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身姐妹

1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正大着肚子。我们租住在老鼠横行的民居里。

那天屋外下着大雨,我站在窗台上探出头去,一边看雨一边吃着酱油拌饭。那场雨太大了,泥地都被浸透,冒出了泡泡,我看得入神,一失手,碗“噗”地一声掉进了屋外的软泥里,我害怕挨骂,回头看着躺在炕上的母亲,当时她怀孕的月份很大了,经常不舒服。可母亲没有责怪我,只是起身走到外面,捡起碗,洗干净,盛好饭,又端给我。

没多久,妹妹出生了。她叫小菊,小我两岁。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每天推着老式的婴儿车,奔波在工厂和租住的农舍之间。婴儿车的箱型的金属骨架上包裹着绿色的帆布,每当推动时,车兜儿会摇晃,小菊就像睡在摇篮里。我就坐在婴儿车的边沿上,小心地避开小菊,生怕踩到她。

“骨碌碌、骨碌碌……”四个包着橡胶的小车轮,在乡村的土路上颠簸,我困得睁不开眼,母亲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睡。

那时,父亲在城里上班,而母亲因为有地主成分受到批斗,被下放到城郊的氟化学工厂。三年过去,依旧回城无望,父亲只得向组织请求来这里。一家团聚的时候,小菊已经一岁了。

小菊是母亲的心头肉。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有人说她像阿尔巴尼亚孩子,洋气又漂亮。而我长得像父亲,每当母亲对父亲有所不满,我就会成为被责骂的对象:“樱子!又跑哪儿玩去了?你眼里一点活儿都没有吗?一点儿眼势都不长,真随你老赵家的根,四五六不懂,一个德行!”

那时候的晚上,父亲睡在炕头,母亲搂着小菊睡中间,我就一个人面朝墙壁,蜷缩在炕尾。我睡觉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导致肩膀变得一高一低,可从来没人注意到这些小事,包括我自己。

等我上了小学,母亲也会让我带着小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夏天的晚上,厂区里会放露天电影,我和小菊拎着铝壶和棍子去锅炉房里抬热水,一路上遇到的,全是那些手里拿着小板凳,赶去占地方的人。前面的王叔回头对我喊:“别打水了,看完电影回家再顺道打吧,我跟你妈说!”

我可不敢,只能一打完水就催小菊快往回跑。天黑看不清路,小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铝壶摔在地上,洒出来的开水顺着地势,迅速流向趴在地上的她。

小菊的肚子被烫了,她号啕大哭,我吓得魂飞魄散。路过的大人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我只听得到哭声,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晚,我被母亲按在屋外的墙上:“小菊小不懂事,你当姐的这点儿事儿都不懂?抬着热水跑,你急着托生啊?还有脸哭?烫的怎么不是你,冤家!”

2

贫贱夫妻百事哀,那时候,父母经常为琐事吵架。

每次他们大吵后,我就会连带着被骂,而乖巧的小菊总能躲过风波。她安慰生气的母亲:“妈妈别生气,我给你捶捶腰,今天我又背会了两首古诗……”而我,望着满脸怨怼的母亲,惶恐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母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看法总是一致的。他们不甘心孩子在农村读书,于是,仅仅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和小菊就换了三所学校。频繁的转学让内向的我很不适应,小菊表面看起来还好,可学习成绩却也是一路下滑。

上了中学,小菊愈发学业不精,看她学习退步得厉害,我实在担心:“这道题都不会做?拿张纸来,我给你画图……”可小菊并不想弄明白,她更想听广播、看杂志、出去玩:“你讲的是什么呀,一点儿也听不懂,我问同学去!”

后来我上了大学,经常给读高中的小菊写信:“小菊,每天一定把不会的题都弄会,不要拖到明天”,“每周背三篇古文,考前你就背完所有的古文了”,“学英语得背单词,背课文,多做题,不能偷懒……”可每次小菊都回信:“姐,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

黑色的七月终于来了,我在学校心神不定,放假的第一时间就跳上了回家的火车,想陪小菊走过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可小菊的高考成绩只够上大专,她出分数的那天我没吃晚饭,借口看同学,独自离开了家。

“姐,你们都看些什么电影?舞会都跳什么舞?体育课还有滑冰啊?冰球比赛好看吗……”留在老家念大专的小菊,总希望通过我了解大学的生活。而我,越来越无法欣赏她的品味了:我开始抱怨她听的歌幼稚,磁带质量差;无法理解她不好好读书,而只对星座感兴趣;甚至会嫌她的衣服太夸张,不够素雅……
生而为姐妹,我很抱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连耳朵也不愿意“贡献”给小菊了。她趴在床上看电视剧,乐得手舞足蹈,我在另一个房间看书。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吵了一辈子的父母离婚了。父亲和我搬走,母亲和小菊留下,我们一家四口,至此分崩离析。

3

后来,我进入国企上班,小菊却在不停地换工作。

她做过园艺公司的前台、纯净水销售员、饭店大堂经理、公司出纳……她还在新加坡做过两年幼稚园老师,并在那里认识了妹夫光明。光明祖上是广东籍,在大马定居已经是第四代人了。

小菊从新加坡回国后,就改行学习美容。她在外市开了一家美容院,生意正红火时,光明追了过来,很快,小菊又跟随爱人远走马来西亚。

他们的婚礼是在大马办的,娘家人并没有出席。举行婚礼的那天,新郎新娘身穿中式传统服装,被亲友们簇拥着,光彩照人。我和母亲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又笑,又哭。

婚后,小菊和个性温和的公婆住在一起,不再外出工作了。家婆的厨房里一年到头都是汤水不断,几年下来,小菊被养得又白又胖,过去苗条的身型完全消失了。

大家都觉得,小菊真是好福气。

4

十二月,北方寒冬的肃杀就再也藏不住了。相比之下,室内的暖气,让人觉得分外幸福。

妹夫光明打来电话,他先是用广味普通话跟我寒暄了几句,接着就告诉我,小菊前段时间生病了,住院治疗后,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他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妻子:“Hello,我是小菊呀……”

我一时愣在那里。这是小菊惯用的打招呼方式,只是变得吐字不清。她得了脑血栓,这病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母亲病发时是六十岁,她躺在地板上不能动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可小菊的孩子才刚满七岁,她怎么会得这种老年病呢?想想小菊养尊处优不运动的样子,我对她的“恨”又升腾起来。为什么她对自己的人生如此不负责,竟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时光又好似回到小菊没考上大学的时候。

可我又时时都在心里祈祷:“小菊还年轻,病发现得及时,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开始时常打电话询问小菊的恢复情况,光明总安慰我,说小菊正在慢慢地好转。

我无法在她身边照顾她,想汇些钱过去,小菊拒绝了我。

和往年一样,小菊和光明在年三十的晚上,给母亲打来了祝福的电话,幸好,母亲没有发现异样。可年还没过完,小菊就再次住院,情况变得更糟,她很快就病危昏迷了。

小菊还是走了。

尽管我极力表现得正常,但时间却将问题一点点地放大。“小菊老长时间没来电话了,家里不会出啥事儿吧?”母亲的话吓得我差点把手里的碗掉到地上。

绝对不能让母亲知道小菊的事,这会要了她的命。

小菊生前从来都不会忘记给母亲送上节日的问候,而母亲也只有听到她的声音,才会安心。我拖延、焦虑,最终决定赌一把。

我把车开到远离市区的地方,避开熟悉的城市噪音,还特地办了个电信的号码(只有电信能做到不显示来电号码,只需在要拨打的号码前加上*76)。我静坐了一会儿,调整好情绪,就掏出了手机。

电话接通时,我的心在狂跳,抢在母亲开口前,我说道:“Hello,我是小菊呀……”

母亲太渴望听到小菊的声音了,她相信了:“小菊,你咋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电话啊?妈都想你了……”可我的模仿能力太差,母亲渐渐发觉声音有些不对,“小菊,你说话咋变了?怎么和你姐说话一样了?”

紧张让我的声音显得愈发地古怪,眼看就要暴露了,情急之下,我找到了借口:“最近孩子病了,家婆也住院了,我着急上火嗓子坏了,医生说长了息肉,声音就变成这样了……”

打完这通电话,我瘫坐在车里,等待汗湿的T恤慢慢变干。

在城郊,我代替小菊活在母亲那个日渐缩小、萎顿的世界里。我惊恐、惶惑,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让小菊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另一种存在。

小菊,姐姐做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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