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命案

文|袁凌

上坡到了小镇,一条弯曲的、提前黄昏的大街。又有一丝奇怪的光。两个女人在零散堆着五金和粗瓷零件的店门闲谈,我问了她们高家的地址,她们拿眼角瞥向坡下。

高家在下坡路的中段,是一座孤立的房子,式样和镇上别的楼房完全一样,因此刚才路过时没有印象。底层的门面顶着一个略大的二楼,用于居住,永远遮着一幅过于宽大的窗帘,底层则开小店或者车铺。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修车铺,零件的布景在黑暗里显露出来,说不清有多少种类,地面正中有条地沟,积着油污。

这里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改观,是因为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太大了,来不及适应。众多的零件吸收了光线,把其他一些质地的东西收藏起来,走到近处才看见刘苏,和她身边的方桌。

我介绍了自己,在成都时高政的一个堂哥已经联系上我,这个堂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哦”,刘苏活动起来,些许摆脱了丧气的外观,现出一个原本有些风情的乡镇女人形象。

“我实在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一直是特别老实的一个人。”她的手搁在暗淡的八仙桌上,这是一只丰润的手。由于丰满,她的体态显得慵懒,说悲伤不如说是不乏伤感。

四天以前,她的丈夫高政,这间修车铺曾经的男主人在镇政府持刀杀死了副镇长黄富邦。根据堂哥电话里的讲述,副镇长强奸了她,丈夫知道后找副镇长理论,经过调解打了两万元的精神损失费欠条,名义是修车费,但副镇长不兑现,说是两厢情愿,还派了二流子上门威胁,高政气愤之下到镇政府找黄富邦,黄富邦仍然以势压人,高政一起之下捅了黄富邦几刀。死者家属还提出要求,要县政府追认黄富邦为“革命烈士”。

“黄富邦以前认识你们吗?”

“认识。”她有点迟疑,“也不算认识,就是我们搬到这里修车后,他总到这里修车,他有一辆捷达车,买的人家的旧的。”

黄富邦家在县城,有一次下班后回家,车子下坡时坏了。“往后他开始经常来修车,就是保养一下什么的,来得很勤,来了就和我说话。”

黄富邦戴着眼镜,有些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她回忆地说。

黄富邦和她熟了起来,谈到她也见过世面,有能力,就这么呆着可惜了,“女儿三岁了,我本来打算今年出门的,或者到县城做个生意,高政硬要我再呆一年。”刘苏说。后来黄富邦知道高政有个傻子弟弟,答应帮忙给她办残疾证,说有了残疾证开店可以免税。“后来我知道,其实要残疾人自己才能免税。”

个把月前的一天,黄富邦下班经过这里,告诉她第二天到县上找他,他带着去残联办残疾证,残联主席是他同学。

第二天上午,她在县电信大楼前见到了他,他请她吃了早饭,去残联却没上班,因为是星期六。“他说你到我家里玩玩吧。我本来不想去的,他非要我去看看,我想还要他帮忙,就跟他去了,他说他老婆不在家。”

“进了屋,他就跟换了个人样的,动手动脚――没想到他这么个人――”

“你没反抗呼救?”

“我反抗了,他劲好大,我一个女人家。他又让我不要喊,说喊出去他没面子我也没面子。我没想好,他就――”她呲了一下嘴唇。

“有10来分钟吧。后来他威胁我说,让我不要说出去,他是镇长,对我们没好处的。想不到他会这样,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她有些叹息的样子。

“回来我没有告诉高政,想到他这个脾气,肯定受不了。半个月他说证办好了,让我去取,我去的时候他又做了那样的事。总共两回。”

“那高政怎么知道的呢?”

“虽然我没说,但是有了这种事,神情会有些变化,我又一直在想要不要对高政讲,他疑心了就逼我,我就说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心是你的,吃了两次亏也就算了,人家势力大,没想到他完全不能接受。”

她的眉头皱起来,露出有点气恼的竖纹。“我给他讲了半天他也不听。”

“那张欠条还有吗?”

她拿着一张有些皱的纸下楼。“这个现在还有用吗?”

纸在桌面上铺展。这也许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木桌,却由于日常沾上各种油脂变得非常光润,有横七竖八的细小划痕,桌中间摆着一把削水果用的刀。死者的签字虽然是在被迫之下,还写得中规中矩,保留着一个干部的风度。

“在这张桌子上,高政拿着刀逼他签的,就是这把刀。”她拿了一下这把小刀,“黄富邦不承认,说不是强奸,高政就发火了,拿刀抵着黄富邦的脖子,黄富邦就签了这两张欠条。说是一次一万块。当时我在边上。”

黄富邦后来给了五千块,说其余的他没那么多钱了,他老婆管钱不给他。高政找了他两次,两个人吵起来。后来由黄福邦的堂哥出面,在县城一个茶楼调解。

调解不欢而散。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在门上问高政,高政当时在楼上,我看两个人光着上身,一个还有文身,一看就是二流子,就没敢说高政在。两个人看只有我一个女人家,站了一下就走了。回头我告诉了高政,他说其中一个昨天调解时见过,是黄家请来扎势的。他很气,坐在这把桌子边上,拿刀插桌子,说一定要找黄富邦算账。当时他神情吓人,我劝他也劝不住。”

第二天发生了命案。当时她不在家,回家刀不在桌子上。过一会镇上有人往这边跑。

* * *

我们走上公路。

两旁都是稻子收割后的田野,浓厚的气息中,感觉缺点什么,又多了些什么。每一个进入田野的路口有两三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干部模样的人站着,多半斜倚着一辆摩托车。刘苏说这是县乡的干部,严防农民烧稻杆肥田,发现了不光罚款要拘留。一架飞机隆隆地掠过田野,体形庞大。

刘苏说,她娘家在金堂县,她和高政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他们同岁,都在外面打过三四年工。认识之后,两人就一起回来,结婚又生了孩子,又起了这幢房子。她本来想趁年轻还出去打工,但孩子太小实在走不开。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她就想再出门打工,没想现在――

我们走进一条通往田野深处的小路,路口的乡干部看了我们一眼,他的行头是一辆金狮摩托。他在这儿呆了大半天,显然有些无聊,探究地看着她和我,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她重新开口说,这些干部都很坏,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传这件事情。

窑厂在高坡上。走近之后,打砖机的声音震得什么都听不见,机器下面似乎还有一个大洞。很多男人在棚子里围着机器忙活,一辆拖拉机超过我们在厂棚附近停下,两个人抱着砖块过来装车,她对其中一个使劲喊了几句,虽然她就站在拖拉机旁边。那人用力听着,听懂了,走回那一堆围着打砖机的人又喊了一阵,就有一个人往我们走来,他习惯地低着头,到了近处才抬头找寻我们,脸上露出迷茫的微笑,他走路的姿势和笑容都显出一种特征,一种和正常人稍有区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沉迷于内心世界的人,对外界只是被动地反应,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慢半拍。这就是高政的残废人弟弟。他站住了,笑着看她,她走近大声对他喊了几句,用的声音比先前要更大,又指指我。他啊啊了两声,似乎听懂了,慢慢向我走来。这时我想到自己没有多少可以问他的。

“你是高政的弟弟?”大声地喊,他没听见,继续迷茫地微笑着,刘苏帮了一句“他问你是不是高政的弟弟?”他点点头。我感到他不像有些傻子那样傻得厉害和冥顽不灵,他和正常人之间只有一点点区别,可这一点点区别像岩层,把他和世界永恒地隔绝开来。

“高政杀人你知道吗?”我又大声喊,他再点点头,我感到他并未听懂,只是出于一种点头的习惯。刘苏叮嘱他一句什么,他也点点头,慢慢转身往回走。

刘苏说,这个残废弟弟很好的,很听话,高政一直对他很好,今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件事显然又使她伤感起来。

* * *

一个老人在路旁担水,他站起身看着我们走近。刘苏喊了他一句什么,说我为了高政的事来的。老人拄着扁担,说高政这娃可惜了,我看着他长大的啊。

刘苏走到前头去了。老人说,高政小时候脾气很倔,不爱说话,可是人特别老实。上学成绩一般,初中他就不想上学了,硬是退了学出门打工。可是他尖心,肯钻,手上的活一学就会,小时候就爱修理,老人会修收音机,高政认真跟他学过。出门之后,高政在大地方学会了修车,一门好手艺,带回了媳妇起了楼房。没想到现在这样。

老人望着她的背影说,媳妇没娶好啊。光是长得好,不是好事。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觉得不妥,马上止住了,佝身挑捅。桶里水清凌凌的,水纹层层晃动,老人的影子也在里面动荡。

刘苏站在路旁,看着路下的沟渠。她低头的姿势显得费事,似乎在这需要佝腰讨生活的平原地带,她的高挑并不适宜。我赶上她,刘苏说自己要看车铺,很少出门,好久没到田里来了。

沟渠里的水很清,几乎和桶里的一样,顺着道路蜿蜒,穿过了一些树丛。她说,她家乡的水田没有这样多,因为水不够。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她跟高政来这里,心里是情愿的,想一辈子幸福地生活。“谁知他啊!”

她说,高政知道之后,她一再劝他,她是真的爱他的,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不要太看重这些,“他欺负了我的身体能得到我的心?”她和他要好好幸福地生活,本来起房子落了债,她想出门挣点钱,他不想让她出门打工,她也就不出去了,办残疾证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房子钱过两年还请了,孩子也大了,上学了,一家人幸幸福福地生活。

可是现在他把人杀了,什么都没有了。她劝了他那么久,劝不住“男子汉”的那口气。

“我觉得他也爱我,也不爱我。”她说。过一下又自问:“你说你这样,是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

这个问题显然让她一直苦恼,似乎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出事了也不让去看他,律师去看过一次,他还说他不后悔。你不后悔,你老婆娃儿怎么办呢?人怎么这么倔啊!”

她问我杀了人是不是都要判死刑。

一般故意杀人都要偿命。他这个情节有些特殊,是被人欺负在前,但是他冲到镇政府杀人,情节比较恶劣,又会从重惩罚。加上对方是副镇长,可能会找一定的关系。最好的结果,或许是死缓吧。

刘苏点点头,又说黄富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实在想不到他会做那种事。你就算满足了欲望吧,如今人也死了。何苦呢。过一会又问,如果判死缓,是不是比无期还重。

我说确实死缓比无期还重,但中国只要判了死缓,过两年表现好都会减成无期,以后会减成有期。

“有期会坐到多少年?一二十年?”

我说差不多,有坐10几年的,一般要到15年以上。

她沉默了。过一会说,怎办啊。要是坐六七年牢,我就可以等,今年25岁,七年后也就是32岁,还可以好好生活。可要是坐十几年,人都老了,怎么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刘苏慢慢地走着,似乎“七年”是个分界的门槛,她掂不起更重的分量,眼下的前景使她无可奈何。但即使如此,她身上的活力也没有完全消失,手指偶尔去触一下路边伸上来的那些植物花叶。

那些年轻人已经不再在村庄路口。公路上的干部也不见了,大约临近下班,提前开小差。我似乎看到哪里冒起一束浓烟,细看又一无所有。路的另一旁,翻过的田里有些人在干活,其中一块田里是高政的父母。我们跳下坎子走过去,半干半稀的水田里老人们在载萝卜苗。

她指着远处一幢房子说,那就是高政的家,他们结婚后在那里住了两年,家里穷,结婚时没有起新房,她倒不在乎,高政讲志气,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新房,起了房才搬到街上。

高政的父亲拿着一束萝卜苗,他刚才已经佝了很久,还不习惯站得很直。我问高政的情况,老人有点激动起来,“高政可是好娃子啊,对老的孝顺,他哪里会杀人啊!”母亲还佝着身子点苗,也直起腰茫然地听着。

老人说出事那天他在镇上,听见杀人了,跑到乡政府门口,刚刚看见儿子拉上车,几个警察架着,“脸上打得不成样子了。”他只看到了一眼睛,车子就飞快开走了,他呆了。

“可要救他一命啊!”

“他脸上打得都是血。”

有风,老人靠着田埂站着,手里的小苗微微颤动,背景里是拿袖子拭泪的老婆子。

* * *

镇政府已经下班了,空荡荡的门洞里,挂着一个横幅,“严厉破除烧稻杆陋习,保护机场安全”。

向相邻的烟店老板打听,说你来得晚了,事情已经两天了。

去问对面的理发店嘛。

理发店里有好几个女孩,温暖的灯光,一字排开的理发椅,很多的镜子和像饰物闪闪发光的工具,一个男青年在理发,一边和女孩们说笑。“我天天来你给不给理”,男孩说,女孩回答,“你头发能天天长出来,我就敢天天理”。

一个女孩问你理发吗?听到我的来意,她有点为难。“那天我只是远远看了,看不清楚。”我问高政被押上车脸上有血吗,她说好像有,好像又不清楚,她显出不是不想理我,但不知道怎么办好的神气。其他两个女孩也说那天放假,没看见。

男青年扭头说,镇政府不让她们说的。你再去问问对面的烟店老板,他知道的。

走出理发店,温暖的光投上街道,形成长长的一道,洗发水的香气也飘散出来。

我搭了一辆回城的中巴车。下坡经过高家,车铺的卷闸门已经关上,只留最下面半膝高一道缝。黄色的灯光,似乎有意将女主人的影子在地上铺开。

乡村的夜晚沉入黑暗,坡旁有不少的类似高家修车铺的房子,却如同实心的水泥盒子,不透出一丝光线。

* * *

正午阳光强烈,镇政府门洞依旧没什么人。我怀着警惕心走进院子,看到一个不错的礼堂,是新起的,放在过去也许夸张了点。

办公楼二层几乎没有人。只有一间副书记办公室开着,好几个人抽着烟屈膝坐在沙发上,神气似乎是讨个说法,副书记在解释政策,听得出“退耕还林”“指标”的字眼。我等了一会,人们出来了,副书记在几个人簇拥下急匆匆走过来,抬头看了我一眼,还算和气的说他正要出门,有急事,有什么事找办公室。说完这一堆人很快走掉了。

办公室里有两个女人。

“黄镇长的事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好,按理我们不该讲――”她显然有点为难地说,一边给我端来茶。她穿戴挺干净,白衣黑裙,身在基层又不必日日风吹日晒,她们有着某种不失纯朴的精致。

我打着刚才那个副书记的旗号,使她不好完全拒绝我。

事件发生时她是在场的,那是一个蚕桑工作会议,据她说,事情发生在会议结束之时,大家纷纷朝外走,黄镇长因为整理材料落在后面,这时凶手冲到面前,不由分说就行凶,黄镇长还没作出反应就倒下了。她一直使用“凶手”这个词。她走在前头,听到黄镇长的呼叫回头看时,凶案已经发生,黄镇长已经倒下,手还捧着自己的腹部。她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办公室里一直有人进出,我们的问答断断续续,另一个女人则一直在接电话和抄什么。办公室墙上贴着秋播进度和种子发放统计表,电话里讲的是蚕桑收购。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天忙也忙不完的。黄镇长出事后,我们都感到特别担心,心里寒,我们这办公室是最经常跟群众打交道,要产生矛盾的,哪天一个农民因为他家的猪多交了几块屠宰税,蚕桑少卖了几块钱,拿着刀就冲进来怎么办?

似乎确实为此感到了忧虑,她答应带我去看凶案现场。

大会议室的白色厅堂造型在镇政府院子里显得特别,她告诉我这是前年才盖的。会议室门虚掩着,由于窗户大,里面一排排座椅显得很明亮,主席台黑板上写着“紧抓禁烧秸秆工作不松懈 全面铺开秋季蚕桑动员”的标语,她说这就是那次会议的标语,还没有擦掉的。她领着我到主席台下,我看到了一方陈旧的黑色的印记,“洗过了的,还没有完全洗掉”。“黄镇长有没有和凶手搏斗呢?”“没有,黄镇长想抓住匕首,他的手心被匕首割破了,但是他没有力气了。”

黄镇长倒下后,凶手“继续拿着匕首”,这时蒋书记对凶手“大喝一声你要干啥子”,凶手被镇住了,蒋书记拿起一把椅子,打掉了凶手的匕首,其他两个人也一起上前“制服了凶手,直到110赶到。”

我问凶手杀伤黄镇长后有没有继续行凶的意思,自己放下的匕首还是被打掉的,她说是被打掉的,又说自己当时太吃惊,都记不起来准确的情况了。那凶手是不是挨了打?我记不起来了。有人说他上车时满脸是血。我没看到,当时我受不了就走开了。

阳光很强烈,地上的黑色印记却已陈旧,凶案似乎已发生了很久,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她说,刀捅得很深,但黄镇长没有流多少血。她说这点时似乎还感到奇怪。我蹲下腰拍照,按照拍摄的要领,要把她的身影拍进去。她忽然感到了,往后退,我仍然抓拍到了有她身影的照片,在强烈的阳光里她显得很远很小。她问没拍我吧,没拍到吧,我说没有,她不放心地来看,我把刚拍的两张放给她,说没有吧,她还是不放心,说还有,你再放给我看,你拍了的。我说没有了,真的没拍你。她显然非常疑虑,还有点生气,又不知怎么办好的样子,说早知道我不带你来了。

在大院一个玻璃橱窗里,我看到黄的职务,排在领导班子第四位,主管建设、退耕还林、民政。

* * *

正对街头的一家茶馆放着许多竹椅子,圆滚滚的椅子一直堆到大街上,在阳光下有一层光泽。几个老头打着长条的川牌,脸上的色泽也和椅子近似,偶尔的几句话和烟雾一起挥发飘散,我以为自己听到了关于黄富邦的一点什么,赶忙过去又什么都没有了。

等到终局洗牌,我问起命案的事,一个老头说,那天他们都在忙着打牌,没看到什么。不过关于黄富邦的事,可以去找老武装部长,他今天打了两圈牌就回家了,住在北街。

北街是一片新的住宅区,没有平整好的地面裸露黄土,显出当初的郑重和事后的半途而废。老部长家二楼望出去,是一片没有平整过的洼地,丛丛植物在夏天冒得很高,看上去可以捉迷藏,老人说这里在规划中是一个集贸市场。“不知他们怎么弄的,反映了多少次也没用。”

老部长的妻子回家了,提着一个篮子,把一堆暗青色的瓜和竹笋放到木桌上,准备晚饭。老部长抗过美国,去过西藏平叛,因为想竹子和米回了家乡。六年前退休,还有一个退休党员支部书记的身份,时常到镇政府参与一些评议会议,直到去年换了书记。

“老党员的意见没人听了,支部生活也没人关心了,有事情也不叫我。他们不叫我么,我也就少去,不叫人家心烦。镇政府那个院子我好久没进去了,听他们说起了新的大会议厅,黄富邦就是在里面被杀的吧?还没造起好久。”

老部长说他和黄富邦不熟,没见过几次,也说不清这人的好坏,但“他是我手上送的兵。”镇子里所有的兵都是老部长送出去的,人数有一个连了。

我问老部长黄富邦经济上的事,他说听到过影子,不是太清楚。不过,黄在管建筑上还是弄了些钱。“你去问三师父,她可能清楚这些事。”

* * *

坐三轮车穿过拥挤的街道,在一处特别热闹的地方,看到了一块民政局立的建寺善功碑,密麻麻排着捐款人名字。走进缘空庵的大门,看到走廊下有一处茶馆,开着四五桌麻将牌。我打听三师父,人们指指后面正殿三间大房子,说在偏房里歇晌。

正殿里的观音像算是比较大的,金身也光鲜,应该是不久前重塑过。偏房里空间不大,一个尼姑摸样的人靠在竹椅上打盹。我叫醒了她。三师父因为天热光着头,穿着一身细棉的直裰,颜色灰黄,应该是显示住持的地位。她用江浙一带的口音抱怨自己身体不好,天气一热就乏力。三师父在31岁上出家,今年是第19个年头。那一年她刚到这庙里,只有两间破房子,发愿要起一院房子,塑两尊金身。以后到几个省挂单化缘,用了10年才修起了这座寺。

提到黄富邦的事,三师父点点头,迟疑一下说,他是管庙子的,是他的工作,我们也不好说得,有些事情。总体说是好的,也支持,比起别的人来还算是好的。她像有一件极想说的事情没说出口,因而非常迟疑。

我问这庙翻修的时候是不是黄找的施工队。三师父说那也不是黄个人的工程队,不过是他打了个招呼,“他作为领导,定方案嘛,我也没多大个意见。”反正找别的施工队也是修,承包价上面差一点,也没什么办法,出家人不能计较这些,钱本身是化缘来的,也是花在佛祖身上。

我问一些细节,三师父说记不清了,那些账她也不懂,反正是原来计划塑三座金身,现在只塑了一座,门口那个碑她也不满意,太小了,她想的是和龙台寺一样,有个牌坊,现在只搞了这么一块石碑。“我说这些没什么吧?”她忽然问我。

我说没什么,本来就是真实情况嘛,你还是说的好话。三师父想想说是的,我一个出家人也不怕什么。但她依旧显得心事重重,我索性问:

“听说黄富邦出事后你去了镇政府,是为他欠你的钱,镇政府怎么说的?”

看来这正是三师父想说的,她说镇政府告诉她,这是黄富邦和她之间的私人债务,要她找黄富邦的家属。

“他追悼会的时候,我去了,送个人情,也给他家里人提了一下。他爱人我很熟的,以前经常到庙里来,逢年过节也布施,人家现在刚死了人,我也没好多说。”

三师父停一下,加了一句:

“你说他不在了,这账还算数吧?”

我说如果他签了字,按道理他的家属应该承担。“他当时是为什么借钱?家属知道吗?”

三师父说黄当时告诉她弄了一块退耕还林的指标,想种山药卖,需要几千块钱。这一回借钱黄的家属是知道的,以前还借过几次,那几次家属未必知道,大体上都还了。“我本来不是太想借钱,我一个出家人能有什么钱,但他是领导,平时也还关心缘空寺。说了两次,他就发脾气,说不相信他。”

钱是春天借的,说好三个月后还,但没还上,据黄说是山药走症,收成不行。“不过我听说山药卖了些钱。因为他赔了高家两万块钱,手头就紧了。没想到他又出事了。”

三师父起身上楼拿借条给我看。这是一张撕了一半的作业本纸,写着“今借到释永信现金3000元整。 黄富邦 2005年4月5日”,看来释永信是三师父的正式名字。字迹略为潦草但还认得出,和修车店里的借条出自一人。

我没有布施离开了缘空庵,答应替三师父向黄富邦的妻子提借条的事情。

* * *

回到县城已经天黑了。黄富邦家住的单位小区有些偏僻,院子里不少直立的植物,冲到很高的地方,像这里的秩序一样齐整。

四层正对楼道的房门紧闭着,贴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小字和图案,是道符。敲了三下门,似乎是敲在自己心上。终于里面轻声、警惕地问:谁呀?

我说自己从三师父那来的,替她来看望问候的。

她站在门内,沉默阴冷。我又说了一遍我和三师父的事,急促而含混。她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显然仍沉浸在她处于的阴冷寂静的境况里。是那个庙里的三师父啊,她问,我说是的。她想了一下。显然她很烦扰,最终她让我进屋,她关门和向沙发走去的样子显示出忍耐。

沙发上还有一个男孩,拿着一本图画书。她把男孩搂在怀里。显然她们这样呆着已经很久,没有移动的想法。我说自己也去了镇政府,单位的人都说黄镇长工作认真,挺好的。县政府有没有提追认黄镇长为烈士?

当然我们提了,可是上面怎么想就不一样了。她的语气含着深刻的失望。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都说得还好,县长当场要求严惩凶手,还说要安抚好家属。可是过了两天就变了,追悼会上县领导都没有来,也没人送花圈,只有镇政府来了两个副职,正职都没有现个面,这几天也没有人来看我们,连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我们去问,也没有答话,只是让我们等着。我们等了这几天也没有说法,也不知道啥子原因!”

她的语气充满气愤和无助。

“听说高政家里有人,要不敢在镇政府杀人,他不是有个堂哥在成都,路子好宽?我听人说,他放了话的,他势力大,杀个镇长也不怕!”

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真地潜意识里站在了高家一边。这间屋子里的痛苦,眼前孤单的母子,和修车铺中经受的丧失一样真实。

黄镇长生前很爱你们吧?

她连忙说他是个特别顾家的人,尤其喜欢孩子。虽然他在乡下工作,但每天都回家,为这他才买了个奥拓。有一次开三干会,在别的镇子上,会开完都晚上了,他还是赶回来。他特别喜欢孩子。她摸了一下男孩的脸,男孩一声不响。这几天我们两娘母在一起,孩子好懂事的,只说他想爸爸。我那天听到他爸出事了,神志就恍惚了,人家把我送到医院的。

她说,她没去看丈夫死后的样子,怕看了受不了。火化她也不在场。她在娘家住了几天回来的,这几天神志还是惶惶忽忽,怕得要命,听见敲门就以为是凶手来杀人的,人家叫她请道士,又贴了符避邪。

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关于黄镇长生活方面的。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年来,没听过一点风声,从来没有,包括和女同事都没开过玩笑。他是个很腼腆,很本分的人,只爱看书,爱工作,没有那些坏脾气,酒都不喝的,是知识分子脾气。他就是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人,才落得这个结局,政府却没有个说法,倒好像我们犯了什么罪,叫人寒心。

我请她拿了相册来。相册上的黄富邦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普通的乡镇干部。

工作怎样得罪人的?

他的工作分管基建的,高政家起房子,因为地基的事,有些人提的无理要求,他又坚持原则,就得罪了人。“出事前一周,有天他回家来直叹气,我问他,他说他管地基,得罪了高家,高家要报复他”。只是没想到凶手会这样有恃无恐。还败坏他的名声,其实死者的老婆,“出了名的,你肯定也听到了,老公也不止10个8个,倒来毁坏他爸爸的名声,哪个相信?”

高政判什么罪法院有没有消息?你们作为家属有什么要求?

判什么罪?杀人偿命,我们首先要求杀人偿命。我们上法院去过一次,不让我们说话,说是会依法审判。我想对方有天大的本事,杀人偿命这条是变不过来的吧?

她看看我,我感到这件事对她来说虽然不容置疑,内心深处却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信,需要一个来自政府的认定,这是她痛苦的原因。

茶楼上谈判的事你知道吗?

对方拿刀子逼他打欠条,回来他给我说过。我让他去报警,他说算了,对方是亡命徒,怕报复。他说自己能处理好,叫我莫操心。哪晓得第三天凶手就行凶了,还是在乡政府。

我说拍一张你们母子吧。她答应了,想了一下又说孩子不能上报纸。我说孩子的头埋在你怀里,看不见脸就行了。我给她们拍了两张。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让她保重身体,凶手已经抓起来,就不要太过害怕了。

县城没有什么夜生活,街上九点多已经空了,路灯缺了很多。

* * *

早晨的阳光照进修车铺,油腻的八仙桌有了微黄的光泽,小女孩难得地倚桌站定了一下,回忆那天的经过。

那天她正在家里玩,爷爷忽然来找母亲,看到只有小女孩在家,说:“你爸爸被抓起来了!”小女孩跟着爷爷跑到镇子上,最后一眼看见的是爸爸被绑着手押上警车。爸爸没有看见人缝里的她,使她惊奇的印象是,爸爸脸上有那么多的汗。

小女孩笑着跑到了地沟边去玩,她对于这条地沟显然很熟悉,不觉得什么畏惧。她蹲到了地上,地上由于机器的油污有些地方是黑色的,但整体看仍是干净的。刘苏一只肘枕在八仙桌上,望着地沟边的女儿,说小孩子真是没有忧愁,玩了吃吃了睡,像个小猫小狗,这几天我倒想跟她换个个儿。她的那只肘非常丰满,肘角却轮廓鲜明,从我这里望过去,小女孩被她圈在肘部形成的三角里。

这里似乎是缺少某种得体的悲伤,但并不乏忧郁。我问有高政的相片没有,身份照就行。刘苏上楼去拿照片。

小女孩重新凑到了桌边,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几年纪,学习如何,喜不喜欢爸爸什么的,她总不认真地回答,只是嘻嘻笑,走到了那面放满汽车零件的高大柜子前面去,不知怎么在那里站住了。在这个从上到下充满了零件的空间之前,她很小,有一种柔和的调子,那些零件也有暗淡柔和的光,显得深。

刘苏下楼来,拿了一个小本子大的相册,里面有他们在照相馆拍的结婚照,和城里人一样穿着西装和婚纱,背景是雅典卫城。她说,这是她觉得很重要要拍的。相片上她蓬松丰满,裙裾斜拖过画面,虽然她是倚在新郎身上,也愿意造成这种依赖的感觉,效果上却显得是她一个人占据了主要画面,被西装和领结束缚着的高政甘愿居于一角,神情过分的严肃,浓厚的眉毛甚至有点皱。“他不会拍照,所以拍得少。”她说。据说眉毛是吉凶之征,我努力想从高政的眉毛中看出一点牢狱或性命之灾的痕迹来,但并无所得。她收起相册,另把一版高政的身份照放到桌面上,“这是高政补办身份证照的。现在还没补办下来,他倒坐法院了。”

一版八张的照片,因为用了一张缺了一个角,桌上的七个高政望着我,神气是一模一样的严肃和忧郁,也许从他认识她第一天,从爱上她的时候就是忧虑的,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服从,而她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也就是她不理解他愤怒的原因。“现在怎么办嘛,日子还要过,还要找师傅来修车。”

现在她坐在桌旁,两个有关系的男人都离开了,其中一个是铺子的顶梁柱,只剩手边的女儿,和每天的生计。我问那天来吓她的小伙子住在哪里。“他们都是地痞,晃来晃去,在离这里蛮远的一个镇子上。”刘苏说。

* * *

这个小镇看起来更为偏远,街上白光光的,靠近大桥茶馆里几个老太在搓小麻将,真的是很小的那种麻将牌。我说了王惠月的名字,她们告诉我他家在河对岸菜地,只是不知道在家不。

从我看到的迹象判断,这是个蔬菜大镇。过了桥就走入肥大的萝卜、油菜的领地,菜苔在远方形成弯曲的天际线。这个世界被乌油油的河水哺育,长出来的房子也比街上的好,大都是独门宅院两层小楼,在正午的魔法下安睡着,只是走过门口就有一些狗暴吠起来。

我来到最后一个院子,铁门紧闭,阳光使这里生了锈。我担心他可能出去了,敲了两下没有动静。铁缝里看进去,院子挺长,有南瓜、近于干涸的池塘和花棚,但似乎埋伏着危险,因为我尚未听见狗吠。我鼓足勇气用力喊了几声,敲打几下铁皮。有点出于意料,楼房的一层出现了一个人,他没有问来的是什么人,开始向大门走来。

他打开了铁门,裸着上身,遇到赤裸的上身对我不是什么好事,但他这副属于年轻人的上身肩膀宽阔,色泽健康,似乎正适于在阳光下袒露。我简单讲了我的来意,说是黄镇长家属让我来的。他随即开了门带我进院,显出一副慵懒的态度。这时我看到两条一大一小的狗穿过院子向我们走来,它们体型庞大,幸而也显得慵懒,似乎这么来一下不过是尽义务,既然主人已经通过了。它们和我们会合后一起往屋子走去。

他的老婆在一楼的客厅里干什么活,似乎是撕笋子,客厅迎面有很大的一副玻璃框山水画,带钟表的那种,显得旧了,侧墙上却挂着一个绘川剧变脸图案的葫芦,比起摊子上卖的,线条较为潦草,他说是自己学着画的。另外还有一副像是素描的东西,还没有成型,说不出画的是什么。两条狗也进来卧着,一只卧到我脚边,似乎已经把我当作了自己人。

他说,虽然他和黄富邦算是表兄弟关系,但一个在镇长一个在乡下,平时不来往,黄富邦死了三天他才知道,那时他才从邻镇拉白菜回来,是公安局来找他调查他才晓得。

他起身拿一个软皮本子出来,上面是他给派出所写的情况,密麻麻的几页。“他们让我写好了拿过去,我还没写完。”他的字迹是一个二流子可能的那种字迹,非常难于辨认。在我辨认这些字的时候,他似乎为此感到不好意思。

本子上非常明白地说,黄富邦和刘苏有关系,高政知道以后拿刀去找黄富邦,逼迫黄富邦打欠条。王没有能力付清欠条。“半个月以前的一天,表哥打电话给我,说了这回事,让我和他一起去酒楼参加调解。”这次调解是高政的堂哥找到黄富邦,约定在县城的明诚茶楼谈一次,高政和他的堂哥还有堂嫂出席了,这边则是黄富邦、王惠月和另外一个开沙场的老板,也是黄富邦的朋友,但王惠月和他不认识。

调解很不顺,“高政的堂哥很占势,一定要赔两万块钱,表哥拿不出来,他就说自己有很多关系,让表哥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表哥很生气,说我的前途关你什么事,吵起来。”我问最后结果如何?他说看到调解不成自己就走了。

我不太相信他在现场无所作为。

第二天你们去了高家?你们吓了刘苏?

没有,我只是顺便去看看,我们从门口路过,就进去看看高政在不在,只有他老婆在,我们就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我们在镇子上碰到的。

狗仍然卧在我脚边,庞大的身体很和平,把我当作了这里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含蓄的防范,眼前这种和平的状态也许是一张纸忽然会破,这里的一切变成我的敌人。

我出去解手,阳光毒烈,几株倾斜的藤架后面,一个剩了一半水近于凝滞的池塘,十几个散在台上和地上的花盆,有的一半歪在土里,暗青色的植物随地攀爬,似乎这里的一切都被一双手布置到了一半忽然被遗弃了,如同墙上没有补画细节的鬼脸瓢,以及那张算不上真正画作的素描。我感到在这里消磨着的,是怎样一种热烈又无望的东西。

他要送我到镇子上搭车。妻子仍然在做着什么,两条狗懒懒地起身,想跟着他出来,被他喝了一句又回去了。两个人穿过院子,他仍然裸着习惯于阳光的有光泽的上半身。这个上半身并非像打了气一样肌肉鼓胀,胸部并不特别发达,但是由于肩膀很宽,肌肤有光泽,没有通常的“赤膊”可能给人的猥琐感觉。那种健康的光泽是他无形的一件外衣,披过整个夏天。

你这种身板,应该去练体育啊。

是的,我高中就在练体育,那时是掷铅球,标枪,铁饼。后来高考成绩不好,上的体校,练划艇,差一点去了全运会。

为什么没去成呢?

当时在省队集训了半年,训练成绩一直跟全国纪录差不多。可是开幕前三个月,取消了男子四人划艇项目。

挺可惜的。

后来当体育老师,是代课,转不了正,当了一段不想干了,就回来了。

也好。

我想到了他剥笋的妻子,在他身边沉默安心的姿态。他在小镇上的生活,漫长的游荡,偶尔的安分。他肯定带给她很多痛苦,但也有取代不了的安慰。

我倒没什么,我有个朋友,练铁饼的,把腰扭坏了,老师当不了,回家啥也做不了。

我们穿过了菜地,穿过镇子的公路在桥头交叉,路上没什么车,烈日下一溜茶馆也沉默着。我们在路旁摆着的一些竹椅上坐下来,他说车等一下才会来,要请我喝杯茶,我说不用了,他已经跟老板打招呼倒茶。这里的人看来都和他熟络,平静地对待这个一直裸露着上身的人,其他人即使敞着胸,至少是搭着一件衬衫的。他掏出两块钱给老板开始喝茶,他的规规矩矩竟然使我感到微妙的遗憾,似乎这不应是本来的他。

上车的时候,我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转背往回走。我想到我再也不会来到这个镇子,也不会再见到他。而他在这乡村的深处无声地游荡老去,所有开了头的故事都不会有结果。

只有逝者黄富邦得到了结局。

袁凌,作家,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著作,他最新的书是《我的命这么土》,《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题图:朱墨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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