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你的绞肉机里的我的脸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革命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

夏丏尊曾说李叔同是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成“戒律精严之头陀”。念佛之人,改变是最大的。顺治帝福临据说也出家了,但信史里说他其实没出成,我想也是,从妃嫔三千到老尼一二,一桌满汉全席只剩一道连潲水油都没一滴的鼎湖上素,除非有精神病史的人才能忍耐此般冰火两重天。多年前刘家老爹钻研佛经多了,也想到峨眉山出家来着,我苦口婆心劝他:我知你属猴,峨眉山猴多,你想去寻找组织可以理解,但蜀道艰险,不如就近到市郊动物园猴山隐居;若干年后,我带你孙子各衔一串糖葫芦前来探亲,隔着栅栏看你晒日头捉虱子,隔空甩几枚香蕉,岂不方便。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三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亦可以招摇于滚滚红尘里持肉制擀面杖为名媛开光,譬如鲁智深,又譬如那谁谁谁。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有天散步时我想起了这个千古命题,于是掏出水果刀在路边的石狮颈脖上划了几下,结果我发现好像是脖子要硬一些。

据说年少时激进的,老来必保守顽固,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我年轻时顽劣散漫,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将来我努力跟紧时代潮流,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待流氓兔上中学了带女同学回家鬼混,我便端个板凳坐门口摇蒲扇放风,远远看到他娘提着菜篮回来,我会低声疾呼:孩儿快收工,让我那亿万孙儿暂且鸣金收兵,老妖婆回来也。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奇。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或因时间更改,或因境遇更改,或因某一时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总不是固定的。《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说,他幼时住警察大院,踢皮球时吵醒了出更的夜班警察,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抢走了皮球,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这一霎,除暴安良的警察变成了屯门色魔,变成了《人肉叉烧包》里的黄秋生。

我们在这世间,脸在变,身在变,心在变。变节不需要理由。段合肥祺瑞下野后,在天津做吃素寓公,整天眯着眼捻佛珠敲木鱼,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忽然孙大炮中山邀他一起倒直,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此情此景,正如我上大学时考试,老师踱过来,我叼着笔头做圣洁遐想状,老师一走过去,我随即把脑袋贴到同桌的头颅边,与世俗的答案咫尺之遥,我能看见他的考卷,甚至能看见他衬衫领口下怒放的胸毛。(文 / 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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