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三个月

08年,大学毕业还没有半年,就碰到了金融危机,公司开始裁员。

我清楚地记得十一回来,工厂很多部门停工了,机器都闲置在那里,偌大的厂房突然显得异常冷清安静甚至阴森,以往轰鸣嘈杂忙碌的景象不复存在。

开始是裁减普通作业员,每天都有几个员工被组长喊去谈话,然后去人事领取补偿金,当天就走人。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轮到我们技术人员。那天经理把我和另外一个员工叫到会议室,告诉我们被裁员了。他说了一大堆全球形势,公司状况和部门难处,我沉默着,呼吸沉重,既没有恐慌也不知道难过,因为脑子已经一片空白了。

助理带我们去到人事部门,那里挤满了人,吵吵嚷嚷,一个个等待和HR谈话。我前面进去的一个员工,在里面砸凳子,大吼大叫,被两个保安架出来还手挥脚踢,喊着要告到法院去。

终于轮到我了,等了半天,心情早就恢复平静,因为我知道这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我在心里酝酿了一个绝妙的计划。我坦然地走进去,坐下来,倒是HR有些正襟危坐,忐忑不安,很显然,他被刚才的“骚乱”吓着了。

他依然给我讲着那些大道理,我一句都懒得听,有条不紊地翻看着裁员协议书,最主要的是里面的违约赔偿金。当时我的工资是三千多,本月工资加上两个月的安抚费,甚至保险都退给我了,总共是一万多点。HR给我笔,想让我签名,我合上协议书,说赔得太少,不签。他问我想要多少,我说至少两万,他不同意。僵持了一阵,两个保安进来站在我身后,HR依然动情地让我将心比心……

我可笑地看着他,趁他口干舌燥喝水的当儿,掏出手机,按下110,“喂,我要报警,H公司里有聚众闹事。”

HR这时才傻眼了,慌张不已,赶紧求我,“有话好说嘛,我们可以商量。”

我不理他,只等警察来。HR也没办法,只得去找他的顶头上司,人资经理。不一会,他和经理一起过来,答应了我的要求,赔偿改为两万,但要我把警察支走。十多分钟过去,我听到外面传来警车鸣笛声,我告诉警察,事情已经私了,没有问题。

当天我就离开了廊坊,坐火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北京。我的朋友杜华住在六郎庄,他让我先住他那。

我在北大西门一个小面馆吃了一碗拉面,想去圆明园看看。本想趁着夜色翻进去,可是绕围墙走了半天也无从下手,只好作罢。晚上北大也看不到风景,倒是有一些走动的女生,后来我就跟着一个女孩子出了校门,跟着她上了公交,坐在她对面。我斜着眼瞄她,她穿着浅绿色的羽绒服,短发刘海,白皙,脸上干净得没有一点杂质,戴着黑框眼镜,当时我心想,北大的女孩子真好看啊。

没想到她也在中关村下了,我真的不是跟踪她。杜华在中关村上班,他让我在鼎好电子大厦下面等他。看着她走进灯火辉煌里,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居然有点落寞。

坐在大厦下面的台阶上,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卖唱歌手在唱歌,路过的人有停下来听,有人扔下硬币,歌手也不言谢。还有几个像一样无事的人坐在地上,静静地听他唱许巍的歌,像是一个小型演唱会。想起05年我和朋友去海淀公园看迷笛音乐节,狂热的歌迷,扭动的身体,甜蜜的爱情……那时我们谈论文学,谈音乐,充满理想,而现在,现实将我们磨砺得一点戾气和棱角都没有了。当歌手唱起“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时,我差点泪流满面。

我们坐车回到六郎庄,这个繁华地段的城中村,倒像是一个贫民窟,棚户区,昏暗的路灯下看起来更加破旧。杜华的房间里,阴暗潮湿,一张大床,一个破桌子,上面凌乱地都堆满了物件。墙上的钢丝晾着毛巾和衣服,墙角还有一个池子,水龙头滴着水,没有暖气。晚上我们就挤在一起,尽量把衣服盖在棉被上,不让暖气儿散去。大小便要去外面的公共厕所,恶臭让人眩晕。白天杜华不在,我就往池子里撒尿,然后冲去。

我在网上海投自己的简历,可是很多公司在年底都不招人,而且我才工作四个月,根本没有过硬的技能,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质检工作。好不容易有个销售职位让我过去面试,人家却说我文质彬彬,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更可气的是,那个一口北京腔的老太婆居然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好歹我也在天津待了四年。还有一个韩国汽车配件公司,面试的时候让我说英语自我介绍,之前以为是韩国公司,就没有准备英语简介,结果结结巴巴的表达让面试官皱眉。

那个韩国公司在五环望京,我有一个舅舅住在附近,他以前是国防部的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开了一家公司,做激光镜片,据说03年非典时北京的探测镜片都是他们生产的。或许我可以去找找关系,干脆去他那打工。我一闪而过念头,但还是决定不去,被公司裁掉后,我一直都没有跟家里人说,还骗他们我继续在上班,至少我的工资是拿了,还能维持半年。

从那里出来,我去了趟798。里面都是一些画廊美术馆,很安静,我就随意地逛着,看路边画画的人给人画肖像,进入一个个艺术中心走马观花,最后我发现了旁观书社。美丽的女主人安静地坐在一角,在冬日的阳光下看书,喝着咖啡,像是画中的人,优雅内敛,一下子让人心温暖清澈起来。在轻柔的音乐中,三两读书人,书籍摆在书架上,似乎是有了生命,轻柔地呼吸着。书店的英文名是insight,我宁愿理解为洞察,领悟,反观内心。这一个词就击中了我,为我指明了方向,工作使我疲惫,颓废,我应当放下忙碌,去追求心灵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决定暂时不找工作,去北大听课,听我喜欢的文化课。冬天的六郎庄,北风呼呼地刮着,小屋子里更加阴冷。而教室里都有暖气,有时我还去地铁里看书。我在网上查了中文系、哲学系以及心理系的课程和教室安排,每天吃了早饭就去北大蹭课。某些老师和作家虽然我不喜欢,但他们的课讲得还是不错。混迹在青涩的大学生当中,又让我回到了学生时代,心态也马上年轻活力起来。但他们中间还有很多外面的旁听生,过着艰辛的游学生活,不断更换住所,为经济发愁,让人心酸。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工科,所以很多理论课程对我来说很生涩,我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创作课,它激发了我写小说的欲望,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

我还去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群众演员,我甚至以为以后可以靠这个吃饭,但每次说好的群演100元,降到50,最后拿到手的只有20,这就是一天的收入,想要靠这个生存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我也放弃了。我不知道这两个经历能给我带来什么,但当时确实让我欢欣鼓舞了一番。我跑到传媒大学去找我的前女友,想向她描绘我幻想的美好未来,结果她根本不想见我。我看到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宝马奥迪,接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心里沮丧极了。

快过年了,杜华让我和他一起去他老家天津武清过年,一个叫牛镇的农村。春运根本买不上票,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说公司只放一个星期假,让他们不要担心。给爸妈寄回了三千块钱,给家里老人和小孩压岁钱。

三十的上午,我和杜华一起去超市买韭菜,准备晚上包饺子。在超市的门口,一个小伙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我问他怎么不上锁。他说,都是一个村子的,上什么锁,抬头不见低头见。不一会儿,一个女人把他的车子骑了回来。女人道歉说,刚才把东西落在理发店,借他的车子取一下。小伙子连说,没事没事。多么淳朴的乡邻关系!

我们拿着两响的“二踢脚”到处放,震得鸡鸣狗叫。池塘都冻了起来,小孩子拿着铁锹凿洞。鲫鱼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却不知道命不久矣,马上就要被人捞起来做成年夜饭的下酒菜。从池塘爬上来,我抬头看见一户人家门口的对联,横批:书香门第。我猜想,这是一位老书生的住宅,他有一个大家闺秀的女儿,他家里有很多书,飘着书香。

回去的路上还看见好几头奶牛,杜华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读小学的时候,他们班主任在课堂问一个家里养了奶牛的同学,怎么不给老师送点牛奶。此同学说,挤出来的牛奶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喝了,老师要是想喝,直接去我家奶牛底下嘬,新鲜热乎的……

有一家奶牛下了两头小崽,躺在院墙下的干草上,晒着太阳。有意思的是,一只哈巴狗也挤在两头小奶牛中间,挨著它们的头,一脸安详,晒着太阳。几个老人,在无风的院墙下,晒着太阳。这宁静的生活真让人羡慕,唯有家乡使我们温暖。

年后,杜华又回北京上班了,我去他那收拾东西,决定回家。当时我排着长队等着买票,接到一个廊坊的电话,是原公司的。原来高层形势估计错误,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年后公司又接到了欧洲大批订单,而之前的大量裁员已经使生产人员明显不足,他们只得把老员工一个个地请回去。

当我回到廊坊,再次坐上我的办工桌,进入生产线,和一起回来的员工相互祝贺,那些留下的员工调侃我们,“公司真是给你们放了一个长假啊,拿的钱比我们还多。”谁还在乎呢,生活还要继续,一天又一天,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三个月是否发生过。这奇特的经历,仿佛是陷入了宇宙的黑洞中,和本应该走过的生命道路格格不入,如同蚌贝里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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