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一个伊拉克难民

去年年底,我第一次看到难民,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的11号站台上。

那是一家中东人,女人扎着头巾,背着一个大背包,手里还有一个大塑胶袋,里面装满了衣物,两个孩子也大包小包的。而中年男子没有背包,手里拿着一张纸,急切地看着显示屏,想弄明白该如何坐车。他的家人跟着他,像一群小鸡跟在母鸡的后面,转来转去。

对面站台上停着一列火车,男人刚要搭上火车,看着手里的纸和车门上方的地名又急忙止步。他跑回信息显示屏前,继续核对着手里那张纸,而对面那列火车已经缓缓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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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开始,丹麦电视新闻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内容。他们从希腊的海岛开始,源源不断地冲破匈牙利边界,进入欧盟,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游荡。

由于瑞典的欢迎态度和高福利,大批难民把目标定在了欧洲最北端的这个国家。因此,丹麦成了他们的必经之地——难民从德国边境入境到日德兰半岛,然后搭火车来到哥本哈根,最后越过厄松德海峡大桥进入瑞典。

而丹麦政府却死板地想要遵守《都伯林协定》,它规定:难民必须在到达欧盟的第一个国家登记申请庇护。可在难民艰难行进时,他们对边境法规常常是熟视无睹的。难民和丹麦警察玩起了捉迷藏,甚至直接发起冲突。因为难民们一旦在丹麦登记,便没法继续前往心目中的天堂:瑞典。

丹麦已经不再是难民的最佳选择。去年上台的丹麦右派政府曾在中东的报纸上发广告,告诉当地人“丹麦的难民政策变得苛刻了”,原来每个难民每月上万克朗(丹麦克朗约等值于人民币)的补助,现在被减半。该广告虽然招来了国内外一片臭骂,但似乎在难民那里达到了想要的效果,丹麦成了难民通道而不是目的地。

在此之前,我久居平静的乡下,以前从未见过难民。但那时,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的11号站台上,如此确定这个中东家庭的身份,不是因为他们的衣着,而是那在异国他乡时不知所措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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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蕾站在中心火车站的第3站台上。一列从日德兰开过来的火车刚刚停在这里,她用目光扫描着几十个下车的乘客,直到他们纷纷登上扶梯进入车站大厅。站台又空旷起来,只有一个穿着红十字会白色马甲的老年妇女向我们走过来,两个人望着彼此,摇摇头。

马拉蕾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一两个月以前,每一辆从日德兰开过来的火车,都会下来一两百个难民。现在一下少了。”

虽然有着一头黑发,但马拉蕾看起来就是个典型的丹麦女孩:黑色的羽绒大衣价值不菲,脸上有着精致的妆容,还戴了一个鼻环。她在哥本哈根大学读硕士,专业是农业发展,在学习间隙来火车站当志愿者。毕竟能说阿富汗语的人不多,这里需要她。

我是在采访火车站帮助难民的志愿者组织时遇到了她。这个组织叫作“公民志愿者”,主要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些穆斯林背景的学生。他们在去年难民危机开始爆发时组织起来,按语言组成一些小组在车站值班,迎接每一辆从日德兰半岛开来的火车,给新来的难民提供各种帮助,开始完全是自发,后来和红十字会组织合作,在火车站里辟出了一处房间作为难民安全区。

我跟她一起去接的这班火车上,没有一个难民。原因自然是一月份时,接收难民最积极的瑞典突然宣布关闭边界。自从19世纪50年代起,丹麦、瑞典之间一直自由通行,而现在则变更为没有合法证件就无法入境。所以这些天,志愿者也开始接从瑞典开过来的火车——无法入境的难民只能返回哥本哈根。

又来了一班列车,仍然没有难民下车。怎么能确定是不是难民呢?马拉蕾说,“不要看衣着什么的,主要是看表情,特点就是特别迷茫,一下火车就找不到北的,或者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的。有不少手里还拿着一张纸看来看去。”

让马拉蕾最难释怀的,是一个年仅14岁的难民,非常乖巧的阿富汗孩子。原本在土耳其的一个儿童难民营里待得很好,但是由于儿童难民营有年龄界线,到了14岁就会被赶出去,所以他仍在阿富汗的哥哥变卖了汽车等值钱物品,供他前来欧洲。他的目的地是瑞典,但晚来了一步,那时瑞典已关闭边界。

“我们当然得帮助他们,毕竟我们同样是人类”。我点头表示同意,问她是如何从阿富汗来到丹麦的。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全家人一起逃离阿富汗去印度避难,在印度待了不少年,后来联合国有一个难民分配计划,丹麦选择接受一些难民,她们一家就到了丹麦。

“所以,你也是难民?”

这个问题让她有些迟疑,想了想,她说道:“我是丹麦国籍,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已经入了丹麦籍,只有父母年纪大了不准备入籍,不过也没影响,反正他们是永居。”

3

我的一个同样生活在丹麦的中国朋友老赵,向来热心,对于帮助难民的事更无比积极,去难民营当义工成了他的主业,每周都去一两次,自己要花费不少路费。难民营的食堂不对志愿者提供饮食,他还要自带午餐。

老赵的观点是:我们这些混在丹麦的中国人,尽管是通过其他途径来丹麦,本质上也一样是难民,离开自己的祖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少在欧洲的中国人对难民入侵表示担忧,希望政府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进入,这想法在老赵看来简直蠢到了家:“一旦排外的想法成了社会主流,人家会特意区分一下您是中东人还是中国人吗?”

我想请他去难民营时带上我,事情却并非想象般容易。

为了保护难民的隐私、让他们不受记者打扰,难民营都有严格的管理,只有在红十字会认可的志愿者组织里登记加入的志愿者才能进入(丹麦的难民营都由红十字会经营)。我也给红十字会发信提了采访申请,不过没有回音。

就算我马上加入志愿者组织,也要等上一些时间。正踌躇间,微信帮了忙。我时不时会用“附近的人”功能搜索一下最近的华人。在丹麦使用微信的不只是华人,还有不少中东人,以及一些学汉语的丹麦人。每次搜索之后,都会接到一两个中东男性加好友的请求。我从不接受,直到看到一个叫阿里的年轻人打招呼,我决定回复。

没准他会有一些难民故事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这个自称阿里的20岁伊拉克小伙告诉我他住在Sanhum ,那是丹麦最大的难民营的名字。

我打定主意见他一面,只能先进行了一场“不太舒服”的网聊。

全世界让人讨厌的网聊大约都是同一套路:几句话之后就开始查户口,问年龄、婚否、要照片。礼貌地夸奖几句头像照片有多漂亮,然后要更多的照片。他的英语很别扭,后来我发现他是用软件翻译的。他说他在这里没有朋友,更见不到女性。

这种聊天就像被捕猎者盯着一样不舒服,但我恰巧也是捕猎者。

我告诉他我有男友,然后按照哥本哈根友好市民的标准口吻,对他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对他勇敢地穿越欧洲表示敬佩,对他要在丹麦受教育、工作和结婚的理想表示支持。我告诉他,我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并邀请他出来喝咖啡。

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最后问我:“Do you know the massage girls work in China are nice massage.”(大意:你知道在中国工作的按摩女孩都是很好的按摩者吗?)这是软件翻译出来的英语,不过我大体明白了他的问题。果然他又说:“All the Arab would China works good massage.”(大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希望找中国人做好的按摩。)

原来这是这么多中东人用微信的原因。我回他中国人只听说泰式按摩好,心中对他更加反感。

次日,我和男友一起前往难民营。他极不愿意我和难民有来往,但担心我的安全,决意当司机和保安。

我们驾车一路向北,离哥本哈根越来越远,直到进了森林地带,村落和房屋越来越少,风景在这冬日里也是越来越荒凉,终于几幢黄色的楼房出现在面前,院落的大铁门紧紧关闭。这就是Sandholm难民营了。

Sandholm前身是军营,建于上世纪初。实际上自它被军队废弃后,1989年到2005年间都是用做监狱。我走到大门前,发现连人行的小门也紧闭着,院里面看不到人影,只能向门房说明来意。

里面的男人告诉我,这里外人不得进入,只能打电话让阿里出来。

天气冷得很,我回到车里。过了十分钟,一个瘦高个的男孩子从大门走了出来,我对他招手,他向我们走来。阿里是个漂亮男孩,身材匀称,衣着得体,短短的黑色卷发,健康的肤色,相当安静(可能是语言不通的原因),脸上的神情腼腆。

我开始忘掉之前的不快了,大多数网络上的混蛋日常生活时都是正常得体的人,何况阿里只不过是个涉事不深的孩子,看起来还有相当不错的家教。

我们开车出去10多分钟后,就来到一个热闹的小海港,几家商店立在临海的街道上,里面还有一家咖啡馆。

我们在咖啡馆坐下,奋力用英语交流,可惜他无论英文还是丹麦文都不怎么样,最后还是依靠翻译软件。

他确实还只是个大男孩,之前他告诉我他20岁,现在告诉我男友他18岁。我猜18岁才是真相,之前大概是想让自己听起来成熟一点。这也符合他的经历,他在丹麦已经将近一年,之前在另一座难民营,后来转到了Sandholm,应该是因为年满18岁了。

据说儿童难民营条件更好,很多难民为此改年龄。有些去过儿童难民营的志愿者说,那里有不少明显20多岁了的“孩子”。

阿里用他那巨大的韩国手机给我们展示他从土耳其一路到丹麦的照片。有他在土耳其、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景点的留念。画面里阿里笑容满面,与一般的旅游照没什么两样。新闻上一直报导难民一路行程的艰辛和苦难。我问他一路上有什么风险,他想了半天,说在东欧时,有人曾经威胁过他的朋友,是其他国家的难民。

接下来的照片是难民营里的食品。像大学食堂一样的铁盘子上面,有烤鸡腿,沙拉和可乐等。

说到丹麦难民营里的生活,阿里相当满意——食品好吃,每月还有2500克朗(相当于2500元人民币,Sandholm难民营里居住的是新来的难民,避难的申请还没被批下来的,一旦申请被接受,他们将被分配到各个市镇里,每月的津贴也多达5、6千元),他说德国那边只有500克朗左右了。

我知道阿里是怎么花这些钱的。他刚在朋友圈展示了新买的西装外套,无比开心。我问过那件衣服的价格,2000克朗。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如此满意。另一张照片则是难民营里的抗议活动。他们站在一处空地上,手里的条幅是“您们正在缓慢地杀死我”,要求离开难民营,分散到丹麦民居中开始正常的生活。

丹麦一直有人抗议把难民放在难民营中像监狱一样,不允许工作,无事可做影响身心健康。不过后来我参加了老赵的难民组织,知道他们一直组织志愿者前往难民营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活动。

阿里也迫切地想要搬出难民营。他之前显然考虑的是找个本地女友结婚,他还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及我男友生活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也是外国人,没有办法领养他。不过我推荐他一个网站,专门让志愿者与难民交流的,上面都是热心的丹麦市民,愿意为难民付出爱心。

我建议无论是找女朋友还是其他想法,都需要学好丹麦语。不知阿里有没有听进去。他来丹麦一段时间了,难民营里每天都有丹麦语课,他的丹麦语不该这么差。

我们开车送他回营地,他平日只能离开难民营不超过一小时,周末不限制。我们闲聊说起他的家人,得知他的父母还在伊拉克,“年龄太大了出不来”。

4

当天晚上阿里发信息给我,说第二天和移民局的人谈话。我明白这次谈话很可能就将决定他的避难申请是否被批准,提醒他小心应对。那一段时间我听说,移民局只批叙利亚的难民,伊拉克的都拒掉。

下一次他在微信上联系我时,是想要我给他寄600克朗,他好买外套和鞋。他说他马上就要被转到另一家难民营了。我告诉他没有钱,但是可以帮他找找衣服。于是我去请教我所在的自愿者组织,别人告诉我,每个难民刚来都会发一套衣服的,他们应该不缺这个。

最终我还是告诉阿里,红十字会的旧衣服店第二天将在sandholm开放,他们有大量的捐赠衣物。阿里说,他去过那个店(每周开一次,说是商店,其实不需花钱),但找不到他要的。

也许他不喜欢二手衣服。曾经有丹麦的志愿者非常惊奇地发现很多难民不喜欢旧衣服。丹麦人难以理解这一点,因为丹麦人就算是有钱人也经常会去旧货店或跳蚤市场淘衣服。

阿里再次要求我去买新衣服送他,我没有再回消息。我猜他去的另一家难民营是Sjælsmark——难民申请被拒后等待遣返的地方。

我仍然与志愿者们前去难民营。我去看了全欧洲范围内发起的“安全通道”运动,示威现场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十人,早已不是当初欢迎难民的大队人马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摆出一块牌子,写着“Share our home”,成了人群中唯一的亮点。

丹麦的难民政策仍旧不停地遭到批评,最后因为要搜查难民财物而受到举世围攻,总理被漫画成了希特勒第二。不过丹麦本地人倒是意见不大,毕竟丹麦规定:假如银行里有1万元钱,就不能领取社会福利,难民为什么可以例外?到头来,丹麦依旧是全世界按人均计算,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也是为每个难民花钱最多的国家。就连难民申请的通过率也高达81%。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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