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只有我一个人丧,还是这时代每个人都很丧?

“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苦,还是每个人都很苦?”

我陪一位长辈,蹭过许多饭局;不知是否巧合,每次吃饭,他都会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生动,对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对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来了)……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满面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过来了”的自豪。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是他的勋章,大家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得在这苦难勋章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我以前,不太喜欢这种做法。
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这种逻辑,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
许多人都这么默认的: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
所以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就像,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谁更惨。

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至少说明:这时代的大众共识,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这算文明社会的标准之一。
但“渲染苦难自数伤疤”,也容易导向一种不好的逻辑: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
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一个借口来不择手段。

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
一旦将经历的苦难发扬成为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
于是,一部分渲染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于是最初渲染苦难本身,或者说,最初的丧,都显得有目的性。
所以,相当一部分苦难陈述者,自带有忽悠属性。

但后来经历多了,发现世上还有另一种人。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
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

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
苦难也是有价值的。

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了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某十年间,他倒了些霉,后来每逢吃饭,也还会反复陈述:
“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各自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烦;后来才隐约感受到,诸位长辈对他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好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宽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疗伤。
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吧。

所以,有些人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可能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

也有些人,则是希望获得各类积极反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活着,都不容易。

但,还有一种情况,事关我们每个人。

先前,与一位前辈讨论:为何现代年轻人都表现得挺丧?
前辈说:其实吧,人人都挺丧,老一辈也是;只是现在,年轻人有网络渠道可以表达。
“我们那会儿也丧,但就蹲在田里墙角发呆,自己抽颗烟,眨眨眼,叹口气,也就过去了;丧,也没人知道。等见了人,那就不好意思丧了,那不就得装乐呵吗?”
大致可以说,许多前辈们的丧,或者说,没有互联网的人们的丧,是薛定谔的丧:他们丧时,我们看不见;看见了,他们就不丧,或者假装不丧了。
每代人都挺丧,而且大多数人的丧,是无法被看见被感受的。

这里的悖论是:

就像我们长辈里,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许多都开不了口表达似的;我们周围,社交圈广大的人,更容易分享他们的丧,更容易得到反馈。

而社交圈小的人,可能更孤单,而他们的丧却更少得到宽慰与反馈。
封闭到无处可诉说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

丧也容易两极分化。

越容易得到反馈的人,越容易分享他的丧,也越容易得到治愈;越不容易得到反馈的人,越不容易分享丧并得到反馈,于是越容易持续丧。

久而久之,许多人会像我们口齿不灵便的长辈似的,只能默默将痛苦压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倾吐一成的,却遍布我们周围,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就是我们老去的邻居,但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于是他们的痛苦甚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问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看见他们精神上疮痍满目的疤痕,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却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内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去年翻海明威《流动的盛宴》时,有这么段。

“别跟我争辩,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根本没用。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就跟那车厂老板说得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我踱回家时,我想着修理厂那个小伙子,想那些汽车改成救护车时,他是否也被拉去开过车。我还记得满载伤员的汽车从山区公路驶下时,他们如何踩住刹车,刹车磨坏了便挂倒档,我还记得最后那些车空载过山,好换几辆有金属刹车和上等手动变速器的大型菲亚特车来。我想着斯泰因小姐与舍伍德-安德森,想着自高自大与精神的懒惰,想着与此对立的严以律己,想着究竟谁在指责谁是迷惘的一代?……
她那些什么“迷惘的一代”的鬼话,那些肮脏轻率的标签,还是都见鬼去吧。

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楚,却总有人觉得,某一代比较特殊。

所以,是只有我一个人丧,还是所有人都很丧?

是所有人都很丧。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丧。只是许多痛苦都无法被他人感知而已。
了解这一点之后,就能多少理解:虽然人类的痛苦无法共通,但多少能够察觉到他人痛苦的存在了——众生皆苦,大家都不容易啊。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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