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小镇:石油、死亡与站街女

1

1997年5月,我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翻越了海拔近四千米的当金山口。

从山口远眺,一条细如丝带的公路,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起伏延绵,不见尽头。

我要去的勘探队,就驻扎在这条“丝带”深处的小镇上。几十年前,小镇曾因“石油会战”一度繁华热闹,如今却十楼九空。“石油大军”走了,资源还在开发,小镇则成了油田工程队进入戈壁腹地施工的中转站和后勤营地。

我是来做监督检查工作的,同事大陈正在营地等我。吃过晚饭,大陈就拉我去逛街,可镇上唯一的街道两旁,建筑物大多都是些断壁残垣,在青灰色的穹庐笼罩下,只有一派萧条肃杀。

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身边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那些操着各地口音的石油工人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中间,叼着烟,拎着酒瓶子,偶尔驶过的工程车辆被挡了路,就一声紧一声地鸣着喇叭。

大陈忽然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看出这街上的什么门道没?”我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眼里闪过一丝暧昧,往路旁一努嘴,含笑说道:“你看,这里做什么生意的最多?”

此时天已黑,路边的小平房里开始闪现出粉红色的光亮,简陋的霓虹灯照亮了各式样的招牌:月亮湾、情人岛、浪漫屋……房子里都是些女子,她们或是站在玻璃门后面,或是直接拉开半扇门,骚首弄姿地招呼着那些在小街上游荡的石油工人。

“怎么,这种地方你也感兴趣?”我问大陈。

“等你在这里待上几个月,过够了和尚生活,你也会对这里感兴趣的。”

2

第二天,我和大陈就去队部等指导员老苟,我们要一起去工地。

苟指导员还没来,大陈却熟稔地坐下,大声呼喝:“小唐,过来倒水!”他话音刚落,一个戴眼镜的人就从外面快步走进来,给我们倒上水后,就拿起笤帚开始扫地。这人年纪并不大,看上去却不是很精神,大陈见我在打量,就说:“小唐是北大毕业的。”

“北大毕业的?”我冲小唐点头笑了笑,小唐也笑笑,扫了几笤帚就出去了。

“你们队让北大毕业生在这里倒水扫地,也太大材小用了吧!”我说。

“嗤,北大毕业的也不见得都是人才。”

我们正说着话,苟指导员就回来了,他是一个粗犷干练的中年人,有着石油勘探工人特有的黝黑脸色。我们简单交流后,就立即赶往几十公里外的生产营地。

工区营地里,几十顶大帐篷方方正正地扎在一块平地上,里面有近百名石油工人在忙着挖排水沟、平整地面。为了方便,工人们全都剃了光头,粗糙的黑脸更显眼了。

与帐篷里人头攒动相比,营地周围却更像是生命的禁区。

地面是干涸的古盐湖湖床,坚硬如石,灰白中泛出点点盐花。没有动物,没有植物,连一棵干枯的小草都找不到。广阔的湖床如同盆底,远处围拢来的高地像是盆沿,再往上看,就是一片雅丹地貌,怪诞、野性,又透着异域风情。
西部小镇:石油、死亡与站街女

忽然,远处有一辆卡车卷着尘土滚滚而来,开到营地边,“嘎”地一声停住。从驾驶室里下来两个时尚艳丽的年轻女人。队员们定睛一看,立刻炸开了锅:“这不是月亮湾的女老板嘛!”

“你们苟指导员呢?”女人亮起了尖尖的嗓子。

“咋了?我们苟指导员欠你们钱了?”一个老油子职工喊,引得大家一团哄笑。

“滚他妈的蛋,别在这里败坏老子!”苟指导员从营地里走出来,正好听到了。

“领导,跟您商量个事儿吧?”女老板扭动着腰身,款款上前。

“啥事儿,你说。”指导员有些诧异。“我们在你们工地旁边扎几个帐篷,来几个小妹为弟兄们提供服务,大家也都挺不容易的,您看怎么样?”女老板满脸堆笑。

队员中立刻有人叫起好来,苟指导员扭头一瞪眼,呵斥道:“好个屁!你们是来施工的,还是来干这个的?别他妈的瞎嚷嚷!”转脸又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是国企的队伍,有纪律,你们请回吧。”女老板还想再争取,苟指导员却坚定地摆手,下了逐客令。

小姐找上门来扎帐篷服务,这绝对是一件新鲜事,大家就着这个话题聚在一起,闲扯了半天。苟指导员走过来,吆喝:“散了散了,别在这里瞎扯淡,抓紧时间干活去。”

的确,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能出力气把活干好,才是最重要的事。

3

我就在生产前线住了下来。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全队迅速投入了生产。石油工人们得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工,因为冬季的气温会降到零下30多度。曾经,一位经历过“石油会战”的老工人对我说过:“在这里,即使什么活都不干,能待下去都是一种奉献。”

随后的日子里,沙尘暴接连不断,即使没有大风,也会扬起满天的细沙微尘。第一天,我从伙房打了一碗红烧肉回帐篷,三十米的距离,肉上就落了一层厚厚的沙,我没舍得扔,吃了下去。

一天半夜起大风,我和苟指导员在酣睡中被惊醒,醒来的时候,我俩竟是露天躺着,帐篷完全不见了踪影。狂风在耳边呼啸,漫天的沙石往脸上扑,打得人生疼,苟指导员坐在地上破口大骂:“这狗X的天气,连个囫囵觉也不让老子睡!”

天亮后,帐篷在三公里外被找了回来。

在风沙、高原紫外线、干燥包围的环境里没过几天,我们很快就全都没了人样。一个个脸上都在蜕皮,白一块黑一块的;嘴唇干裂,张着深浅不一的血口子;有人的鼻梁被晒裂了,粉色的嫩肉翻露着,就像熟透了绷裂了皮的西红柿。文明世界的灯红酒绿、父母妻儿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了,剩下的只有原始蛮荒之中,人与自然歇斯底里的争斗。

每当日生产进度创了新高,苟指导员就会在电台里喊:“今晚全队免费吃红烧肉,犒赏三军。”这样的红烧肉,我们常常能吃到,这是那些偏远的测量小分队没有的好福气。

我曾经到过一个测量小分队的营地,他们独自驻扎在工地的角落里,只有一个班长,几个测量员。他们每天出工干活,收工做饭,几个大男人做的饭菜,只能勉强果腹充饥。帐篷外面挂着一条红布,上面用白色的油漆写着:“鄂博梁上战风沙,葫芦山里探油龙。艰难险阻都不怕,壮志男儿有豪情。我是勘探找油人,晒黑皮肤体更精。祖国西部献青春,只做夏夜一颗星。”这首不押韵的诗,让我记忆犹新。

4

在生产前线,寂寞是常事,死亡更是触手可及。

一天队上连夜生产,半夜时分突然出了故障。全队都停顿生产,等组长刘伟中赶去现场解决故障。忽然,电台里传来刘伟中惊恐的声音:“仪器……附近有一具干尸。”“什么干尸?是动物的干尸吗?”仪器操作员赶紧问。

“不是动物,是人。我们白天没注意。”

四下无人的旷野,电台里短暂的沉默着。良久,仪器操作员开口说:“怎么样,你没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就排除故障吧。”于是,刘伟中就在深夜,干尸的旁边,独自排除了故障。

那具干尸是谁?他最后的时刻经历了什么?什么会倒毙在这无人区?可供猜测的事太多了。大家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大自然吞噬人的性命,向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上世纪50年代,有八位地质队员在狂风和漫天黄沙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就在这亘古的荒原上长眠。为了纪念他们,后来者就把他们牺牲的地方称为“南八仙”。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想成“仙”,可大自然的变化总说不定。几天后,我们的一个车组,在葫芦山那密集辽阔的土包迷宫中走失了。突起的狂风把司机留下的线路标记全部抹去,他们与大本营完全失去了联系。我们实在害怕再出现“南八仙”那样的悲剧,风稍停,大本营里的十几辆车就进入葫芦山连夜寻找。苟指导员坐镇指挥,一整晚,电台里的各种汇报声和讨论声就没断过。

整整一夜,车辆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却没有带回一点消息。营地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苟指导员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早晨,大陈返回,苟指导员问他:“还行吗?你再跟我进去一趟?”“没问题。”大陈没有丝毫犹豫,洗了把冷水脸,带上馒头和水,把车加满油,就和苟指导员一起,又挺进了葫芦山。

临近中午,他们忽然看见远方腾起一缕轻烟,心中大喜,赶紧循着烟迹找过去,果然,找到了迷失的车组。那时候,车组已经烧光了油,没有一点食物和水,几名队员在土包下,坐以待毙。这次他们走的路线与回营地的方向恰恰相反。

死神,与他们擦肩而过。

5

在恶劣的环境,做着枯燥的工作,人往往会更加渴望回归家庭。

在无人区的施工进行到第五个月,苟指导员向后方汇报,希望后方能把队员家人的影像带到前线来。很快,录像从几千公里外被送到工地,在营地边的空地上播放。

那天,全队像过节一样热闹,大家早早地就聚集起来。工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痴痴地看着荧屏上的家人,很多男人笑着笑着就带出了泪。

施工后期,我就从前线退回到了镇上。一天,大陈告诉我,队上出了安全事故,刘伟中死了。

“刘伟中是谁?”我心里一惊。

“就是排障碰上干尸的那个年轻工人。”大陈很惋惜:“好像是天定,刘伟中死的前一天,回镇上来被别人拽到了一个休闲吧,一个小姐在他面前脱光了衣服,可他害羞胆小,没敢碰,但也算是见过了。”

大陈讲刘伟中的死,从头至尾都没把死因当作中心话题,倒是谈论女人与性,他更有兴趣。可是,在这海拔数千米,空寂荒凉的西部小镇,在这狂放、粗糙、性感、死亡夹杂的世界角落里,谁又会在意?谁又真的容易?

后来我辗转到了西宁,带着黝黑粗犷的“石油人”的面孔,乘上了东去回家的火车。

二十年过去了,回想那段日子,除了“荒凉”,我还是想不出其他的词语,来形容那柴达木盆地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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