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龙脉大作战

万历二十八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而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们,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在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到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们,都聚在位于保安山的紫阳书院,一脸颓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之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

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

即使只考诸本朝往届乡试:上一届,也即万历二十五年科,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万历二十二年,中举士子六人,万历十九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十六年两届,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婺源县至少都能拿下一掌之数的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

自从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但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里;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潦草,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玩的是阳谋,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所以这件事虽物议汹汹,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则只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残酷空前。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一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们排一个名次,分做三等。

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方大铉、施所学、余懋孳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试中的发挥失常。

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顺便一提,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对了,跟余懋孳陪在三甲队伍的,还有一个毛一鹭。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在苏州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记》。

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个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到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横,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危机临头,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郁。

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

怎么不能?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提出一个猜想:“婺源的运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笑,他是认真的。明代对于风水之说颇为笃信,徽州这里尤其痴迷。都说徽州人爱打官司,这些官司里有一半全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而起。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兴衰,必须要予以重视。

婺源的风水,一向为本地人所自豪。境内号称“群山入斗、风云绵密”,无论格局还是形势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而婺源风水的核心,恰好就坐落在一条龙脉之上。

要讲清楚婺源这条龙脉的厉害,得先讲讲它的来龙和去脉。

在婺源县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经》里叫作“三天子鄣”,属于黄山余脉。它像一条巨龙盘卧在皖赣边界,号称“诸山祖源”。大鄣山系向南伸出一条旁枝,没走多远,突然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1630米的擂鼓峰——这是婺源境内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龙脉的来龙所在。

擂鼓山的山势先向西南,再转东南。一条地脉跌宕盘结,不断经过退卸剥换,从通元观、石城山、郑家山、西山至里外施村、里外长林、石岭,并于船槽岭过峡。

船槽岭这个地方,地质特征特别明显。它的山顶凹陷内收,状如狭长的船槽,故称船槽岭。其中最大的两处凹陷,分别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笔峰、有砚池、还有日月双峰对峙,俨然是文脉气魄。

在大小船槽之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龙脉于此过峡,并分为三条支龙。第一条龙伸向西南,至严田散为平地;第二条龙奔向东方,直接挺向清华镇,在那里与婺水汇合,呈长龙入水之势。婺水在清华镇外与月岭水、浙溪水合龙,挟着龙脉余势继续南下,化为星江河直入婺源县城。第三条龙则是向南方走杨村、峡石、洪村,延展到婺源县城。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枝干匀称,跌顿有序,主脉直进而少盘结,这在风水里,叫作“进龙”,主青云直上。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龙借水势,格局更为深闳。

明代的风水大师给婺源龙脉的批语如下:“龙峡展开大帐不下数里,中为中峡,前后两山相向,三龙会脉,中夹两池,合为一山,形家所谓’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峡内五星聚讲,文笔插天,砚池注水,石石呈奇,难以尽述。左右帐脚,护峡星峰,跌断顿起,胚秀毓灵,真通县命脉所系。”

这个“中峡”,即指船槽岭,乃是龙脉正干的枢纽所在。从风水理论来说,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出文曲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笔下,甚至把船槽岭和泰山相提并论,后者孕育出孔圣,前者孕育出朱子。

(船槽岭近看,大小船槽清晰可见)

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

程世法懂一点逻辑,他觉得既然本县龙脉能庇佑文脉顺畅,那么如今金榜荒芜,想必一定是龙脉出了问题吧?于是他着手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令程世法十分震惊。

按照行政区划,大、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都”是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以土地来划分,和以户划分的里甲制并行——不知何时,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

灰户,即是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石灰吟》,抛开个人志趣不谈,四句诗恰好也是古代采制石灰的标准流程:千锤百炼出深山——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烈火焚烧若等闲——把石灰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引火燔烧,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加热过程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举凡建筑、消毒、装饰、炼丹、战争、医药、印染、造纸、船舶等行业,无不见其身影,需求量极大。

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充做燃料,开窑极为便当。当时的记载称这里“随挖随烧,随烧随碎,柴省而灰美,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沿星江河南下,从上饶可入鄱阳湖,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钱塘、杭州,自清弋江入长江,顺流可到南京、扬州,可以说是辐射吴楚,物流快捷。

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风水理论里,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本县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

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学大多来自于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书惯用的抬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投地有声: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启元、大理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而这个“廪增附生” ,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洪武爷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变,怎么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做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都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而且不全是优等生。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于《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

一个典故,便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 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么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趟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复:“合帖生员程法世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少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屁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 至于说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施肥用草木灰足够了,哪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所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谭昌言不是本地人,不清楚过往典故。而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都是悚然一惊。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能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他们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从金衢严兵备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之后,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止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惊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止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么一个理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却没有立刻从善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可不能粗暴地一禁了之。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们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产。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做“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90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们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左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右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蓬头山、龙山、日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坐守着石灰大山去外地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 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周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里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泪……釐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从府一级的视角来看,最为看重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婺源县有意无意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没提,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又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烧灰的盈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眼看前往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的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的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山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们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们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您就尽管放心吧。

不过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却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谋利,可再一仔细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山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却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上溯到八年前,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万历皇帝一来是派宫里的太监充做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是他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的收入吧,主要来自于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针对民间现有的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场也要抽一笔税。

这种税如跗骨之蛆,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虽然自嘉靖四十三年始,但灰税却恰好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件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根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取。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位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一百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跑到矿上,用自己豢养的打手去压迫灰户王五、付六,统共收上一百二十两银子,一百给公公,二十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

对于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负作用也特别巨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则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籍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这个长林抗议的原因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因为包税的缘故,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到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辞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籍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 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 ——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不理性。

于是整件事从“官府漏蠲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婺源县提交给徽州府的保龙图(佘伟先生自原书转绘)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乐,也就不必再深究了,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到。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夹,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愚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则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采者,官府学校共雠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告,从重究罪。仍编篡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缴。

这篇通知出自梁应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 ,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应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儿:“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是到达、去向,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么?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了矿税了,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官等三人,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管:知县金汝谐、县丞马孟复、主簿孙良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赶上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蛟、游应乾、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余懋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而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到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外号叫做“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这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官府学校共雠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著名乡宦游应乾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疴矣。”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龙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弥近害,怀永图,挽文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们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周密。可惜百密一疏,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

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罂粟,改种热带水果,但却失败了。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任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糊口,跟在龙脉上烧“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别。一边是田里刨食儿,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大秤金小秤银。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

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不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就算是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但谁也没想到,崩坏来得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偷偷摸摸扒开窑口,继续开凿烧灰。

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的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囤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他们雇佣穷人进山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么?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终于现身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成了矿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手辣,又聪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是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可谓是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随着深入调查之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土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到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涌山、石壁、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人少。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在两可之间,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得不亦乐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借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于虚设,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扩大生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惊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所震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殊属诡诈。俞辛宇、程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挨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篓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山大。金汝谐希望这事不必闹得太大,县里处理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一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这还是在京城,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徒刑和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我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禁灰遂成废纸;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谅解”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

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二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

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故事时,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直。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儿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事,跟婺源龙脉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又是四年过去,已是万历三十八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接下来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官员,叫赵昌期,籍贯慈溪。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婺源人很震惊,朝廷怎么派了个半大毛小子来?再一打听,更震惊了。原来这个赵昌期是个超级学霸,他在万历三十年中举,那会儿才十岁。主考官见他太年轻了,怕有仲永之伤,劝他晚几届再继续考。于是赵昌期等到万历三十八年,才上京参加会试,并一举夺得三甲第二十八名,成为大明最年轻的进士之一。

(徐阶二十岁中,杨廷和十九岁中,成化年还有一位叫王臣的进士,年十六岁。明末还有一位乔庭桂,中进士仅十五岁,待考。)

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史书对赵昌期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年轻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不保龙,是真不行了。因为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的应天乡试中,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另外一个叫汪秉元,长居京城,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这自然是龙脉烧灰的锅。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 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却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甘结即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这个年轻人在策略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痛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亲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之后,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 ——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们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地域歧视大过天。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钱旧恨,足已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渡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个小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针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该归功于赵昌期。

比起谭昌言的委屈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不会有胆略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士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可巧今年有春闱。这一科殿试刚刚结束,祖籍婺源的考生汪秉元不负众望,位列三甲。虽然他是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可毕竟还算婺源人。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汪秉元的进士之位,和远在婺源的龙脉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不过到了下一届,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似乎回来了。

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在这一科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做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府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道理了。你看,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你看,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吧?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

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

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

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他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的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倒是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山,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濬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鹭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朘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緇布冠,“髦”是两侧垂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垂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

“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汇。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嚣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解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士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检查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徽州府、巡抚、巡按、兵备道一个不少,全发去了,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

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应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谁像冯开时这样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亦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她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儿,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们的批示没用喽?”

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詧,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

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詧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

记者:“……”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竖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不断地在狠狠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第二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致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四十一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为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拆毁逐一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也好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程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二五六,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都、察二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却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的一般,可PPT写的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自从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其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合着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捕、快两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么?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龙脉惊扰对婺源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孔,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囧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膴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列,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三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暘,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绾,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囧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囧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即参政,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混了一个曹郎。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管,赵曾但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时开,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 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都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徐良彦、朱一桂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仕途蹉跎。这若是算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算是一个。这位少年天才,在万历四十六年已然去逝,享年只有二十六岁。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 ,并没去渲染他英年早逝的事。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 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时,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波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管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刚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很有可能会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做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三月间在萨尔浒有一场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们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一位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右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达人。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款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五千亩盐卤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推。”

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更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撤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们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是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喫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然喫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得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言之不预”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因为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而且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去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的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就连在婺源监督保龙运动的汪应蛟,也被卷进去了——泰昌帝即位之后,将汪应蛟拔擢为南京户部尚书。红丸案之后,他感念先帝之恩,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期,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要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在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 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到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斩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是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南直隶的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南直隶巡按相当于是省高法的地位,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是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这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那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

看来官府真心想管,就能管得了;说是管不了的,那都是借口。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做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一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校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做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却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七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二十七名、余自怡是三甲一百七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六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们,士绅们的备极心劳、学子们的戮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做《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们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得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篡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只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而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

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_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

来源:马伯庸 WeChat ID:mby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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