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病

每年回老家过年,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总是姑妈。

姑妈一直在这个南方小城的国税局工作,福利好、面子广。小时候一个人坐火车回家,只有她能找到关系进站,站到火车旁接我。呜呜的汽笛声响起后,我总能在车窗外越来越清晰的站台上,看到姑妈穿的藏蓝色中山装和宽宽的脸庞。看到姑妈,就“回家”了。

今年也不例外,即便我早已过了需要人站在火车旁接站的年龄。推门入屋,姑妈就坐在客厅中的小板凳上,宽宽的脸庞还在,但却只剩下蜡黄色皮肤紧贴着骨骼。中山装也仍穿着,但我可以看出厚厚的衣服之下,姑妈已经很瘦了。

这是2016年的新年,距离我第一次听说姑妈患上抑郁症,已整整四年。

“不要怪我,我生病了”

这和我印象中任何时候的姑妈,都不太一样。

患病第一年——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她“生病”了——姑妈是聒噪的,她的嘴一直停不下来,最常用的词是“必须”“一定”。

那时,她刚从国税局退休,又被返聘回去管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但她每天晚上到爷爷奶奶家吃饭,进门到离开,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渐渐的,事情开始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姑妈每天逼奶奶去上十几次厕所——即便她说了自己不想去——也总是把剩下五六天的饭菜给爷爷奶奶吃,甚至曾经用苹果和梨煮成一锅“糊糊”,要家里人“补身体”。

爷爷耳朵不好已经超过20年,奶奶脑萎缩也已经10年,两位老人没什么,其他的姑舅却受不了。最后,连保姆都因为抵御不了姑妈的“狂轰乱炸”提出辞职。

爷爷总说,家里孩子最大的缺点是太老实,用东北话说就是“孬”。但因为姑妈的事情,我第一次经历了一场“家庭战争”。

那个时候,家人们普遍觉得姑妈得了“精神病”,偶尔在被吵得没办法时,也会恨铁不成钢地骂一句“神经”——但这是表哥无法接受的。大伯的观点是:姑妈必须搬出爷爷奶奶家,绑也要绑到医院去看病;表哥的观点是:自己妈妈没有病,只要有人陪就会好。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陪姑妈——表哥刚刚添了孩子,小家庭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姑父和姑妈感情一直不好,早已分居;大伯已经七十多岁,表姐的孩子还不满月;妈妈照顾爷爷奶奶,只能偶尔抽空陪姑妈说两句话……

家庭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哭戏。大伯哭了,妈妈也哭了,表哥哭得更伤心。大家都有些生气,也很心酸。为姑妈、为了年迈的爷爷奶奶,有可能,也为了自己。

后来,兴许是因为心疼儿子,姑妈自己到这个小城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唯一设有精神科门诊的医院看病。医生的结论是“重度抑郁症”。

姑妈并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遇到每个人,都会说上一句:“不要怪我,我是生病了。”说这话时,姑妈是高兴的,似乎为自己的“过失”找到了“借口”。

渐渐地,小城里方圆几公里的人们都知道,姑妈没有“神经”,她是“抑郁”了。

回家,但家在哪儿

每年但凡我遇到烦心事,都会在过年和爷爷说一说。因为他最多只会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以后你会遇到的事情多了去了,这算什么。”

不过,这个新年,对姑妈的事情,爷爷也失去了冷静。我曾听到他和奶奶絮叨:“咱们得让娟子(姑妈小名)在这住下。她有房子,但那是家吗?”

在我的记忆中,姑妈的“家”一直很大,有川流不息送礼的人、好吃的糖果。

上世纪90年代,这个南方城市一度面临水危机。每个夏天,爷爷奶奶家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停水,但姑妈家不会,因为单位有自凿的水井。退休前,国税局又给她分了一套接近200平米的大公寓,配的是中央空调和直饮纯净水,作为对姑妈大半辈子贡献的嘉奖。

表哥结婚时和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我去过那套公寓。沙发和家具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主卧室的书房和房间自成一体,表哥、表嫂和侄女住在那儿,姑妈则住在靠近大门的小房间。

不过,听妈妈说,现在那里大部分豪华家具,早已经被姑妈铺上报纸。因为受不了姑妈的“脾气”,表嫂家新买了一套小房子,表哥、表嫂和两个孩子,现在住在那儿。而姑妈则宁愿留在爷爷奶奶家不到70平米的板房,也不敢回到自己家去,因为“害怕”。

姑妈家或许真值得“害怕”。表哥结婚后,姑父和姑妈正式分居,分别住在他们在这个城市五套房子中的两套里,很久不见一次面。和表嫂大吵一架后,表哥表嫂和孩子一起搬走,为了省钱,姑妈遂关掉了中央空调,也锁住了大部分房间的门。

锁住的门,像是锁住了她的心。第一次“抑郁”后,姑妈在孙女出生后,很快断了药。她将全部的精力,都转到了照顾孙子辈身上。每个早上,姑妈都到表哥的新家,接孙女出去玩,表哥表嫂下班后,再把孙女送回去。

但渐渐的,姑妈发现自己并不能令周围人“满意”。她教孙女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放任她吃大量的糖果,这些都是表嫂看不惯的。后来,姑妈体力越来越差,再没有力气带着小孙女出去玩了。

第二年过年,我并没有立刻见到姑妈——她住院了,原因还是“害怕”:害怕车,害怕人,害怕灯光,害怕安静也害怕吵,她甚至害怕热乎乎的饭菜。

在医院里,我对姑妈说:“您得的是富贵病,因为生活过得太舒适了。”姑妈摇头,指着旁边的床位告诉我,那个阿姨是农民,每天都要种地,也因为抑郁症住进了医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2012年就曾表示,40岁到59岁之间的女性抑郁率最高,现在这种情况也蔓延到了中国。

离开小城前,我去医院给她送饭,吃着吃着,姑妈哭了:“你又要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好伤心啊,但我现在这个样子也帮不了你,怎么办。”

那是姑妈患病后,我第二次见到她,在她生病的第二个阶段。

“从来没有被人需要”

家里很少有人知道,姑妈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很酷的“情报人员”。十几岁起,她就在机要部门工作,专门破译密码——爷爷曾说,是这个工作害了她,因为从那时开始,她的世界就只有“巴掌大”。

在“组织”里,只有她和姑父没有结婚,于是通过“组织介绍”,他们在部队办了简单的婚礼。

此后的日子里,转业,进新单位,生儿育女。姑妈和姑父共同度过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却似乎从来未曾读懂对方:他总觉得她生活简朴到几近寒酸,上不了台面;她觉得他太做作,对孩子也太严厉。

她把自己全部的爱放在表哥身上,但表哥迟早被另一个女人“捕获”,她再把爱转移到孙子孙女身上,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需要自己,又或者她开始害怕自己对他们而言,迟早会成为累赘。妈妈说,这成为了压倒姑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觉得自己从来不被身边人需要。”

年前,姑妈就开始不愿意回家洗澡,后来又发展到不愿意和表哥去医院,说医院开的药让她“生不如死”。但私底下,姑妈又催着妈妈开车带她去中医院调养——其实,她是不想要表哥再为自己花任何心思。

姑妈其实可以很美的。还记得四年前表哥结婚那天,从来不打扮的姑妈,去发廊做了头发,还买了一身红色的套裙。在那场婚礼上,姑妈像是找到了另一平行时空中的自己——在那里,她婚姻幸福、身体健康、自信又渊博。

现在,唯一能让姑妈平静的地方,是爷爷奶奶家客厅里最靠近电视的角落。听妈妈说,她可以整天地坐在那儿,穿着几十年前的旧衣服,用的小板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那张鲜绿色的——全家两代人的童年都在这个不足15平米的客厅度过。

姑妈的遭遇,也让我妈妈感受到了危机。

2015年,抑郁症一度成了媒体圈的热门词汇,妈妈就曾几次叮嘱:你可不要得抑郁症啊。

这两年,妈妈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如果我更年期的时候乱向你们发火,一定要原谅我啊。”有时,她也会自言自语:“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不要麻烦别人,人注定是孤独的。”

2016年新年,这个大家庭的第四代相继来到这个世界。

年夜饭当晚,爷爷奶奶家小小的、破旧的板房中,挤进了不下20号人。大人们做着饭互相开着玩笑、他们眼中的小孩互相交换工作进展和手机里的新App……小孩的孩子们,则忙着哭闹和吐奶。

而爷爷奶奶,仍旧像每年一样,早早就坐在桌边。

姑妈就在他们旁边,帮他们拿来碗,摆好,觉得不干净,把碗拿到热水那冲了一遍,重新摆好。还是不行,又找来一块布,把两只瓷碗擦干净,再摆好。来来回回,许多次。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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