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剑》背后的袁崇焕:是误国罪人,还是被毁的长城?








编后语

历史上袁崇焕是否有子,尚存争议。按《明史》,“崇焕无子”,但《清史稿·富明阿传》则有不同说法。究竟何者为真相,还需学者分辨。

金庸先生作为“20后”,亲历阶级矛盾与外敌入侵并起的战乱时代,并于1948年移居香港。而《碧血剑》中,袁承志最终也选择避居荒岛做“化外之民”,远离了战火纷飞、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土。

晚明乱局一发不可收拾,离不开明帝国糟糕的军政措施。在此笔者想“纸上谈兵”,聊聊明末,尤其是辽东的军事。

从万历末年,历经泰昌、天启和崇祯,辽东局势整体是越来越差,虽然有局部战役胜利,但整体局势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恐怕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来自于明末士大夫的心态。除了极少数实干者,朝中士大夫普遍不能摆正心态,正确认识崛起中的后金势力。简单说就是明朝官员压根看不起后金,不能正视后金的军事实力。

因为你是夷,我是华,所以不管输多少回,输成什么样我也要跟你打,把你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任何想要和后金和谈的都是卖国贼、汉奸。如果国内局势太平,兴许还禁得起这么“折腾”;国内连年大灾,赤野千里、民变四起,此时的辽东就是一个黑洞,朝廷不停地在往里面填人、填钱。那么人和钱从哪儿来呢?显然还是要从中原内地征调,增加人民的负担。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开篇便是这么一句重要的话。而在明末士大夫的眼里,打仗仿佛变成了儿戏,没事就可以从国内敛敛十几万人、几百个武将就出去打,全军覆没之后下回再来。总是轻启战端,却又不重视战争,不好好打仗,岂有不输的道理?

如果从制度层面来看,军政、军令都集中于文官手中,一旦这个被指定的文官不会打仗、没打过仗,结局可能就不会太好。打仗不是仅仅带一帮人到前线砍人去那么简单,复杂程度和难度是临时指定的文官难以承担的。比如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大战,朝廷派曾经在朝鲜抗倭吃过败仗的杨镐担任总指挥,指挥四个总兵作战,导致了最终的大败。

于是,连绵不断的战火消耗着帝国的国力,辽东没填上坑,中原也成了窟窿,“民有偕亡之志”,陕地群雄并起。然而面对农民起义,明廷君臣还在犯同样的错误。我是天子,你是贼,我就是要“剿贼”,哪怕他大顺军势如破竹,哪怕我明知道南迁可以续命。一而再再而三,拘泥于“夷夏”“君臣”观念和颜面,罔顾实际情况,最终身死国灭,又去怪谁?

历数明末像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卢象昇和孙传庭这样少数几个很能打的文官,却是“偏差的幸存者”,而更多的则是像杨镐、袁应泰、王化贞和杨嗣昌这样不会带兵打仗的文官。外行指挥内行,让整个大明帝国最终滑向深渊。

参考资料

《明史》、《崇祯实录》、谈迁《国榷》、阎崇年《袁崇焕传》、樊树志《晚明史》、曾磊《论清朝对袁崇焕的历史评价》、刘伯涵《袁崇焕与孙承宗》。

来源:铲史官 WeChat ID:chanshiguanc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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