得尴尬,不再说话,只是嘱咐我们抽屉里有些水果、牛奶,自己拿来吃。

沉默了几分钟,母亲借故说还有生意要忙。父亲想挣扎起来送送我们,被母亲拒绝了。

走出医院,母亲向我嘟囔:这么多年性格一点没变,还是跟以前一样,像个闷葫芦。“他以为我给他办低保、跑社保真的是为了他吗,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给他弄的,要不是为了你,他死了我都不会来看他。”二十多年来的恨意,虽会减少,但不会消失。

2012年9月9日,父亲去世。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拦了个出租车从外地往家里赶,还是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弥留之际,父亲一直不肯闭眼,在等我回去看他。

父亲生前极不愿花奶奶那点微薄的养老金,但奶奶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他的生命。在安葬好父亲之后,奶奶坐在书桌前整理他的遗物,喃喃地对我说:“军儿就这样走了,我当年生他的时候好辛苦啊,那天下好大的雪,他生下来只有3斤多一点,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养活,可惜我们母子缘分那么浅。”

父亲去世后,我到了北京,那个他说坐一号线就可以到天安门的地方。每次坐一号线,看到那些操着外地口音肩上还挑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我总会想起他。

在给他签放弃治疗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病历。亲属栏里,他只填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关系:父女,名字:李灵思。

这是他给我取的名字。

来源:全民故事计划(公号ID:quanm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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