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讨不回医疗事故的公道

作者;静欢

多年来,父亲宁可绕路,也决不从某家医院门口经过。

他说:“一见到这家医院的牌匾,我就觉得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为此,我们还搬了几次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家遭遇了一次医疗事故。父亲既没医闹,也没私了。可他的维权之路,却走得格外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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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六十三岁的父亲鬓角花白,目光也开始浑浊。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也依然要带上花镜慢慢看。秋天刚开始,他就会早早穿上秋裤,定期去银行,取那为数不多的退休金。

即便如此,父亲还要坚持做些简单的工程,赚点辛苦钱。我常劝他,不要再出去跑了,他却说:“爸爸对不起你,以前耽误了挣钱的机会,现在就想给你攒点嫁妆。”

青年时代的父亲,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他生就了一副那个年代非常标准的“正面形象”——身材挺拔、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讲话字正腔圆还带着膛音。唱得了一口标准的美声,还画得了国画,至今仍保持着我们那儿省会城市60公斤级的挺举纪录。

父亲十九岁时下乡做知青,一个月后就成为当地青年点的负责人,管理上百人。下乡一年后,全省招考飞行员,这唯一的名额,领导给了他。

当时父亲欣喜回城,却在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有轻微色弱。飞行员之梦破裂,他又被分配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兵工厂。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成了厂里的高级技术工人。

之后赶上改革开放,父亲便辞职下海。他开了一家生产机械零部件的小工厂,很快就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生意越做越大,他的足迹南至广州,北至内蒙,西到新疆,东到上海,甚至还把生意做到了欧洲。

那个时候的父亲,刚满三十。春风得意,觉得人生刚刚开始。

2

奶奶的意外离世改变了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奶奶死于一场医疗事故。那家医院,是东北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国营中小型医院。

奶奶当时患上了慢性心绞痛,她在这家医院住了很久也不见起色,父亲曾提出转院,可医院极力挽留。他们对父亲说:“只要你肯出钱,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专家请到病人的病床前。这样既可以免去你们转院的辛苦,病人也能得到更连贯的治疗。”

回想到当时的情况,父亲说:“我那时候也不懂,医生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勉强了。”

那天夜里,奶奶胸痛不止,护士说她去找医生,可医生却迟迟不来。父亲急了,就亲自去喊。

当时父亲找到值班医生的时候,她正在睡觉。对于父亲的打扰,她显得有点不耐烦:“没关系的,心绞痛发作,药按要求吃了,一会儿就好。”

可奶奶的病痛却并没有在吃药后得到缓解,她开始呕吐。父亲又去找了几次医生,可医生依然只说,等主治医生早上来了再处置,甚至都没有去病房看一眼,就交代护士给奶奶打一针杜冷丁。

凌晨,奶奶呼吸越来越困难。父亲不得已,再次去求值班医生,这次,他是连拉带拽将医生拖到病房的。医生看到奶奶脸色通红,这才想起来应当给氧。可当她终于觉得大事不好,准备开始抢救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奶奶很快就因心脏衰竭离世。

那时,医疗水平并不太发达,奶奶患的还是很难根治的心脏病,换作一般的人家,估计就认了——人已经不在了,和医院闹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父亲不,他决定为死去的母亲讨一个公道。

他拒绝了医院“私了”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动手打那位值班医生,只是向区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了要进行医疗鉴定的请求。

很快,结论就出来了——“该院在治疗措施上存在明显缺陷,对心肌严重缺血、频繁出现心前区疼痛的病人没有给予必要的吸氧,属常规治疗中的严重失误。同时,医院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由于抢救设备摆放不妥,给抢救带来困难。根据上述问题及有关规定,患者之死应定为严重医疗差错,建议医院对在该病人治疗过程中的有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医疗差错”就意味着奶奶的死不是医疗责任事故。

父亲对这个鉴定结果不服,将医院和相关的医生告上了法院。

“我不医闹,也不看重赔偿,我只希望法院帮我找出我妈真正的死因。是医院的责任,一个也跑不了,不是医院的问题,我也认了。”父亲说道。

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就是这个决定,改写了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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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留着也没用,还不如早日入土为安。”在医院领导的反复劝说下,奶奶的遗体很快被火化了,并没有进行尸检。

奶奶的葬礼让全家人手忙脚乱,等父亲想到要找奶奶的病历的时候,医院却告知父亲——“病历丢了。”

缺失了两个重要的证据,这场官司几乎没有胜算,尽管父亲愿意花重金,也没有律师有把握胜诉。谁愿意为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事故,和公家对着干呢?

于是,初中文化的父亲决定亲自上阵打官司。

自己写诉状、跑法院、去卫生局,父亲还在市场上找了一些他认为是公正的鉴定机构。同时他甚至“潜入”医院,艰难地寻找奶奶那份“丢失”了的病历。

完全不懂民事诉讼的父亲,为了打这场官司,买了全套法律教材和“医疗事故案例汇编”,夜以继日地学习,不懂就去大学向专业的老师请教。

刚开始看书的时候,父亲甚至有一些字都不认得。而寻找病历的过程,更像是一场谍战大片。最终父亲成功了,他找到了奶奶的原始病例,掌握了这个关键证据。

那段时间,父亲卖了工厂,母亲在经济重压之下,不得不继续上班。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甚至是靠母亲不多的薪水支撑的。就这样,父亲写出了几万字的诉状,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在法庭上与被告律师唇枪舌战,驳得法官与被告哑口无言。

一审,父亲赢了,奶奶的死被判定为医疗责任事故。法院判医院赔偿5500元。

4

一审结束后,被告医院上诉。

因为市级鉴定结果与区级的鉴定结果相同,都是“医疗差错”(根据当时的医疗事故鉴定标准,鉴定需要通过区、市、省三级,省级鉴定为终极鉴定)。换做别人,顶多就是申请省里再鉴定一次。

但父亲坚决要求法院寻找第三方鉴定机构,法院只好委托了当地最好医科大学的法医学系,这次的鉴定结果为:“本例临床诊断明确,陈旧性心肌梗塞,不稳定性心绞痛,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但在治疗护理上存有缺欠与死亡有关,根据国务院(1987)63号文件构成医疗事故。”

最终法院据此结论,维持了一审判决。

被告医院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过错,于是就以鉴定机构没有鉴定权为理由,向市法院提起了上诉。市法院认为案子缺乏省级终极鉴定,于是就把原来的民事判决撤销,案子被移交回区法院的行政庭。

父亲依旧不屈不挠,日日奔波于家和法院之间。我那时候小,不懂他为什么常不在家,母亲忙于工作没时间管我,我穿着不入流的旧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常常被同学嘲笑。

再次开庭,父亲迎来的算是好消息——省里的鉴定结果与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同,奶奶的案子被定性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在当时,这是轰动性的新闻。

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教育知识背景的普通市民,靠着自学,自己为自己辩护,竟然将一个因心脏病死亡的案例定性为了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可父亲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认为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是由于医生缺乏责任心和医院管理不善造成的。责任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父亲再次向法院提出了申诉。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同时将做出最初鉴定的区卫生局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撤销最初的处理决定,承认这是一起医疗责任事故,同时还要卫生局对当事人和医院严格追责,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最终,历经了三次鉴定、四次判决,父亲胜诉。

他得到了两万元的赔偿金,相关责任人道歉,被告医院也受到了行政处分,案件被定性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这是医疗事故鉴定等级里的最高级别。

事后,多家媒体找到父亲,争相报道他的维权之路,一时间,父亲的名字见诸报端,也有电视台想找他做专访,父亲都拒绝了。

“事情结束了,我不想再拿这个事情做文章。”父亲说。

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距离奶奶的死亡,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5

十年里,父亲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结案后不久,他在与人谈话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就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父亲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医生叮嘱他一定要避免外界刺激、劳累、压力,否则性命堪忧。

或许是这场病,或许是十年的人世沧桑,出院后的父亲,几乎完全抹去了自己过去的锐利棱角,整个人变得畏首畏尾起来。

遇事犹豫不决,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严重失眠。夜里我常能听到他一个人在客厅慢慢踱步,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他也想过重新出山,做回机械加工的老本行。但是他已经错过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最快的那十年。

工厂里数控自动化的的车床,他根本不会用;曾经引以为傲的手工制图,现在的年轻人只要点一点鼠标,就可以轻松完成。传统机械行业早已走向没落,他之前积累的人脉在十年的变迁中,也几乎流失殆尽。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时代滚滚的洪流中,被残忍地淘汰了。

当年奶奶的主治医生,已经当上了医院的副院长,那家医院前不久也升级为二级甲等医院,每天前去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谁也不会记得多年前,我的奶奶因为这家医院的一场医疗事故而死去?

父亲胜诉后,有一些医疗事故案子的当事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

父亲每次都不遗余力地告诉对方如何保留证据、在诉状中要用什么样的词汇、要注意描述哪些细节,如何量化精神损失,等等。俨然是半个专业的法律顾问。

我有时候打趣他:“为什么不趁机赚点钱?”父亲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这是公道,公道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加清明法制,每个人都能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这世上又有几个人愿意像父亲一样,放弃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从零开始学法律,只讨一个公道呢?

但我不想告诉父亲,他虽然赢了一场官司,却或许什么都不能改变。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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