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公职

这几天,我正忙着辞去我的公务员职务。

十年前,大学毕业,我去了中石油上海公司工作,在静安寺一家加油站实习。所谓实习,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所以干了半年之后,我索性就不去上班了。当时住在复旦附近,每天睡到中午,到“大学城书店”看会儿书,晚上去住在附近的朋友家里吃吃瓜子,看看电视,有时候太晚了就在他们的沙发上过夜。

有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跟我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新闻,上海公务员考试正在报名,劝我报一个,权当帮她忙了,当时她怎么说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但她十分准确地表示出了英文"do me a favor"的意思。

我对这次考试没有报任何希望,因为我没复习,对于考什么没有概念,甚至对考试的地点也没概念。当时有一场考试在浦东进行,我和另一个报考的同学压根不知道那地方在哪,于是我们决定,到财大门口坐819路,那是我们知道的唯一通往浦东的公交车。一路坐到底,发现考试的地点不大可能在附近,只好又打车花了几十块抵达目的地。

有一门考试是“申论”,就是根据提供的材料写两篇文章,一篇两百字,一篇两千字。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只好根据提供的材料乱抄一气。还好,那些材料远多于两千字,足够抄。只是由于长久没有提笔写字,抄了一会儿我就有点昏昏欲睡,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到了快抄完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睡着。

出成绩的那几天,一个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的同学打电话给我,问我查了分没有,我说我在外面,没办法查,他说那你把身份证号给我,我帮你查。他打电话过来告知我的成绩,我的“行政能力测试”和“专业知识”分数都一般,但“申论”考了82分,那位同学不无嫉妒地说,你这家伙从来也没复习过,居然凭借着“申论”的优势,总分比我还要高出不少。他的申论考了六十多分,参加考试的大多数人能考这么多已经很知足。

后来就是报考岗位,我记得我胡乱报了些单位,但都没消息。直到有一天,我接到食品卫生检验检疫监督局的电话,告知我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给他们了,不过他们主要需要医学和生物专业的人,而我学的是经济学,不大合适。也许她并没有暗示什么,我说既然那样,我就不耽误时间再去面试了。

几个月后还有一轮报考机会,这次的单位少了很多,而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本科,非党,非应届),看来看去只有四家单位我有资格报名。于是,我硬着头皮报了两家单位,其中一家是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另一家是什么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后来就接到了来自于上海市房地局的电话,通知我去面试,那时候已经将近夏天,我穿了一身西服过去,以示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过最终使得我通过面试的原因倒不一定是这身行头,我在面试时说的一句话可能发挥了更大作用。

在中石油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员工都需要到杨高中路上一家“振兴”加油站去参观,这家加油站是中石油的模范加油站,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做得好的。当时的模范站长,一个很厉害的东北中年女人对我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主要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无知,一个是好高骛远……

在房地局面试时,大概是做总结发言的时候吧,我不知怎的就想到了这句话,就对着那些领导们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无知,一个是好高骛远。我是个年轻人,进单位主要还是多向领导和同事们学习……

那两年全国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在搞什么年轻人下基层的运动,所以除了在中石油有一年加油站的经验,进了房地局之后我又被派到了南京东路街道房地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主任,另外三个人里面,一个没有正式编制,剩下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姓周,成了带我的师傅,说是这么说,我基本上不用干什么事儿。这个房地办事处离黄浦区图书馆很近,我经常抱着一堆书上班,下了班之后去图书馆换一批,第二天再抱进来,如此下来,一年看了不少书。

房地办事处的同事们人都挺好,没事儿我就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一年下来已经可以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我也没什么好报答他们的,只是给他们那台不能上网的电脑上装了一个名叫"Mad Caps"的小游戏,游戏的主要目的是把颜色相同的瓶盖翻过来得分,他们每天在那儿玩得不亦乐乎。

到我要离开这个房地办事处的时候,他们又来了一个副主任,据说是原房地局印刷厂的厂长,由于印刷厂业务不行,托关系来到房办工作。房地办的同事们告诉新来的副主任,小刘很不错的,名校毕业,考公务员考到房地局来。副主任说,怎么可能,房地局是光考就能考进来的吗?同事们说,他在这儿都一年了,我们都很了解他,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副主任说,不懂了吧,人家那叫隐藏得深……

以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学们对我的了解,没人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公务员,可是这居然就成了一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命运的安排,对此我坦然接受。

我进单位那年,恰逢国家出台《公务员法》,我首先是看了关于辞职的规定,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要工作满一定年限之后才能辞职,而这个年限是多久,它又没说。有人说,一般来说,公务员要干满五年才能辞职,我一听就火大了,什么?五年?也就是我最快要到2010年才能辞职?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怎么等得了那么久?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辞职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公务员着装可以很随意,不光是随意,哪怕是错的也无所谓。我记得大概是08年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一个苏格兰老头麦考米克,办了张江西的假驾照,整天开着奔驰跑车泡妞。他对我说,你英语这么好,在政府干太浪费了,不如过来跟我做猎头吧。后来我去了他们公司面试,在恒隆,但我考虑到以后要着正装,还是浑身不自在。

记得看某期电视节目,一个白领说她通过时尚杂志来获知着装要素,主持人曹启泰问她,都有哪些要素,她笑着指着曹启泰的鞋说,比如不能像你这样,穿牛仔裤搭配皮鞋。曹启泰不同意她的观点,说,记住以后要看正确的时尚杂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牛仔裤搭配皮鞋是否犯了什么忌讳,起码迈克·杰克逊就是牛仔裤配皮鞋的吧,而且,他似乎还犯了另一个忌讳,即黑皮鞋配白袜子。当然,娱乐界人士的着装不应成为职场人士的参考。

做一个公务员,基本上意味着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牛仔裤没问题,下面穿什么鞋子更没人管。许多公务员喜欢穿老北京布鞋,在我就职的单位,局领导们最喜欢这么穿,因为比较舒服,当然他们是穿皮鞋到了办公室之后换的布鞋。我就不管那么多了,直接穿这种布鞋上班。

而促使我辞去公务员职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份工作没有一个合理的请假制度。因为别的特权越来越少,大多数领导把批准请假看作他们的一种特权,这会使得一个人请起长假来有些不好意思。准确地说,我们单位里,短假随便请,比如我可以说我下午有点事,领导说那你下午不用上班了,也不用交公休单,算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因为大多数人只请那种短假,单位里根本没有请长假的氛围。尽管请年假是任何一个公务员合情合理的需求。像我这样不喜欢欠别人人情的,基本从不跟领导请那种灵活性的短假,请长假的时候又开不了口,明明是自己的合理权利,反倒觉得自己在搞特殊化。

出于好意,有朋友仍然想劝我留在体制内。很多年前,我的一些亲近的朋友劝我入党,毕竟是体制内人士了嘛。我说,我没有要当党的领导的野心,如果共产党有雅量的话,应该让一些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官员。如果它没这个雅量,我无意加入这种小气党。这九年里,我拒绝了任何邀请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企图,据我观察,入党这一过程纯粹是在羞辱人,如果一个人经受得起这番羞辱,证明很有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也就成为了一个合适的共产党员。

还有一些朋友劝我留在体制内是怕我出来以后混得不好,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如今的社会已经进化到了“丰裕社会”,食物啊钱啊之类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多到全人类根本用不完。反倒是,由于我曾经是个公务员,会给人一种“效率低,做事拖拉”的印象,其实,公务员里的年轻人,大多效率都很高,我一般是每天只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当天的所有工作。但根据木桶理论,整体的效率是由那些效率的人最终决定的。

比如说,我在6月9号那天就提交了辞职报告,却一直到昨天才拿到离职表格。辞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官僚制度的荒谬,组织部门提出了种种不合理的要求以减缓我辞职的进程,而恰恰是这一切更坚定了我辞职的信念。我没想到,当年进房地局不容易,现在要出去更难。

对我来说,当年考入公务员队伍于像是一个错误,现在到了要纠正错误的时候。尽管纠正起来稍微有点麻烦,好在只要纠正一次过后就可以脱离这个官僚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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