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属牛,明年就40岁了,这是中国人说的不惑之年。父亲说这个年龄到了,你要开始注意身体,少喝酒抽烟,更别熬夜,很多事不能再任性。母亲则说得更多,捉住我往往是一个下午,说一会便回到她的五十年前。

她的故事我已经快背下来了,但每一次我都耐心听完。说到高兴时她会手舞足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到难过时她又会禁不住流泪,看着满是烟头的烟灰缸微微叹气。她说这些,往往是归于一个结论:

你明年四十了,必须想明白后半辈子该怎么活,这是中国。

姥姥曾告诉我母亲是多么聪明可爱。在河北霸县上小学时,教室窗户外常有扒窗户的乡亲,他们喜欢听母亲背诵课文。那时的母亲扎着辫子,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姥姥说高考前她做了很傻的事,跑去医院为一个受伤的同学献血,医生将她抽得小脸苍白。姥姥一致认为是这件事影响了母亲的高考,否则必是清华北大。考到河北北京师院的母亲至今否认,但她最后一场考试晕了过去却是事实。

母亲常回忆全村老小送她到村口的场景,他们在路边挥着手,姥姥流着泪笑成一团,那时村口成片的枣树结满香甜的红枣,池塘里肥嘟嘟的鸭子慢慢地悠游。那是有惊无险的1964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在丰收中被人遗忘,提心吊胆的四清接近尾声,最后一轮仿佛到不了这个偏僻的村子。她常说那是她最美的记忆,直到今天还是。

大学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一个同样来自河北农村的年轻人。在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在天津曾是银行高管,父亲的成分据说令人发指,被关进了教学楼的黑屋子。泼辣的母亲属于上中农,审查得略微轻些,因为愿意和父亲一起坐牢,母亲在学校名气不小。那时候情况一天三变,父亲后来成了保皇派造反派的头目,他们参与了那些没有是非只有派别的战斗,见证了北京的血雨腥风。父亲的老同学说你爹当年很能打,很威风,另一个同学却说,他那么干,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妈。

母亲后来的成分也出了问题,没问题的只剩赤贫农家的孩子。姥爷因为善良,也有些文化,被公社强拉硬拽去当了会计,这一年工作组来村里开始调查,不知为何说姥爷八成藏着枪支,让他赶紧交出来。姥爷是个老实人,对工作组的污蔑和质疑无法承受,也可能是惧怕被抓去毒打,他跳入了村口的老井。亏得发现得早救上来,但工作组并未因此放过他,且有了“畏罪自杀”的嫌疑。于是,他又跳了进去,这一次便永远地走了。

姥爷跳井的消息传到北京,母亲惊愕返乡,痛苦不堪,她对工作组奋力抗争,毫不妥协。工作组草草收兵,也没有给姥爷定什么罪名,因此至今也提不上平反。姥姥说他是吓死的,母亲说他是冤死的,而我今天觉得,他是被那个时代吃掉了,像他这样无法平反的自杀者不在少数。

也许从那一天起,只有二十岁的母亲变得无比坚强,任何困难再不能将她击倒。之后姥姥改嫁,母亲的妹妹死于肺结核,她成了这家唯一的孩子。母亲发誓再不回那个村子,家里的土地和宅基地都被公社收回,到她大学毕业时,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

我于1973年生在河北的冀县门庄公社西堤北村,那是父亲的家。两岁时父母响应支援边疆建设,全家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人住在个仓库里,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寒冷,父亲戴着双层的布手套,用一辆小车推来大块的煤。父母不在时,周围的孩子对仓库发动了进攻,他们大声叫嚷着翻过铁门和栅栏,我十分害怕,而他们却握着我冰冷的手,问我们兄弟俩是否一起去游戏。我记得在胡同里捡了一块乳白色的东西,好奇令我将它放进嘴里,很好吃,后来我知道这个东西叫奶酪。

三岁那年领袖死掉了,很多人站在街上哭,我却喊了一嗓子打倒毛主席。我不知道为何会喊这么一句,父母从没有教过我,我甚至不可能听到过这句话。那天晚上屋里堆满了严肃的警察和正义的居委会大妈,我站在院子里哇哇大哭,听见母亲与他们暴怒的争吵。我的记忆从那一刻开始,那天的月亮像刀一样锋利。

父亲当了记者,母亲做了高中语文老师,是个很好的班主任。我上小学的时候,她非常喜欢一个爱写诗的男学生。那个学生戴着眼镜,喜欢戴一个绿色的军帽,他经常会来到家里,坐在小板凳上和母亲交流诗歌。但他的家人十分反对他的不务正业,将他的诗歌书籍锁进了柜子,安了锁头,贴了封条。那一天母亲好像包着饺子,说几个学生会来家里吃饭。来的几个学生眼睛红肿,说那个喜欢诗歌的同学自杀了。他砸烂了锁着诗歌的柜子,看着那些美好的诗歌,喝下了一瓶敌敌畏。母亲呆立在屋里,满是面粉的手抖个不停,我记得她那天的眼泪,更记得她错愕的表情。

她辞掉了班主任,去晚报社做了一个编辑,那时候的呼和浩特晚报是当地蛮不错的报纸,她负责的版面有声有色,多年后她成了副刊部主任。在事业单位时间久了,每天看着单位里可笑的事,她不再对工作那么上心。就这么对付着到了上个世纪末,到我上完了大学。有一天她盯版面,有个蛮喜欢的文章被领导毙了,换了一个,还是有些敏感。为了报纸不开天窗,她挑出几年前一个绝无政治风险的投稿文章《晨练》,也没看就发了上去,孰料却捅了大篓子。这篇《晨练》开篇的意思是:这个城市多么美好啊,这个早晨多么可爱啊,人们幸福地享受这美丽的早晨,有的在跳秧歌,有的在练嗓子,也有的在练着李洪志的功法……

结果可想而知,报社领导和各负责人都被处分,母亲写了检查,还罚了钱,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面前深刻检讨。事后母亲打电话给在广州的我,一边说一边笑,她说台下的同事们也都在笑,社长从第一排站起来,板着脸回头说都不许笑,然后他也笑了。

这件事对她有影响,但其实不大,只是不会再升官而已,她倒乐得清闲,干脆提前退了休。报社的那些趣事也是她快乐的记忆,像一出总也看不够的喜剧,每次说起都会笑出眼泪。退休的母亲常给文学期刊发文章,还出过一个短篇小说集。她将班主任的经历写了一个长篇,投稿时发现和一个名作家的已刊登同类题材撞车,郁闷得几天吃不下饭。从那以后她十多年没有动笔,除了每天的电视剧,就是盯着我们兄弟俩赶紧结婚生子。除此之外,她开始了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写了一半就嘎然而止,她说的原因有很多,而我哪个都不信。

母亲说重新提笔是受我影响,我总是为此惭愧。毕业后的我颇有一番飘荡,到三十多岁依然心神不宁。我总觉得要写点什么,为此常耽误本职工作。母亲一度坚决反对我从事写作,说那不是吃饭的家伙,担心我靠这个无法养家糊口。她总希望我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日积月累地走下去。虽然热爱文学创作,她仍举出若干个例子来表达她的反对。

去年的她心情不好,因此显得格外苍老,糖尿病正在摧毁她的健康。父亲雷打不动地喜欢看军事影视剧,哪怕这些虚假过分的东西重复百遍,他都要霸着黄金时段看个没完。母亲于是被逼回沙发,对要不要写完那部小说纠结不已。这纠结或也摧毁着她的精神,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总为鸡零狗碎的事情大发雷霆,每次发作总要全家来劝,因为她一定会说到姥爷的跳井和妹妹的病逝,陷入一种孤儿情绪不能自拔。连着两个大年三十,她都会大哭一场,找一个敌人猛烈打击。她发作的原因千奇百怪,有时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宽容的兄长教训了生气的我,让我理解这老人深刻的悲伤,那是刻在岁月和皱纹里无法释怀的悲鸣,那是疯狂的时代留在她血管里不能透析的阴暗。那一天的我倍感难受,为自己晚来的成熟,也为母亲这总也褪不去的伤痕。

我又鼓励她开始创作,让她放下一切“照顾”我们的想法,将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留给她的小说。为了让她找到信心,我买去大量的文学期刊和小说,说她的文字能力完全能够与之堪比。她对王安忆的《长恨歌》夸耀不已,对阎连科的《受活》评价颇高,对文学期刊质量的退步感到惊讶,对我新小说的奇怪结构给予了严厉批评。我的努力点燃了她,她开始用圆珠笔续那个叫《成分》的长篇。重新提笔可谓艰难,她胖胖的身躯坐在沙发上,大夏天还穿着厚秋裤。老花镜在鼻梁上总是滑落,她就拴了根绳子兜在脑后。我给她买了好用的电脑和很大的液晶显示器,经过半个月发烧般的学习,她放弃了这令她无法思考的机器,又再坐回沙发,拿圆珠笔继续耕耘。她照例凶狠地抽烟,常把自己呛得咳嗽不停。我们已经不再劝她戒烟,只是管着她少抽一点,她应该是在大学里学会了这个,我没问原因,那一定有很多夜不能寐的故事。

这小说她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我经常会提一些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建议,而她坚持按自己极其传统的写法前进。她的状态……很好,一度让我自愧不如。哪怕我在上海开会,她也会拨来电话,花上一两个钟头跟我描述小说的情节。她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一是搁笔多年,行文已然生涩,一是那里面有她最为真切的回忆,她要经历主人公一样的痛苦。

我不知鼓励她做这件事是对是错,亦不知她的书能否写完。我只知道老人如果散了心神会迅速衰老,在她每天痛骂的电视机前慢慢痴呆。我唯有希望她平和地反观那场满是血泪的人生,在故去之前可以用一声满意的叹息画上句号。而对于我,母亲亦是了不起的鞭策,我清晰地看到一个老人暮年的遗憾,她最有创作能力的年华淹没在沉重的生活里,压抑在时代的桎梏和回忆的苍凉中,财富、地位以及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如今对于她连浮云都不是,早已是抛在背后的屑小尘埃。

有些朋友与父母关系紧张,尤其是构建了家庭之后,我也曾为此深深苦恼,觉得这些矛盾的解决比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要艰难。但我已经找到最有支撑力的答案。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宛如历经风暴的苍老大树,虽然浑身遍布缺憾的斑点和痛苦的疮痍,却难掩生命的强韧。他们的古怪和偏执,多是那个时代烙在身上的疤痕。那些可怕的过往至今折磨着他们的灵魂,即便再不诉说,也会在梦里历历在目。

我庆幸能在四十岁到来之前坚定自己的信念,放弃一切虚浮的光环以及欲望的诱惑,能够享受起这不易的孤独。我的创作总在最深的黑夜,对面是再无高楼房的北京之南,母亲的老家就在两百里之外,那夜越黑,我就越能看到它。我的新小说里有个河南的村庄,我常不自觉地将它和母亲的老家对比,它也有着深重的苦难,我因此感受着母亲积在岁月里的沉疴,这份感受令我对作品的诞生倍加自信,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不知这是情怀的共鸣,还是苦痛的继承,但我的确感到它带来的责任,这或正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

上个月带母亲去看我的表姐,我提议是否回她的老家看看,那里已经在十里之内。母亲再三反对,说那个村子虽然还都姓蒋,却一个也不认得了。我用尽玩笑和调侃,连哄带骗带她上了车。我不知是什么在驱使我,是要令她勇敢地放下什么,还是和她一起修复伤痕?我带着复杂的目的出发,一路上揣着莫名的忐忑,通往那里的路很好走,远比想象得容易。

那个中午刚落了一场小雨,村路上竟看不到一个人影。我缓缓开进村庄,像走入迷雾里的寂静岭。在表姐和母亲的指引下,我在村子南部反复找寻。母亲终于认出老房子边那个曾经美丽的池塘和枣树。池塘里早没了水,枣树林成了木墩子。原来的老房已经变作三户村民,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他们的院落里盖起了蛮大的砖房,每家都装了监狱般的大铁门。我怀着好奇,问她要不要和我去敲门看看,她默默摇头,说地是人非,就不要打搅他们了,这已经不是她的村子,也不再有她的故事。

直到离去我始终没看到一个村民,不知是大家都在午睡,还是上苍为母亲这时隔四十多年的归来刻意留白。车驶离村口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而她始终捏着烟看着右侧的倒后镜,我想她一定看到了挥手的姥爷和乡亲们,看到了她那一场最美的时光。

来源: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73266426447574#_0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