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出租司机

我一个人趿着人字拖就来到了硅谷,博士一年级,住在斯坦福校园,窗前一棵柠檬树。所谓硅谷,如今是北至旧金山、南达圣何塞,整片地区的统称。沿101号公路车行四十余里,既看不见硅,也没什么谷。满目尽是加州艳阳,偶有青草盖满山头,远远跑来几只矮马,膘肥体壮。

除此之外,硅谷的大马路边全是科技公司、创业园区、风投机构,以及年少成名者漂亮得如同蒙主眷顾的房子。古书中那摩西出埃及,苦寻应许之地。而现在对全世界创业者来说,“硅谷”二字正指向应许之地。得来全不费工夫,只需买张单程机票,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可惜硅谷南北四十里的路,我却不会开车。每次需要去山景城、阳谷县、门罗公园找程序员朋友们蹭饭喝酒扯淡,都是大写的愁。幸好,连硅谷的春风里都刮着“用户至上”、“设计思维”、“共享经济”的口号。Uber诞生,问题解决。我终于得以握着手机,站在柠檬树下的环岛路口,踏踏实实等司机来接。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因此顺路听来了不少故事。我没想到在我们这些随时代浪潮漂到硅谷的人们之中,有不少人还满怀希望,也有不少人已经国破家亡。

十月十三日,去环球硅谷实验室听课。司机名叫威利斯,美国白人,今年七十岁。他住在圣何塞,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离开那同一栋房子。圣何塞号称硅谷首都,市中心餐馆遍地,一批接一批新住宅拔地而起。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城市,没有之一。这里房价最贵,家庭年收入最高,科技行业人士平均年薪更是达到了十一万美金。

可司机威利斯却坚持怀念硅谷的过去。他说从前圣何塞全是果园多美啊,有苹果树、桃树和梨。可现在十英里地上就有二十个加油站。他说着很快把我送到环球硅谷实验室门口。这是斯坦福大学地界上的一座孵化器,三层楼中装下了数十个初创公司。咖啡馆里摆满了彩色椅子,一道滑梯从房顶延伸至地面。一个女人正在摆弄她的机械手。

当天讲课的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叫拉斯穆森,出生在圣何塞。他在我这个年纪时刚好赶上硅谷创业大潮,连续办了三个公司,后来都排进《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他卖掉公司,赚够了下半辈子的钱,现在又办起了孵化器,为年轻人指点江山。他接受机械手的主人仰慕的目光,然后指着幻灯片上圣何塞的老照片,不无怀念地叹气:“过去这里全是果园多美啊”。

十月十三日,回斯坦福的路上,我碰上一位印度裔司机,名叫斋格德普。他今年刚退休,生活顿时无聊下来,便开起了出租。他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大胡子,很厚道的样子。他是我在硅谷认识的第一个不当程序员的印度人。过去我每次去谷歌蹭饭,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假装自己正在孟买旅游。

我告诉斋格德普我一直想去印度看看。我很怀念住在旧金山时天天能吃上咖喱,要是自己在家也能做就好了。斋格德普立刻表示他可以教我。他把导航的声音关掉,清了清嗓子。

“你拿笔记啊!”

我没有笔,只好拿出手机,装装样子。

“第一步:买土豆,最新鲜的土豆,洗干净,削皮。”

我当然知道土豆要削皮。他继续喋喋不休着怎么挑菜花,切成多大的方块合适。如果当天市场上没有菜花卖,其它各种不出水的蔬菜都可以当做替代。

“记住,正宗的印度咖喱一定要放玛萨拉粉。”

“那是什么?”

“Ma-sa-la……”他拼给我。

“去哪儿能买到这个粉?”

“我的杂货店就有。曾经有。”

直到今年退休之前,斋格德普在圣何塞一共经营了十七年杂货店,卖各种印度香料、印度米和罐头特产。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想家的印度人,还有少数来猎奇的美国人。斋格德普原先住在孟买,做建筑师,毫无悬念地属于上层中产阶级。本来事业顺风顺水,他却突然受到了加州亲戚的鼓动,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移民美国。

“可是在这里我就不能做建筑师了。没有执照。”

所以他开了间杂货店,一干就是十七年。终于等到最小的孩子也考上大学,他立刻退休。他说他还是挺喜欢以前做建筑师时的感觉的。斋格德普一手抓着方向盘,一手在空中划出线条。

“那你是怎么决定辞职出来的?”

“因为这里是美国啊,”他用“这还用问吗”的语气回答:“这是美国。”

十月十四日,我要从学校所在的帕洛阿图市去红木城。贝莱的车里放着嘻哈音乐,像任何一个典型美国黑人。贝莱戴着眼镜,高瘦,穿棒球衫,刚喝完咖啡很振奋的样子。当我问他来硅谷之前住哪里,他竟回答:埃塞俄比亚。

“就是盛产长跑运动员的那个埃塞俄比亚?”

“就是盛产长跑运动员的那个埃塞俄比亚。”

贝莱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读到大学三年级,主修哲学和历史。那是2005年,反对派煽动抗议活动,抨击政府腐败、质疑大选结果。贝莱带头参与罢课,上街游行,被警察揍了一顿,投进监狱。每本历史书里都有类似人物的影子,他们有时候没留下名字,大多也没有贝莱这么幸运。他说他就亲眼看见一个同学在街上被政府军打死。两个月后贝莱从监狱里给放出来,立刻逃到邻国肯尼亚。在肯尼亚等了一年半之后得到政治避难许可,坐飞机来到美国,落脚在硅谷。

他没说他现在的职业,只提起有些遗憾还没大学毕业,如果有可能,真想念完最后一年。他让我猜他几岁。他三十四岁了,他说做梦都想回到祖国。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毕竟,见过了硅谷七彩的泡泡,大多数人都愿意留下来玩耍。

“真的?埃塞俄比亚有什么?”连那首都多音节的名字都让人转眼忘在脑后。

“农田,很多很多农田。很多很多原始部落,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他们看见穿衣服的人,像你,就会指着你嘲笑你。因为人来到世界上是不穿衣服的。他们会想:你为什么要穿衣服呢?真是可笑。”

也许埃塞俄比亚人民看见扎克伯格会友好一点,我想。他虽然穿衣服,但是他所有的衣服都长一个样。

十一月八日,从市动物园回家。因为Uber死活加载不出来,就用了朋友的Lyft。一个白人大妈远远摇下车窗,隔着马路喊我们。上车后开始闲聊,我问她为什么出来当司机。她的回答和其他司机一样:因为能碰见很多有意思的人。

“那你碰见的最有意思的乘客是?”

她说是个瞎子。瞎子从出生时就是瞎子。瞎子用的手机自带特殊语音功能,会读出屏幕上的所有文字,他就因此与所有App相处自如。瞎子分辨得出各种常见汽车的引擎声,用手机叫车后就等在路边,总能顺利上车。

她说那天瞎子突然让她闭嘴,以便专心记忆引擎的声音。她当时突然感动,如蒙神谕。讲完这个故事,白人大妈突然决定用仅剩的两英里路程为我们传教,说神的好。我们立刻开始装聋作哑。假如每个出租司机都全天候为乘客传教,那Uber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移动教堂,多年以后史书上总结更多宗教战争的原因,或者世界和平的起点。以此类推,下个月硅谷人士就将发明出一个新App,将分享经济引入宗教界,以服务随时需要告解的大量用户。此服务需求量可观,市场调研显示,每名潜在用户日平均唤神七次:装病请假、堵在四环路上、收到客户邮件、自拍及修图、伴侣不明原因不回短信且态度可疑、借亲戚钱、睡前消费油炸食品。多种需求,一个对策。在App界面上直接点击需要召唤的神,单次收费按照神的功力和个人所求心愿综合定价。神周六休息。

十一月十四日,打车去旧金山。司机罗纳德在夜路上讲起他过十七岁生日那天第一次见到的旧金山市。那天他哥哥开车,从第六街下280号公路后,指着前头说,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

那时城市之光书店还赫赫有名,嬉皮们会在街上闲晃,顶着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克鲁亚克的幌子,满脸大麻味。金门公园聚集了五十万无所事事的青年,整个夏天都献给了爱与和平。他们唱歌:如果你要去旧金山,记得在头上戴着花。他们反对越战,抱怨官僚,在卡斯楚区挂满彩虹旗。在这个太平洋城市经济腾飞的某个特定阶段里,除了自由,只有爱是重要的。

罗纳德当天就爱上了旧金山。他在后来近半个世纪中换过许多份工作,唯一一份自豪到现在的是当卡车司机。每周一次,他把卡车开上旧金山市千百条斜街中的一条,稳稳当当停在城市之光书店门前。书从他的车里被搬进店里,再散到维多利亚式社区中的千家万户。

“没人能像我一样把卡车停在那么窄而陡的街上,你去过旧金山,你知道的。”

可我不确定我去过的旧金山与他所去过的那个相同。我们开过Twitter公司反光的新大楼,开过几家小有名气的创业公司孵化器和几家风光无限的风投基金。格子间都还亮着灯,没有嬉皮的线索。我们开上山头,全是浪潮的声。

一月十五日,在斯坦福购物中心逛街完毕赴韩式豆腐坊晚餐。司机是个中东面孔的年轻男孩,长着双害羞的眼,每说一句话都露出和气的笑脸。他说他租住在日落区,白天是一名商业摄影师,晚上就来开出租。他很想念伊朗,脸书主页上满眼波斯文。他三年前刚来美国时就读艺术系,毕业后从德州搬到加州。到了后他才发现,整天创作就必然付不起旧金山市眼看着飞涨的房租,于是只好给科技公司拍拍产品的demo,再兼职出租司机,因此碰到了我们。

一月十七日晚,从旧金山打车回斯坦福。司机是小个子,中年,亚洲面孔,深色衬衣,喋喋不休——他的口音我听不懂,并不是华裔。打听了我的专业之后,他问我心理学和算命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回答呢——斯坦福的心理学系重实用,总希望帮到别人,可结果谁也不能保证。再说了,我们凭什么替别人决定他们需要帮助?我对此总有怀疑。

他高兴地接话,说那我给你讲讲算命。他念叨了“阴阳”、《易经》等等概念,可这都已经是美国人中间流行烂熟的,每说起东方文化总被拿出反复举例。他还号称能用笔迹和看手相给人算命。我没兴趣打听未来的事,便问他在哪里长大。

西贡,越南,他说,小时候全家靠父亲在南越军队供职的薪水过活。1975年,他十三岁,妹妹七岁,岘港失守,紧接着是西贡。胡志明率领的北越军队分分钟将挺进首都,美军宣布失控、立刻全面撤出。凡是曾与南越军队或美军有瓜葛的人,都仓皇逃命。父亲独自走了,不知去向。叔叔乘的小船因为超载,在海上翻船。最后母亲知道实在等不回父亲了,终于拎着他们跑到港口,跳上船。上去了才知道船开往马来西亚。

“当年200万越南人坐小船逃离越南,70万死在海上。”如今他已经快六十岁了,开车行驶在硅谷的太平盛世,“美国人为什么不来帮我们?美国人当然有义务帮帮我们!”

北越胜利后,他和母亲、妹妹住在吉隆坡郊外联合国的难民营,住了两年。难民营里有越南人、缅甸人、柬埔寨人、老挝人……都是赶上倒霉卷入第一世界的纷争,沦为大国在热带玩过家家损坏的道具,随手丢弃。一个个人生全变了形状。西贡改名胡志明市,国旗一颗黄星。

两年后,美国人安排他独自登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利福尼亚。他再没见过母亲和妹妹。开始时他在一间中医诊所打工,后来自己经营诊所,兼职开Uber、当驾校教练。他热情地从遮阳板后面取出一张名片给我:“等你学会开车,就不用再叫出租了。”

最后一个司机名叫马克,二月二十日载我从火车站返家。他是个私人侦探,继承了父亲的私人侦探公司,时刻保持警惕。他在Uber注册的车辆照片都是假的,以防留下个人线索。我一方面纳闷真的侦探怎么会到处跟别人说自己是侦探,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很酷。

可是马克夸张地皱眉:“不,我的工作一点也不酷。”他最近接了很多保险公司的索赔案件调查。原来在硅谷,程序员不想上班前会去找医生哭诉:心理压力太大,已到崩溃边缘。医生的诊断使得公司必须给员工放带薪病假,长达三周。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就雇佣了马克,去采访程序员并记录证词。他说每个人的回答基本都一样,硅谷压力太大,不管多年轻、多成功,都能碰上更年轻成功的典型。

在斯坦福的校园里,老去的程序员们也仍然出没。他们曾经智力超群,用黑科技秒杀整条街,一路小跑着成为人生赢家。不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中年危机时,他们在周日聚餐,吃芦笋煎蛋,讨论买哪一款飞机的驾驶舱更为舒适,最后个个拿下了飞行员执照。老去的程序员有时会开讲座,为年轻程序员们答疑解惑。硅谷的七彩的泡泡,就从一代飘向了下一代,顺风。

我总有种感觉,在硅谷,未来比历史更触手可及。每一份商业计划书都指向明天,人人都被授权憧憬、向往、希冀。走在路上,常看见无人驾驶汽车的实验。等到成功那天,连Uber都要下台——汽车可以自己驾驶自己,没电了仍能指望太阳。

可我总无法彻底投入——我总在想,科技使我错过了什么东西。作为人类,制造和操纵机器战胜自然限制可带来巨大快感,绝对是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好游戏。而目睹一间公司孵化、爬行、腾飞到长出光环,更对无数人构成诱惑。政府、社会、同胞,个个赞许硅谷精神。没有遭白眼的潜在风险,看不到有任何陷入绝望的可能。

也许是因此,硅谷用第一世界的技术解决了第一世界的问题。当一个博士学生在雨夜的都市苦等出租不来,便可以掏出手机,输入信用卡信息,然后需求自动满足。如果他碰巧深信科技将最终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那这正是最好例证,未来可期。

可绝不是所有人类的问题,都能用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找到解答的。首先,古往今来人人困扰的终极问题,极有可能正是科技所束手无策的。其次,硅谷科技所能辐射的范围有限,第三世界国家依然独自挣扎。别提什么互联网和智能机了,投胎不好的人喝个水都可能细菌感染而死。

满足第一世界的需求固然值得骄傲,可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是把人从死拽向生。如果不是偶尔碰上话唠的、身世悲惨的出租司机,我大可以装作第三世界并不存在。非洲新出生的婴儿传染上HIV,印度女性走个夜路就要遭强奸。直到今天,还有千万叙利亚、埃及、阿富汗、伊拉克人,需要为遥远国家政客的虚伪而失去家人、失去土地。这些人跟我的人生半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我真没法理直气壮地相信自己开发个App就是在把全世变得更好了。

过去的丰饶与战争,就这样白白发生过就完了?只要承诺未来会更好就完了?有了新科技,前仇能一笔勾销?此时此刻,有人流离失所,有人挨饿,有人心碎。而我们这儿竟还没听厌如下断语:“我们的App会把全世界变得更好”。

连硅谷的出租车司机都清楚,世界大得没边。在互联网之外,还有刺眼的真实。非洲疾病肆虐,中东在打仗,拉美穷。生存问题解决不了,都需要帮助。所以我打算开发那个召唤神的App,把全世界变得更好。现在团队已经搭起来了,除我之外,个个都是对硅谷幻灭的程序员,卖掉过几间公司,立誓重新做人。万事俱备,只差投资人。可惜我们瞄准的第三世界国家用户太穷了,全加起来也抠不出几个子儿。谁不希望自己的目标用户至少还活着,有个钱包可掏啊。谁会去期待第三世界,比期待第一世界更多?

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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