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世上只多个独居房客

在上海租房,我和一个七十来岁的本地老太太,隔墙而居了三年半。回想起那三年的租房经历,首先想起的,就是那股香烟味。

1

2010年6月的一个黄昏,我拖着黏沉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开了大门,只见过道旁的那扇浅绿色木门半敞着,一股闷闷的香烟味从房间的深处流了出来,屋里的电视声放得很响。我没抬眼,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躺倒在床上。

我和男友易全来浦东看这间房时,还是春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公房,楼道的天窗上爬满了蜘蛛网。进门是一条三米左右的过道,两旁各安了水池和灶台,中间还放了一块短木板用来切菜搁锅,算作公用。左手边是一个套间,一扇浅绿色旧木门紧锁着,中介说,里面也是租户,一个上海老太太。

我们租下走道尽头的房间还没几天,易全就开始长期出差。他走后,我不敢睡觉,夜里和他视频,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虽然很多次想像一个人生活的画面,但真实的感受还是让我鼻子发酸。

躺在床上,天色暗了,屋外的油锅下了菜,“嗞啦啦”地响。肉香钻进鼻孔里,我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上海的夏夜,一个短胖的老太太在走道上,站在属于她那边的水池前,定定地看着窗外。听到开门声,她方框眼镜下的圆脸立刻对我挤出了笑容:“妹妹,做饭了。”

老太太年纪和我外婆差不多,说普通话,带上海腔。好在我已习惯了上海特色的称谓。

“煮点面,您呢?”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称呼。

“我也吃面。太热了,懒得烦。”

“一个人做什么都吃不完。”这话说完我就有点后悔,老太太也是一个人租房,我赶紧换了话题,“之前一直没见您。”

“肺炎老不好,在儿子家住了几个月。”

有儿子还出来租房?我心里想着,口中却问道:“您贵姓啊?”

“我姓余,多余的余,你叫我余老师就好。你呢?”

“我姓李。”

“小李,我去吃面了,你慢慢做,回见。”

2

余老师总比我回得晚,她常在我淘米洗菜时,大口喘着气,开门进来。

她胖,不高,身形像个大梨,脸型像个小梨。进了门,她得靠墙站一会儿,等缓过气来,再哆哆嗦嗦掏出钥匙找锁眼儿。我跟她打过招呼,就赶紧低头忙活,装作没看见她开门时的样子。

余老师得歇上好一阵才会从房间里出来,我俩就边做饭边聊天儿。

“余老师得歇上好一阵才会从房间里出来,我俩就边做饭边聊天儿。”(图:CFP)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很多事,比如:“我下午去朋友家打牌,赢了几块钱”;“我今年七十四了,有糖尿病,好多年了”;“我退休前在市区的一所小学教数学……”而我也告诉她,自己老家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县城,在上海读完了研究生,工作是图书编辑,男朋友易全是IT民工,等等。

余老师要教我上海话,可我老学不会。有时夜里晚归,一进门,就听她在屋里大声问:“侬回来了?”我还是用普通话答:“诶,回来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我被她烧糊的奶锅吓过两次,赶紧给她买了一个带笑脸的定时器。到了冬天,我迷上了做豆浆,豆浆机的最小容量,刚好是她一杯,我一杯。

每天夜里十点左右,我敲敲她的房门,过一会儿,余老师就拿着一个大水杯出来。她握住过滤网兜的小柄,我往滤网里倒豆浆,我俩的眼镜上都蒙上了一层水汽。

豆浆下杯有些烫,她猛地缩手,我赶紧停下,她忙说:“没事没事。”我就着那热气啜了一小口,她看着我笑,说道:“等放凉了再喝啊。”

喝完豆浆,我们出来洗漱,两个人都不说话。等慢腾腾地刷完牙,再互道一声晚安。

3

2011年春节过后,余老师从香港回来了,她在那边待了三个月。

余老师的女儿早年嫁到香港,难得回上海,近几年老太太就常去香港过圣诞节。“香港政府老好呃,”就成了她的口头禅,“每个公民发了几千块钞票,福利伐要忒好哦,工资老高呃,讲民主。”

可她只能去香港探亲,没法获得香港市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这些福利。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常去香港,每三个月回来重办探亲证就好了呀。”她叹了一口气:“个的(这边)医保么(没)办法转。”

那个周末,我去了朋友家,易全回到了上海。我夜里十一点一进屋,易全就给我说余老师突发肠胃炎,他把老人送到最近的医院里去了,办好手续,等她儿子到了才回来。

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一问了才知道,余老师的儿子到了医院,嫌易全送的医院不好——“侬应该往大医院送。”

上海人管儿子叫“nizi”,余老师的儿子还真算是个“逆子”。我常听老太太提起,早年儿子买房,做父母的给了他四十万。后来余老师家拆迁,算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补贴不多,老伴儿却在这时候查出了癌症,他们也就顾不上买新房子了。

余老师就住在黄浦区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每天跑医院,拖了三年,老伴走了,上海房价也翻了一番。那时候她还是可以贷款的,只是不了解政策,等她醒过来就已经过了七十岁。如果那时候儿子帮帮她,她也应该能咬咬牙买一个单套,不至于现在还在租房。

余老师的儿子一直不愿意结婚,和一个没工作的福建女人同居了多年,五十岁的时候有了孩子,突然就有了结婚的打算。余老师不赞成:“侬都嘎大岁数了,结婚做啥子!”儿子还是要结。

一个周末,余老师的儿子跑到母亲的出租屋,为老婆讨钱买金首饰。余老师死活不肯给,我就听到隔壁“乒里乓啷”砸东西的声音,老太太急促地吼叫着,男人粗着嗓用沪语嚷骂着,闹了大半天,最后他把母亲的钥匙和社保卡都拿走了。

余老师说,儿子是要“软禁”她,不让她出门。

4

余老师和儿子的冷战,一直到孙子会走路了才结束。她去儿子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媳妇帮(和)外婆不让吾抱小宁(孩子),小宁么倒欢喜吾,跑到房间里厢扯牢吾裤脚管(跑到房间来拉我的裤腿)。”老太太说着说着,声音就有点哽咽。我安慰她:“血浓于水,他知道您是奶奶。”余老师点点头,灰白的短发散乱着,在耳边轻轻晃动。

十月的那几天,余老师的女儿回来探亲,她陪母亲回了一趟宁波老家,又把上海周边的水乡也逛了一圈。

“晚上她不过来住吗?”见余老师一个人回来,我随口问道。

“住勒酒店,伊从来不住勒个的呃(住酒店去了,她从不住这里)。”我自觉多话了,余老师却接着说,“切饭阿来勒外头,切住才老讲究呃,不晓得做人家。老娘房子阿呒没住(吃饭也在外头,吃住老讲究的,不晓得节约,老妈都没房子住)。”说完,她又自言自语,“她心里怨吾。”

原来,余老师的女儿去香港前在银行工作,经亲戚介绍和现在的老公相亲,嫁到香港。一开始工作很好,待遇优厚。生下大女儿后,余老师不肯提早退休去香港带孙子,她只好辞职在家。女儿大了,工作职位也被人顶了,只好一直待家里。前几年又生了小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她就到地铁里做临时协管员,挣点零花钱。

“她老公呢?”

“在公司上班。阿么(也没)多少钞票。”

“对她好吗?”

“一直蛮好,工资卡才交到阿拉囡儿(我女儿)手里厢,每个号头(月)只要一眼(点)零用铜钿(零花钱)”我心想,这位香港女婿倒很有上海特色。

“伊拉来勒(他们在)市区有一套两居室,地段老好呃,到啥地方都方便,就是小。”余老师的语气骤然低落了下来。

在城市里,人和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早已被驯化得很得体。它及时地跳了出来,制止了我的好奇心。

5

人老独居尚且能忍受,可腰痛却不能,余老师的腰把她害苦了。

整个夏秋季节,我都听到她在抱怨。老太太除了去医院做理疗、拿药,基本都憋在家里。我下班早归,就去菜场帮她捎菜,她喜欢吃大排,晚了就买不到好肉。

无论我晚上几点到家,余老师都会迎到门口:“侬终于回来了,我一个人闷死忒了。”

每天早晚,我帮她换膏贴。解开她的大腰带,汗水把几层白肉都浸透了。最难熬的是痛,有时候,她痛得整天要躺在床上。屋里没什么吃的,我就在晚上烧好一锅五鲜汤,盛出大半给她,够她吃两三顿的。

余老师的腰带换了好几副,膏药也试了好几种,就连医院也换了几家,可腰病还是不见好转。

秋雨淅淅沥沥,天气一天天凉下来。我们楼下有人家办丧事,敲打念咒声和着雨声传上楼,让她连着几天都睡不好,于是就更急切地想动手术了。

6

上海三甲医院的手术费不低,她还能承受,可术后要卧床一个月,谁来服侍她呢?余老师一说起这个,眼圈就红红的,我建议她去找儿子,她摇摇头。

一天傍晚,我进门就看见余老师倚在门边,精神不错。她把一张报纸递给我,指着上面说:“明朝(明天)吾到这家医院看看,来事的闲话(合适的话),就动手术。”我一看,就觉得是那种医托塞给病人的广告报纸。

“只要两万块,三天好下床,一个礼拜就好出医院。”余老师的声音里满是期待。我把刚到嘴边的“骗子”俩字生生咽了下去,顿了顿说:“我明天陪您去吧。”

到了医院,我们前面排了十来个号。我往诊室里瞄了一眼,是一个瘦脸尖腮的中年男医生,门牌上写着“田XX”。找个椅子安顿好了余老师,我就独自到楼上的住院部去“打探”情况。

住院部只有三四间病房开着门,每间大概只有一两个人。我探头朝房里张望,走廊那头的一个白大褂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做贼心虚”,赶紧转身,正好有一个病房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一个女人背对着我坐在窗前,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床边。我抱歉地笑笑,说自己是陪家人来看病的,想先来了解一下住院情况。

“来看什么病?”男人是安徽口音。

“腰椎间盘突出,你们呢?”

“也一样,动了手术。”

“怎么样?”我问。

“喏,站不起来了。”男人指指窗边一动不动的女人。我这才看清女人是坐在轮椅上,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动手术的医生,姓田。”男人主动说。

“就是那个脸瘦瘦的男医生?”我差点跳起来。

“嗯。就是他。”

下到三楼,余老师正在找我,我凑近她耳边说:“楼上有人动手术瘫痪了。”她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正好叫到她的号了,余老师腿都抖了起来,她连问:“哪能办(怎么办),哪能办,还要伐(不)要看?”“别怕,有我呢。”我说着,就把她的小挎包背在肩上,扶她进了诊室。

坐在对面的田医生,大概五十多岁,瘦,脸像颗干枣子。余老师开始诉说自己的病况,我看她手往下滑,就从包里拿出手帕递给她。“真孝顺,你是她孙女?”田医生笑着说。我愣了一下,余老师笑着看了我一眼,说道:“伊是吾外生囡儿(外孙女)。”

医生建议她尽快做手术。余老师看着我,手帕攥得紧紧的,我抬头盯住医生的眼睛,说道:“我听说,你们医院最近动手术,把一个病人弄瘫痪了。”那张干枣脸上,顿时闪过一个奇怪的表情,继而嘴里爆出一串大笑:“怎么可能!如果有,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心里一阵恶心。

下了楼,我把刚才遇到中年夫妇的事告诉了她,余老师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

医院旁边很空旷,秋风卷起旁边工地上的沙石,让人不敢睁大眼睛。余老师裹在厚重的冬衣里,显得很瘦小,我给她买了包子她也不吃,一路揣在怀里。

7

从去年夏末,我和易全就开始看房,最后在杨浦买了一套二手房,打算年前就搬过去。

早先我们一直瞒着余老师,年后才告诉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她说:“浦西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去年冬天,房东就已经下过逐客令,只是因为余老师的腰病,才“宽限”到开春。余老师已经和房东说好了,九月份就会搬走。

房东夫妇来收房租时,我代余老师求情,房东太太端着手不说话,先生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我们不想让她住,原先我也和她说好了,要住多久都行。只是我们怕她儿子,上回他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骂我,怪我租房子给他妈,我还和他大吵了一架。”  

这里住不成,余老师就想在附近找房子,可中介一听说她是一个人,连房都不愿意带她看。

“怎么不去养老院呢?”我问。余老师说,好的根本进不去,坏的更是进不得,“坐牢还要交钞票,戆大(蠢)!”她说道。

拖到三月底,余老师决定去住女儿过去单位分的那间宿舍。那宿舍离我单位不远,一天午休,我陪她去看要怎么装修。

“那楼道本来就窄,木台阶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图:CFP)"

我们拐进一条巷子,来到一栋砖木结构的老居民楼,外墙是新漆的。余老师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一个穿黑绸镶亮片连衣裙的胖女人,才趿着缎面拖鞋从屋里出来。她款款倚在门边,把嘴里叼着的烟夹到指间,咧开涂得血红的嘴唇说道:“余老师,吾还以为侬上午来。”瞥了我一眼,她又问“侬亲戚啊?”余老师说,是外甥女。

打麻将三缺一,屋里的牌搭子们敲着桌子催促,女人回头嫣然一笑,满头的长卷像铜管风铃般乱颤:“倷自家(你们自己)上楼,吾就伐陪倷勒(我就不陪你了)。留勒还切夜饭(留下吃晚饭)。”

我跟在余老师背后上三楼。那楼道本来就窄,木台阶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再加上陡斜,我攀着扶手上去都有点吃力,余老师的身体,更是摇摇欲坠。我一边提醒她要注意脚下,一边当心不要碰到那些挂在墙上的杂物和楼道灶台上的几只锅子。

到了三楼的房间,余老师拉亮门边的白炽灯,打开门,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漫天漫地都是灰尘。摆了衣柜、电视柜、几个纸箱子、镜子以后,就再也塞不进什么东西了。这个房间朝北有两扇窗户,窗外一米左右就是邻楼墙面,两边伸手就能碰到。

余老师的丈夫住院那几年,她除了每天去医院陪护,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余老师忽然出声:“小李,侬看看交个的(这里)是伐(不)是漏水勒?”我戴上眼镜一看,那半面顶墙果然都有浸水的印迹。

余老师满脸愁容:“这只衣柜老好呃,但要丢掉,沙发也摆不下,坐勒哪里,吾的嘎西多么子(这些东西)怎么放呢,还得留出一个角落安个电动抽水马桶,吾到啥地方汰浴(洗澡)呢?”“我最近在看二手房装修,可以顺便帮您设计。洗澡可以去外面找地方吧。”听了我的话,余老师默不作声,点点头。

8

余老师的小宿舍,装修就花了两个月。

装修师傅是“风铃女人”介绍的,他出来接私活,江苏人。他把一半工钱和材料费拿到手,就老不接电话,好容易通上话,还找借口一拖再拖。甚至没打声招呼,就把房间里的旧空调拆下来拿走了,余老师又急又气。

终于余老师可以看房了。推开新漆的木门,隔着口罩我都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装修味。装修师傅姗姗来迟,只关心什么时候结清余款,我说:“先留两千尾款,住进来一个月以后再结。屋顶的防水层看不清什么材料,要保修;抽水马桶前边的挡水条,得把边角磨圆了;壁柜有一个有点关不上,要修,还得安上把手;门口的灯换成声控,还有门口灶台那几个插座,太高了,踮着脚够都吃力。”

听我编排了一通,装修师傅往墙角吐了口唾沫,说道:“材料费还差点呢!”我斜眼看他:“卖空调的钱还不够?”

出了门,余老师就硬要拉我打车去吃点心,她说是她和朋友吃茶的老地方。那天余老师穿了一件深绿色连帽衫,是她女儿“下放”的,到了地方她没看菜单,点了六七种小吃。

“才是阿拉(都是我们)一直切额(吃的),侬才尝尝看。”那天余老师说了很多话,身子斜靠在沙发上,一直笑着看我,“辰光还早,阿拉多坐忒一歇再转去(我们多坐会儿再回去)。”说完,她又点了一份凤爪和蟹粉小笼。

夏天来了。余老师的女儿知道母亲要搬到自己那间宿舍去住,死活不同意,老太太只好再早出晚归出去找房子。

八月初的时候,她终于租到房子了。多亏了一个朋友的女儿陪她去看房,她们撒谎,说是两个人一起住才租到的。八月底,我回云南待产;九月,余老师就搬到了新住处。

生了孩子以后,我给余老师打了个电话,她的笑声听起来很精神。

“等回了上海,有机会我去看你”我说。余老师笑着说道:“还是吾去看侬搭(你和)宝宝。”

挂电话前,我特地用上海话说了声,再会。

余老师曾经告诉我:“讲再会,就会的马上再碰面额。”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面了。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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