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花在哪里?

每一个大城市都像一件华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长满了虱子。对一个过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机会翻开大衣,看见衣缝里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严整,里头露出不怎么好看的破絮,却是大城市的常态。在万商云集的纽约,到处可见眼睛红肿全身酸臭的男人,裤裆的拉链坏了,脏骯的毛发露出来,脚上趿着别人的鞋子,手里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开阔大气的莫斯科,每一个街角都有拽着长裙的吉普赛女人搂着睡着的孩子街头乞讨。孩子永远是睡着的,使你怀疑他是否被喂了药。在官气十足的北京和灯火辉煌的上海,无家可归的人用各种眼神看着你,逼你毫无退路地看见他的一无所有,也看见你和他之间险峻的阶级对立。在台北,这个带点文人的懒散气质的城市,你得特别到夜市里或地下道,才能看见几个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头磕地。

香港的「大衣」华丽得不寻常。中环的大楼有的雍容优雅,有的气派恢弘。内部装潢讲究设计的艺术美感,外部大楼和大楼之间的细节衔接,讲究实用效率,整个城市基础建设的完整和绵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来,像个初初进城的乡下村姑,刚刚学会抿着嘴擦口红。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做的却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楼的阴影中。这是香港一景,只是观光手册里没写。

做为过客时,不理解为什么外表如此高贵华丽的香港会有这一面,好像一个全身皮草、珠光宝气的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露出脚指头,指甲缝里全黑:这些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垃圾婆」的老妇人,曾经为人妻,她们的丈夫在哪里?曾经为人母,她们的子女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使得她们在体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阶段里,不能在家里做慈祥的奶奶,却在街头做牛做马挣一口最后的饭?

住到香港来了,我逐渐明白,「垃圾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岁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岁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济金生存。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四个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香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两位就有一位活在贫穷线下。

数字不说明全部,但是它总在复杂的一团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惊奇,为什么,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机构发放救济米时,会有上千的老人勾偻着背天还没亮就来排队,排上几个小时之后又总有几个老人家在拥挤的人群中晕倒,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惊讶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笼屋」里──一张床,锁在一个竹笼里,就是他一生的家当。我去看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住的是比「笼屋」阔气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没有窗。公用厨房里脏得可怖,进入「板屋」,空气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间,竟然一落一落布满灰尘的全是古书: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苏轼全集、韩昌黎全集。问他最喜欢谁的文章,老人低着头说,「韩愈」,我同时听见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窜的声音。

如果老,而且还是个女人呢?

在香港,从八十年代起,服务和金融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经济命脉,以往稳定的劳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临时工替代,产生出大量的工时超长而工资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术和低增值的行业领域里。在这类非技术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而这些女性的工资却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员工的百分之五十三。临时工除了工作时间长,还得不到法定的劳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万多个女性的主业是家务,只有九万三千个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务的操劳,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社会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于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过一万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为楼高而显得深不可测。老妇人的推车上堆着一大迭废弃的压扁了的厚纸箱,推着推着纸箱就散落下来摊了一地;她弓下身来一只一只捡。我也蹲下来帮着,然后我们合力将纸箱固定,用绳子绑紧。她又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车向前走。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妈妈,脑后梳着发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想着,这样的发髻啊,老妈妈,是应该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兰花的。(文 / 龙应台 )

(选自龙应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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