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食讲当代中国故事的路子越走越窄了，舌尖4还能拍什么呢？

92年陈晓卿拍了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讲一群安徽的农村女孩北漂打工的故事。团队跟这些小保姆走出北京火车站，女孩们看到北京的高楼大厦，眼神既迷茫又向往，但陈晓卿没及时把这些眼神记录下来。

很长时间里陈晓卿都把那些被他遗失掉的眼神视为巨大的遗憾。片子还有更多的遗憾：很多人没被雇主相中，只能在家政公司里暂住，白天等雇主翻牌子，晚上挤在人满为患的大通铺里。这些场景他倒是意识到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当时的他无法在片子里记录展现。

“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而二十五年后，“舌尖3”播出，口碑崩盘。很多人认为舌尖2、3未能延续辉煌是因为任长箴的退出，而把前两季担任“总导演”的陈晓卿认定为一个挂名抢功的角色，把他钉在了他当年的对立面上。

要说舌尖3崩了的直接原因，可能确实是团队变动。但对舌尖1来说，不管是陈晓卿还任长箴，都缺一不可。

舌尖3第三集里，苏州画家、园林设计专家叶放为了寻找到“莼鲈之思”典故里的鲈鱼入菜，四处寻觅太湖的野生鲈鱼，寻找无果，最后只能用养殖鲈鱼代替。故事很动人，但一播出就有人纠错：古人说的鲈鱼不是纪录片里说的花鲈，是松江鲈，并且画面里的，既不是花鲈也不是松江鲈，是原产美国，上世纪80年代才引进国内的大口黑鲈。

指出错误的人，是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卓诚，他是前两季的顾问；但第三季舌尖团队没有找他。

拍舌尖1的时候，任长箴专门找过中国烹饪协会给团队开座谈会。编导们不懂烹饪，只知道“川菜是麻辣的”，却被烹饪协会告知：“川菜也有清淡的，特点不是麻辣，是小锅小炒。”开拍之前，任长箴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还从淘宝搞到了1995年至今的所有《国家地理》杂志，把全部资料按照省份整理成20个活页夹子，才确定了舌尖1的整体结构。

而任导不干了之后，舌尖2、3就没了舌尖1的扎实和惊艳，甚至错漏百出、强行煽情。

但如果以此把陈晓卿定义为一个沽名钓誉的挂名统帅，也有点冤枉。

任长箴对自己要的东西很坚持。舌尖1前几集刚做出来的时候，领导审完第一集，给了很多意见，理由是“这一集令人失望，美食的部分太少”。任长箴的反馈是，“绝对不改”。剪辑的时候，他们没用央视的机房，全部是在自己家里剪的片子。这样央视拿不到原始素材，也没办法。

当初是陈晓卿主动找任长箴做这个片子，任长箴的执拗应该会让陈晓卿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如果没有陈晓卿的放权和在体制内为她提供庇护，舌尖1的诞生不可能这么顺利。

事实上，舌尖1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总局要大力发展纪录片、展示中国形象，央视和各地方台的纪录片频道相继成立；陈晓卿本人挚爱美食，发起了舌尖这个选题，并放权给了任长箴做；而任长箴是外聘导演，做起事情来没有负担。几个要素缺一不可。

而这也导致舌尖1的成功难以被复制。

舌尖1播出后，旅日作家毛丹青给他课堂上给日本大学生们放了第二集和第五集，其中一名女生说，这个节目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毛丹青问她改变了什么，学生回答“我现在才知道中国原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国家”。

在这部纪录片里，中国变得“容易让人理解”，因为它不是“中国人的舌尖”，而是“舌尖上的中国”。片子的它的记录主体是食物，但核心关怀是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不管是采松茸的藏族母女、湖北挖藕的兄弟，还是回家跟妈妈学做泡菜的朝鲜族姑娘，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个人跟家庭的关系。理解了中国人的食物，就理解了中国人的家庭。

对浸淫在儒家传统文化里一二千年的中国人来说，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体。所以理解了家庭，也就理解了中国人。

今天回头看，绝大多数动人的中国故事，都是透过家庭来讲述的。《红楼梦》用四个家庭的覆灭揭示封建末世的危机；哪怕在激进主义思潮下的五四时期，《雷雨》还是从家庭伦理出发去讲述社会变迁。李安拍以父亲为主的家庭故事，一口气就拍了三部，“我一生的内心勾结都是和父亲完成的”。

舌尖1的巨大成功，就在于把美食故事换了一种讲法，讲成了家庭的故事，这是舌尖系列的独创。所以尽管世面上的美食纪录片多如牛毛，但任长箴说，“一开始我们没有对手”。

然而这也是舌尖系列的命门：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用美食讲完家庭，还能讲什么呢？任长箴说过，中国纪录片存在的问题是，举一的能力没有，反三的能力特别强。但从舌尖2、3的反馈来看，沿用之前的体系，保住口碑都是问题，不存在超越的可能性。

这两年陈晓卿他在纪录片频道的小兄弟们很多都出走了央视。先是朱乐贤直接去腾讯当了纪录片项目的负责人，陈晓卿则是出走后成立了几家公司，背后都有腾讯的资本背影。敢于出走央视、放弃舌尖这个IP，也许就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这个IP的天花板吧。

用美食讲当代中国故事的路子越走越窄了，舌尖4、5还能拍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