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监狱出来后

2009年4月份的一天,“三进宫”的父亲回来了。时隔三年见到父亲,我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和激动,开玩笑的说了句:“你回来了?”父亲抿着嘴嘿然一笑,同行的人也笑。闷热的天气让我想起了父亲离家的那个下午。

我升初中的那一年的夏天,父亲看到家门口守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两个人慢悠悠地吸着烟,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神色。父亲一面将电动车减速,想凑近后辨认下到底是谁。在看到两人的表情后,一种不祥的预感袭向心头,几乎是出于下意识地把车子转向,只出去了十来米,在街头的拐角处,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扑倒。

我放学回来,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忙活着做饭,而是呆呆坐在床边,用手抹着泪。她看到我进屋,用手招呼着我坐在她旁边,用低沉和颤抖的声音和我说:“鹏,你爸出事了。”

从我记事开始,“你爸出事了”这句话,这是第三次听到。

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母亲为深夜回家的父亲打开家门,会问问他干什么去了。父亲总会梗起脖子,没好气地顶回一句:“我爱去哪就去哪!”不过,慢慢地,家里人还是知道了,父亲和相邻镇子上几个痞子混混聚在一起,做些买卖。说买卖是为了掩丑,其实也就是小偷小摸。有时候父亲会往回捎带一些残羹剩饭,都是和那帮朋友吃喝剩下的。

人们习惯性地把小偷和好吃懒做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不尽然。父亲不仅勤快,还很吃苦。

父亲九岁那年,爷爷得了肺结核撒手而去,留下了奶奶和三个儿子相依为命。爷爷一死,全家人的景况从天上掉到地上。奶奶为人和脾气都不咋样,在生产队里做最重的活,拿最低工分,按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吃低杠”,一家人的口粮到了最低限度。

爷爷死的那年,大伯12岁,父亲9岁,小叔才5岁。家里有兄弟三人,老二是最苦的。早上起来,父亲要起来生火做饭,放学要回家割草喂猪、洗衣服、准备晚饭,星期天还要下地干活。父亲小时候很调皮,奶奶生气之下就不给他饭吃,饥饿驱使下,爸爸连喂猪的猪食都吃过,他曾经向我说过猪食桶里捞起的芋头如何香甜。

在农村,一个年轻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不可能没有风言风语,也绝不缺少欺凌和鄙视。父亲无论吃了什么亏,回家后都不敢和奶奶说,因为那些骂人的话,结尾都是“你这没爹养的。”父亲上学头脑并不笨,有次参加镇上的数学比赛还得了第七名,后来准备去县里参加比赛,却发现自己的名额被另一名同学顶替了。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家里穷,是个“没爹养的”罢了。

村里和父亲同龄的人都承认,父亲受的罪最多、干的活最多。村里一起去码头上卸货当苦力的,一共有二十多个青年,两个月后,只剩下了父亲和另外一个人。其他的那些青年,受不了码头上的苦,先后都离开了。那段时间,父亲推着独轮车在沙滩地上走,推车上是二百来斤的货,车轮陷在沙滩的深坑里……这是父亲的20岁。

我出生后两三年,父亲买了一辆520摩托车,车后座的竹篓里满满当当地放着蔬菜。他早上四点钟起,骑着摩托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卖菜,一天可以赚80元左右,一个建筑小工忙活一天不过是十块钱。

父亲还去过几百里之外的地方贩过知了猴,熬夜骑摩托往回赶,因为过度的疲劳,许多次他骑着摩托车睡着了,遇到过不止一次危险。

靠着此类小买卖,家里逐渐富裕起来,添置了全村第一部BP机、手机,第一台彩电,父亲也因为勤劳能干受到村里人的尊敬,被评为“致富带头人”,还当选为村委会的小组长。

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变化。在外出干买卖的时候,父亲认识了一些“道上”的朋友。父亲年轻的时候打架斗殴一类的事也没少做,遇到这帮人立马熟络起来,勾肩搭背,很是亲热。卖菜,本小利薄,赶上天气和价格不好,还会亏本。父亲和那几个朋友,合起伙来做起了“没本的买卖”,也就是偷盗。我五岁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因为分赃不均,起了矛盾。其中一个人暗地里告诉失主丢的东西在我家。失主寻上门来,结果人赃并获,当场就报了警。在刺耳的警车声和失主的骂声中,警察拨开围观的村民把我父亲带走了。

当时我还小,不懂事。好心的亲戚帮忙想办法,“鹏,你爸出事了。公安局的叔叔来问你什么事,都说不知道;问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说是卖菜的,其他什么也别说,懂不懂?”一面还不忘安慰我母亲。亲戚看我不机灵,怕警察问话的时候说漏了嘴,还把我带到他家住了一晚。

在派出所,父亲一口咬定那只羊是在路上捡到的,失主不依不饶,丢了的20多只羊也要父亲赔偿。家里拿出4000元钱活动了一下,失主也同意私了。那是2000年左右,钱还很实。

父亲被放出来了。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见面后“关心”地问父亲一些情况。一些难听的话逐渐传了出来,甚至有流言说父亲用刀子捅死了人,抓起来枪毙了。母亲因为这件事受了惊吓,从此有了做噩梦和失眠的习惯。

那次事之后,家里好几年才缓过来。父亲依旧能干,而且由于为人正直,办事公道,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2003年,经我们村子的一条铁路线正式开始施工,父亲和村支书几个人合伙包了个工程,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父亲可以获得10万元左右的分红,这在当时农村是一个大数目了。

父亲跑前跑后,为新工程张罗着一切。从找关系到签订合同,从进原料到找建筑工,都是父亲一人在操作。那时候家里常常摆下酒席,款待工程上来往的人。母亲做饭炒菜,每次都要忙到深夜,可是没抱怨过一句,我们都把这种忙碌认为是做事业的需要。

父亲作为村委会主任,主持了全村的通街、征粮、划分宅基地的工作,那些年农村“村村通”,父亲给村里设计了一条十八米宽的水泥主路,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都夸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村民又选他做了一任村委会主任。然而,组织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考虑到父亲有犯罪前科,没有同意他的入党请求。

村支书要办个养牛场,需要一笔贷款,他自己信用不佳而贷不到钱,父亲就以自己的名义给他贷了2万元。父亲和另一个胖乎乎的村委会组长也处的不错,经常到他家打牌、喝酒,父亲还给这个谢顶的人起了个外号叫“土司”(秃司)。

顺风顺水的生活让父亲迷失了自己。他开始整夜在“土司”家里赌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随意挥霍出去,全然忘记了当初赚钱是多么不容易。一次酒后,他和“土司”、村支书几个人,去城里的“洗头房”里洗头按摩。父亲竟然把我也叫上了,说是领我去见识见识。

“洗头房”里很香,女人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衣服,一口一个“大哥”。父亲洗头,土司和村支书做了个全身按摩。“土司”表示服务得不到位,要对按摩女进行“反按摩”。“土司”眯着眼睛,斜叼着一根香烟,一双大手在那女人身上游走。“洗头房”里女人的嬉笑声,男人的说笑声乱成一团,在一个角落里吃着雪糕的我,才七八岁,茫然看着发生的一切。

父亲开着玩笑说自己“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把其他人逗得乐不可支。父亲确实开始和一些女人纠缠不清,家里也不断吵架,母亲还带着我回娘家一次。

2003年的秋天,父亲一脸鲜血的被几个人扶了回来,送父亲回来的人喊:“二嫂,快去打盆热水,拿一块干净的毛巾。”父亲用手捂着脸,身上穿的尼龙衬衫上落满了血迹。

父亲一面用热水洗着脸,一面和母亲说起事情的缘由。原来,下午父亲在村西头树林里指挥工人伐树,一个没留神,锯断的树木砸下来,树杈把脸划破了。连换了几盆热水,最后父亲脸上出现了一道五六公分长的深深的伤疤。送他回来的村里人,责怪他为什么不站远一点。父亲不好意思地嗐了声气,说没想到那棵树还能砸到自己。来人嘱咐父亲要及时看医生,就走了。

母亲把大门关上,坐在父亲面前,默不作声地盯着父亲看了一阵,突然问道:“你老实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都说了吗?”父亲扬起脸反驳。

“树枝划到脸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你没说实话。”母亲根本不相信。

不管怎么问,父亲始终不肯继续谈这个问题。两人吵了一会,父亲借口要去卫生室处理伤口就走了。到天黑才回家,回来后匆匆收拾了一下衣服,坐上车就出了一趟远门。

“到底出了什么事?家也不待了?”母亲追了几步,质问着父亲。

“你别管我,在家里带好孩子,别给我打电话。”父亲临别时只留下这么句话。

母亲不断地去父亲经常来往的人家里问问情况,一个个令人心焦的夜晚,母亲经常是睁着眼睛度过的。

两星期后,父亲回来了,我和母亲都迎到门口,眼前的父亲一切正常,什么事也没发生。

母亲责问他,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让家里人担心。父亲笑嘻嘻地一指自己的脸,原来伤疤狰狞的地方,变得平平整整的了,不仔细看得话根本看不出来。父亲去做植皮手术去了,母亲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我们以为事情结束了,实际上,这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揭开了这件事真正的谜底。

我忽然被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的人大声呼喝着父亲的名字。父亲睁开眼就从被里跳到地上,鞋都没来及穿,直接奔到门外,爬上西屋房顶,跳了下去。他跳下来的声响却提醒了叫门的人,“你往哪跑!”接着是“啪”的一声,似乎是鞭炮的响声,后来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听到这里,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紧紧抱着我,身子筛糠似的颤抖个不止。过了一会,我觉得头顶脖颈湿乎乎的,抬头一看,才知道那全是母亲的泪。

那声鞭炮声是枪声。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大喊着父亲的名字,像是失去了理智。

门外一阵殴打和叱骂的声音,过了一会,能听到父亲在小声求着来抓他的人,说了好一阵子,有个人斥道:“快点去!别耍什么花样!”

父亲进来了,头发凌乱,嘴角流着血。他慢慢地走进来,让给他找条裤子穿,一面看着我,就像平日里送我去上学那样。他亲昵地呼唤着我的小名,“儿子,过来爸爸抱抱你。”

我犹豫要不要走过去,母亲在后面用手推我,哭着:“快去啊,快去啊。”

父亲左右亲着我的脸颊,用很柔和的声音说:“儿子,爸爸有事这段时间不在家。你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爸爸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你要去哪?——我要跟着!”

父亲没来得及回答,门外就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还没好吗?!”

父亲连忙答应着“这就好了!”他利索地穿着衣服,说回来时给我带玩具。父亲披上一件大衣,在我和妈妈的注视之中走了。

过了几天,母亲断断续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父亲确实不是伐树时受的伤,而是偷东西的时候,被回家的男主人撞见了,那人拿起铁锹照着父亲乱戳,这才留下了长又深的伤口。他出去的一个星期,不仅在做美容手术,还在多方面的打听消息。他觉得风头过去了,这才回家,没想到一个月后,警察还是找上门来。

就这样,2004年父亲“二进宫”,春节也在看守所里度过。这一年正好是猴年,父亲的本命年,他36岁。不久后判决下来了,刑事拘留七个月,罪名是入室盗窃。

警匪片输灌给我们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警察是正义的使者,专门抓坏人。可是那次深夜抓捕让我不再是警匪片的热忱看客,而是一个警匪片中活生生的演员。

英语老师讲到“thief”这个单词,他攥紧拳头,脸上的肌肉绷起老高,“清朝时抓住小偷,会把小偷的一只手砍掉。要不然他记不住,出来后还会再犯的!”同学们听了之后纷纷点头称是,全班36个人,只有我没点头,不为别的,就因为父亲是小偷,而且是再犯。

2005年,父亲从看守所放出来,七个月的时间让他老了七年,他放出的时候头发都花白了。

在父亲入狱期间,村支书和几个合伙人把铁路工程款一分了事,而工人的工钱全都算到了父亲的头上。逢年过节来要账的工人踩破了门槛,弄得家里过年也不安生。父亲好几次催着村支书清算账目,他推三堵四就是不清账。不仅如此,村支书还把贷银行的2万元说成是父亲的欠款,实际上钱是他花了。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下,开春送我去县城上学,全家都搬到县城里去。

在县城里租好房,联系好学校老师,父亲就琢磨着怎么赚钱。这时候他认识了邻村一个叫“小陈”的男人,开始偷起电动车;刚开始父亲瞒着我,说是在做安装煤气罐气门阀的工作。“小陈”手把手教了父亲,从怎么偷到怎么卖出去都教了。父亲开始在各大商场、停车场偷盗电动自行车。

家里逐渐来了很多同行。除了“小陈”外,还有“老李”、“河马”、“老陈”,家里往往热闹到深夜,这种热闹充满了对前途的茫然,每个人说到自己做什么都会低下头,偷来的车用行话“大件”和“小件”代替,“小件”就是电动车,“大件”就是摩托车。一般老李踩点望风,“河马”策应,“父亲”或者“小叔”动手,偷到的车子卖给“老陈”。

父亲自从干上这一行,花钱大手大脚起来,连着两个月请老李、“河马”几人下馆子吃喝,每次要点上十来个菜,自己穿的也都是名牌。照理说,家应该是富裕了,其实不然,母亲在菜市场上给人做蛋糕,每天工作九个多小时。而我吃穿,和周围的小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河马”,一次酒后红着脸龇着牙叫道:“攒钱干啥?钱攒多了就出事!”钱攒到一定程度,就到了入狱的时候了。

“河马”一语成谶。父亲攒了够买两台收割机的钱,想金盆洗手的时候,忽然锒铛入狱。

父亲出事之后,家里又一次掉到谷底。那些朋友在父亲出事后,跑的比兔子还快,生怕拖累到他们。父亲攒下的七八万块钱,在托人办事的时候花了个一干二净,一些偷车时候结下的仇家趁机登门报复,甚至拿着刀威逼过母亲和我,母亲只好带着我搬了家。

过了大概两个月,父亲的判决下来了,劳动教养三年,在枣庄服刑。

父亲服刑的三年里,向家里打过几次电话。监狱里打来的电话没有号码和归属地,手机屏幕上是一片空白。父亲打电话的主要事由就是要钱。监狱是靠钱和关系说话的地方,没有关系,那只有花钱,这样可以少受些罪。劳动占到监狱生活的很大比重,父亲干的主要是穿手串、涂缆绳的杂活。劳动任务很重,往往要赶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六点就要起床集合,除去吃喝拉撒,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小时。临睡前,全体大声背诵《监狱规定》,全文一共324个字,声音不洪亮还要挨整。

父亲坐牢期间,我和母亲还去看过他一次。那是个有些荒凉的地方,走上几里地也看不到有个小卖部,我的唯一印象就是黄土路和路两旁歪七扭八的杨树。

临行之前,母亲特意为父亲包了一盘猪肉白菜的水饺,带上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买了几根双汇辣脆肠。还把红辣椒炒干后和花生磨成面装到一个塑料袋里,这种辣椒面是父亲最爱吃的。这些食品按照规定是不许探监时候带进去的,所以我们把它们裹到了给父亲带的一床被褥中。负责检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让我们把被褥打开,小伙子只把水饺挑了出来,说是不允许往里面带食品,至于其他的东西,都装作没看见,我们都深深地感激他的好心。

有很多话要和父亲说,可是时间不够,会见室是电影电视上常见的探监的地方。我和母亲两个人进了会见室,和父亲说了会话。父亲请示了一下,能否吃我们在路上买的笼包,结果遭到一顿训斥。父亲嘱咐我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他还有一年就出来了。临别的时候,父亲问母亲要了一支牙刷,说是监狱里买不到。

那年汶川地震,消息传到了父亲所在的监狱。父亲在救灾献爱心的捐款箱里,放了两千块钱,受到了监狱方的通报表扬,获得了减刑一天的奖励。父亲打电话的时候,让母亲和我为他搜集一下好词好句,还要我们按照监狱内部报刊上的文章,给他写几篇作文邮过去。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一天的减刑。父亲坐牢期间努力表现,获得了三个月的减刑,2009年4月提前出狱了

父亲后来解释了,为什么问母亲要了一支监狱外面的牙刷。监狱里的牙刷只有牙刷头,牙刷头下面是凹槽。使用的时候,手指塞到凹槽里面,用手指顶着刷牙。这样做的有个好处,可以防止囚犯自杀。父亲还说了很多,最后他叹息了一声说道,一个人做什么都不要坐牢,太痛苦了。

我看过一部叫做《纪实片场》的纪录片,里面抓捕罪犯的场景,从旷野、宾馆到闹市、街角。看的时候,我冒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到犯罪嫌疑人家中抓捕的?

这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并不是没有到家中追捕的案件,而是拍摄者都刻意的回避了。到家中追捕的场景实在太凄惨了,让不应该为案件负责的家属受到了莫大的心理伤害。拿我母亲来说,三次进家逮捕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夜晚听到警报会猛然间惊醒,只有握住在旁边人的手才能平复心悸。

而我也难免受到同学的嘲弄。“你爸爸是小偷”的说法,也在有意无意中流传出来,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从来没有玩伴。得知了这种情况,父亲愤怒的说:“你告诉他们,我明天就去偷他家。”村里一个妇女,她男人在韩国打工,谈到父亲时就说了一句:我男人和他可不一样,他在坐大牢,我男人在拼命干活。因为这句,母亲连着一个月没有出门。

三年的劳教生活改变了父亲的性格,他开始在人前肆无忌惮地大声辱骂母亲,忘记了三年来是母亲撑起这个家;他也开始向周围人不断地羞辱我笨,没眼色,手脚慢,连刷碗,也会被他奚落半天。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又开始奚落我,我忍耐不住向父亲发了火。历数他对我们母子的亏欠,疾言厉色地诉说这几年来他带给我们痛苦,最后丢下一句:你身为父亲,做不了榜样我不怪你,但是你别给我惹下麻烦。

父亲听到我这番话,脸上流露出了诧异和羞愧的神色,默默低下了头。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有些不忍,但还是硬下心来。

这番话无疑给了父亲很大的伤害,有一次他和村里人喝酒,说到这件事,满脸愧色。我听到后,竟然有一种报复的快意。后来父亲身上的小毛病,我也拿出来训他,但是我看到他低头认错的样子,我知道那并不是我想要的。

最后一次释放后,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他跑了一阵子黑出租,被罚了;在朋友的支持下开过家纺厂,倒闭了;干过苗圃、冷库、买卖鱼苗,都赔了。他会拿过一瓶啤酒,让我陪他喝一杯,我拒绝了。父亲见我不理解他,就拿出他支付我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这件事,想说明他对家庭的付出。我只冷冷回他:你看别人家的父母有不管孩子的吗?然后他就沉默了。

在一次大学的政治课上,政治老师说国内的犯人都没有作为人起码的尊严,犯人进门首先要打报告,打完报告后,双手抱头,墙角蹲着去。犯人和警察都对此习以为常。

这几句话,没有引起同学的注意。可我不一样,这几句话让我回忆起父亲“二进宫”后,休养了半年臀部才由淤青恢复正常,让我想起了“三进宫”后接风宴上父亲谈起监狱生活的种种。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双手抱头蹲在墙角。

那是父亲啊!想到这里,我的眼泪顿时流了出来,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怎么擦都止不住,胸前和课本上落满了眼泪。这种景象把台上讲课的老师吓了一跳,不住地朝我这里看,我借口上厕所,匆匆离去,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了一场。那一刻起,我决定不再难为父亲,尤其是在我看到他那满头的白发。他还不到五十岁啊。

父亲年轻的时候那么吃苦耐劳,怎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大学四年。我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分析父亲的所作所为,也许童年他失去父亲让他成长过程中缺乏一个可以依靠和模仿的精神权威。

但我没有时间再去总结父亲了。2017年,我大学毕业,前往堂哥在深圳的公司实习,言行举止很糟糕,堂哥给了我差评,并用带着鄙夷的语气对我说:“你和你爸一样。”

我刻意给人内向、老实的印象,想和父亲活泼、粗犷的形象区分开,但是这似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别人对我的印象,我和父亲是荣辱与共的,我继承了他的基因,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我是父亲生命的继续和希望,我应该接过家庭这副重轭。

工作后,我才明白父亲走过的那三十年意味着什么。他的成长和时代咬合在一起,时代旋转过于快速,稍有不慎,把原来严丝合缝的父亲远远甩脱出去,也有人在眩晕里保持镇静。父亲只是错误认识了时代。

父亲现在的工作是水暖和装修,靠着善于思考和钻研,他很快掌握了这门手艺,物美价廉得到了客户的交口称赞。他还和小叔包了一片土地,搞起了苗圃和绿化工程,有时我也去那里跟着干活,帮着除草、修树枝、剜苗子。温和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脚底踩着松软厚实的土地,日子虽然平淡,但是有目标、有希望,那感觉,真的很踏实。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WeChat ID: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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