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为什么不多生孩子,最后选择优秀的孩子继位?

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春秋公羊传》

正谓嫡长也。夫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立君非以尚贤,所以明有统也。建储非以私亲,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则贤无乱长之阶,而自贤之祸塞矣。君无嬖幸之由,而私爱之道灭矣。

——《春秋穀梁传》注疏

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哲学是儒家学派,皇位继承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无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其根源都来自儒家学派。在儒家的最高政治经典《春秋》及其各种传文、注疏里,多次出现了嫡长子继承制,即立嫡立长,与此相反的则是立贤立爱。

立嫡立长,就是将皇位继承顺位完全客观化,或者说是听天由命,任何人的主观意志都不能干预。立贤立爱,就是根据主观判断(无论是君主的还是臣子的)来决定皇位继承顺位。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继承法都有过实践,但是在理论和舆论上,立嫡立长几乎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即便是实行秘密立储制度的清朝,也没有在理论上驳倒立嫡立长的制度。例如,乾隆皇帝就多次宣称,自己原本打算立孝贤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为太子,只是由于两次所立太子都早夭,才不得不改为立贤立爱;道光皇帝在皇六子(恭亲王)明显比较贤明的情况下,仍然立年长的皇四子(咸丰皇帝)为储,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立嫡立长思想的影响。

《春秋穀梁传》注疏对这个问题的论证非常精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具备很强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大致翻译如下:

“所谓正当的储君,就是指嫡长子。即使有很多个贤明的儿子,也不可能立很多个国君;即便没有贤明的儿子,也不可能不立国君。立国君不是为了崇尚贤才,而是为了确立法统。立储君不是为了宠爱儿子,而是为了确定名分。名分一旦确定,那么贤明的弟弟就不可能不服从哥哥,也就避免了弟弟自认为贤明而作乱。国君没有理由偏爱谁,那么因为偏爱而引来祸患的可能性就消灭了。”

可以看到,儒家学派把君主的合法性置于有效性之上。虽然立贤立爱有助于提高君主的统治质量,但是主观判断的色彩较强,会带来无穷的后患。用严格的客观条件来限制君主的继承顺位,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君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一千多年以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道理: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

这段文字非常漂亮,也一直被视为经典,试翻译如下:

“我听说天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礼,最重要的礼就是等级,最重要的等级就是名分。什么是礼?就是法律制度。什么是等级?就是君臣的区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地位。天下那么广大,人民那么众多,却都听命于皇帝一个人,即便有人具备莫大的武力和智力,也不敢不为皇帝奔走服役,难道不是因为有礼作为法律制度吗?”

司马光精辟地指出,专制时代的整个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礼法合一的。所谓礼,无非是一套精密的等级制度,通过名分、官职、爵位、俸禄、服色等,确定每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在较低的社会位置上,可以容许一定的竞争性,例如官员的任命由科举制度来实施;在最高的社会位置上,不能容许竞争性,否则就会破坏整个等级制度的基础。皇位必须是由上天,或者是由客观偶然性决定的,绝不容许加入主观判断因素。即便主观判断不会影响皇位传承的稳定性,也会破坏皇权在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为专制的崩溃埋下隐患。

当然,以上只是从意识形态和法理的角度去论述这个问题。在近半数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并不遵循立嫡立长的原则,这是法律实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不在本答案的涵盖范围之内。

来源:http://youzhihu.com/story/4125087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皇帝为什么不多生孩子,最后选择优秀的孩子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