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去的那一瞬间,司马迁究竟在想什么?










编后语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道出了他写《史记》的目的: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上可知,司马迁写史记有三个层面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先说“究天人之际”。今人多将通天人之际理解为天人关系,如当代哲人庞朴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就持此种观点。

天人关系由三方构成:天、君、民。天授命于君,君统治着民,而民欲天从,三者构成一个闭环的圆。我们做一个通俗的比喻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就像小时候玩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石头赢剪刀,剪刀赢布,布赢石头,同理,天赢君,君赢民,而民赢天。三者都不是绝对的弱者,也不是绝对的强者,从而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上古和三代(夏商周),君巫合一。君主本来就是诸多巫史中的一员。是以,除了君主能倾听天命之外,巫史也能够倾听。换句话说,巫史对君主有很大的监督权。

司马迁要庚续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其职责就不仅仅是记事,还有承天之命,对一家一姓的皇权进行监督。

但他面临一个问题——“古今之变”。

在上古、三代到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期间,出现了一个大变局:神权越来越消隐,君权越来越彰显。相对应的是,巫史也分化了,从事祭祀、占卜称“巫”, 掌管天文、星象、历数、记事的称“史”,即巫史代天监督君主的权力,在行政的层面消失了。

这一古今之变或许发生在周秦之际,《国语•周语上》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在西周厉、幽之际,由于君权的扩张,巫史的职能发生了转变:由代天督责人君,变成了替人君监视国人。

到了秦汉,巫史或成为御史,替皇帝监督百官;或成为太史,侧身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

司马迁要摆脱太史的“倡优”身份,庚续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就必须直面如何“通古今之变”这一个问题。

史官代天教诲人君,唯三代圣王能容之。西汉(今)已经不是三代(古)了,这点司马迁深有体会,他为李陵辩解,最后惨遭宫刑,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也就不能直言了,只能微言了。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与人佣耕的陈胜在“世家”里,兵败自刎的项羽在“本纪”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位于“列传”之首……

由直而微,这就是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当然,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终目的,是“成一家之言”。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这句话除了在《报任按书》中出现外,还在《太史公自序》的文末出现: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我们对这句话出现的语境稍作分析,会发现此处的“一家之言”的等同于“拾遗补艺”。 拾遗补艺是对图书的校整,这是目录学领域的工作。

汉武帝时开始校整图书工作,前后负责校书的是司马氏父子。司马谈选择了黄老作为主导思想,提出他的《论六家要旨》,规划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轮廓。

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乃父的“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未竟遗志,继续图书校整的工作。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一层意思。

与司马谈不同的是,司马迁将孔子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独立于儒家之外,并超越各家之上,成为一个学术的专门领域。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二层意思。

结合第二层意思来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的“成一家之言”,就很好理解了,即“立六经大法为汉作制”。

从这个层面来说,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还是一个经学家。

参考资料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班固《汉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庞朴《司马迁的历史哲学》、逯耀东《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两个层次》、洪涛《司马迁与古今问题》、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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