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朋友

文|杜修琪

通常,我们会因为一个人了解一个地方。每当我在街头听到“爱拼才会赢”,听到有人用南方口音,骂“赛林木”,我都会想起阿肖。对出生在东北的我来说,阿肖就是福建,福建就是阿肖。

当然,这话不能让他听到,他准会说:“我是晋江人啦,不要把闽北、闽东和闽南混在一起。”

阿肖是晋江安海镇人,我大学四年的室友。今年年初,他邀请我去晋江,参加他哥哥的婚礼。是的,他哥哥,而不是他自己的婚礼,都会邀请我这样的朋友来参加,这真是很闽南人的做法。这不是第一次了,前年他姐姐的婚礼本来也邀请过,只是我临时有事没有去成。

更闽南人的是,他们的婚礼宴席持续接近一周,前几天在宗祠宴请,所有的亲友乡亲商业朋友都来家里,白天玩牌、聊天,晚上吃饭、喝酒,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份子钱。每天午饭、晚饭,主人家都会全员在门口站成一排,目送宾客们去祠堂吃饭,再一一去照看,敬酒。正席在最后一天的晚上,男方已经接了新娘,所有的伴娘伴郎也要一起在门口等候客人,最著名的晋江新娘也要在这时戴上沉甸甸的金银首饰。阿肖哥哥的新娘双手戴了八个金手镯、十个金戒指,头上戴着一套银簪,胸前挂着一套金簪,脖子上戴着串起来的十个金镯子,还有零散的金戒指点缀着。当然,这还只是明面上一眼可见的部分,不包括婚纱前后的银饰。

我在婚礼第三天到达晋江,正赶上晚饭。阿肖招呼我一下,就让他的发小,带着我们五个大学同学去祠堂。晚饭期间,阿肖在几个屋里来回走动,除了要招待的当地亲友,阿肖自己带来的关系大概小五十人:发小、大学同学、还有他在广西、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小不用照顾,还能分担很多工作,比如接待我们几个大学同学。比较难办的是西南的生意朋友,这是阿肖做瓷砖生意认识的,前一天晚上,阿肖陪着他们喝到凌晨三点。

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穿着松垮的西装,时刻端着一杯红酒,在各桌之间周旋,时而敬酒,时而划拳,每走一步几乎都要点下头,打招呼,像是混迹生意场多年的中年人,非常干练。但是,他和我们一样,才毕业一年半。要知道,我们同届的人一半还在读研,或者出国读书,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谈论着几乎和四年前一样的话题,从来没赚过钱,也没有为家庭操办过红白事。我知道阿肖这一年半都在菲律宾、缅甸和中国西南之间往返,做过物流还有瓷砖销售,但见到他周旋的样子还是很吃惊。

他表情松弛,时时刻刻都吊着眼睛,嘴角微微弯曲,尽管眼睛里已经血丝满布,脚步都变得细碎,他还能保持着这样的笑容,划拳,喝酒,划拳。和大学时候相比,他至少胖了三十斤,这让他更像是个生意人,而不是精壮的足球运动员。

阿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这也很“闽南”。他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按道理,他的压力应该最小。但他还是承担着比同龄人大得多的业务,还有各方的期待。和大多数同学相比,阿肖是特殊的,他的归途在刚上大学时就明确了。对我来说,故乡是从小立志离开的地方,但阿肖从未想过逃离。

阿肖的家乡,像是一张网,罩住他,给他财富,给他支撑,同时又给他一双时刻审视自己的眼睛。这张网随着晋江商业的步伐,扩张到东南亚、北美、欧洲,如果投身其中,几乎没有逃离的可能。

在大学时,阿肖的成绩是专业倒数第一,但他其实是最擅长考试的人——尤其是和记忆力相关的科目。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他就崭露了头角。军训理论考试,老师在教科书上划了一大片重点,给我们一周时间背下来。阿肖只花了一个下午看教材,分数出来,他最高,95分。

后来我知道,阿肖的记忆力从小就很有名。高中时,他因为腿伤休学一年,高三过了一半,他才从理科转到文科。阿肖基本不去上课,就在家里看教材,半年后,他就考到了这所西南最好的大学之一。

刚进大学没多久,我就很少去上课了,阿肖也一样,他常常在寝室里打QQ斗地主,或者去踢球,我则去图书馆看闲书,或者去篮球场随便打打。我们两个闲人很快就成了好友,一起从商业街的西边吃到东边。

大学里,宿舍很容易产生矛盾。我们入学的前两年,尽管条件比大多数学校好——每个小屋为四人间,上床下桌,三个小屋合用一个阳台,还有公共客厅,但仍然没法避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时间的差别。有人喜欢晚睡,有人喜欢早睡,还有人压根不睡,凑到一个寝室里,但凡神经脆弱点儿,或者动作大一些,总要引起其他人不满。

在阿肖的寝室,一位同学在团委当干部,精力旺盛,经常半夜灵感发作,狂敲键盘。另外的两人上床很早,只能在被窝里听着,偶尔咳嗽,或者说一句:你小点声。这种状况当然持续不久,很快,小屋内爆发了两次争吵。每到就寝时间,空气就很凝固。

阿肖的解决办法是:不睡觉。不是完全不睡,而是把睡眠分成很随意的时间,去单独陪那些醒着的人,实际上将他们分开。有几次我半夜起床,就看到阿肖和晚睡的人坐在客厅,一人拿着一个台灯看书。阿肖从来不去上课,也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没有丝毫兴趣,此时却捧着一本教材在看。我立刻明白了,他在隔离矛盾双方。

每次同学聚会,阿肖又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十几个人出去聚餐喝酒,总要有些共同的话题,往往都是班里的女生,或者篮球、足球的事情。阿肖从来不是起话头的人,他只是在旁边观察,适当地帮助没人接话的发言者,偶尔看到某人脸色不悦,就岔开话题。我们有一阵子迷恋打扑克,八个人、十个人的对战,阿肖的实力都是最强的,因为他会记牌,又能敏锐地观察别人的脸色,判断大小。但他通常不会连着赢超过五把,对方输得很惨时,他也会故意放水,平衡输赢。

我的同学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很少有人住过校,都缺乏和同龄人共同生活的经验。阿肖的存在像是缓冲器,能让双方的火气错开,而且需要共同协助的时候,把人粘合在一起。所以,每当有球赛或者生日晚会,我们宿舍的人都是最多的,大家都愿意在这里聚着。

但是出了宿舍,阿肖对学校的兴趣就不大了。

开学第一周,几乎每个人都报了社团或者学生会组织,只有阿肖什么都没参与,闷在寝室打斗地主。他也不参加任何班级活动,有时间,宁可自己买些财经杂志看,或者查询金融新闻。大二时,很多人为竞选学生会闹得不可开交,阿肖却早已在成都晋江商会找到了职位,帮助组织聚会,认识了很多西南的晋江生意人。

阿肖总喜欢讲晋江的故事。从他口中,我们知道他小学门口的“摩的”师傅,手握着几百万恒安的股票;知道安海镇上的一片空草地,现在价值几千万;知道谁是从来不必在菲律宾机场过安检的华人,知道印尼的华人怎样贿赂、利用当地警察,将另一拨华人竞争对手遣返回国。当然,他还会提到晋江夸张的婚庆,阿肖连着三四天夸赞晋江姑娘聪明、贤淑,而且只要嫁妆到位,就相当于一份创业天使轮投资。

对我来说,阿肖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我隐约觉得,阿肖圆滑、敏捷的处事风格,也许和他在家乡的经验有关。

大学第一个寒假,我独自在黑龙江西部作了一次火车旅行,为了省钱,专门挑夜间的硬座火车,只在面馆吃饭。之后,我又去了西安、兰州,到四川南部的山区做访谈。一大半的行程,都是逃课去的,每去一个地方,我都在社交网络上传照片。很多在校的同学会表示羡慕,我也对此很得意。第一次到西安时,我专门给阿肖发了一条短信,说这里比学校爽多了,他可以挑个时间和我一起穷游。

阿肖说:好。

等我回到学校,才发现他根本没来报到。在我第二次出行之前,他一直也没回来,我们给他发消息,总是迟了一两天才回复,总是很简短:“好”;“嗯”;“哈哈”。班级活动自然全部缺席。阿肖没有参加任何社团,学生会、团委也没有份儿,同学间逐渐给他起了外号:阿消,消失的消。

一天晚上,阿肖突然回到寝室。每个人都问他:你去哪里了?阿肖笑着,对河南人就说河南,内蒙人就说内蒙。晚上,我俩单独吃饭,他告诉我,他刚从重庆回来。

“一直都在那边?”我问。

“不止,”他说,“都在南方吧。”

“还能在学校待着吗?”

“可能过几天去昆明,或者贵阳,”他说得轻描淡写,“也没准儿回福建。”

一周左右,他真的又一个人走了,这次去了小半个月。他不像我那么张扬,但是去的地方明显比我多。

后来他再回来时,通过聊天,我拼出了他大概的路线。最开始,他多数是去重庆,因为那边有晋江的同学。他也常在成都九眼桥附近喝酒,那边有一个老家的亲戚,喝完就住在那儿。他是我们同学中最早泡吧的人——他去那里只是想见见老乡。大二的一次足球欧冠比赛,他带着我去九眼桥,找通宵酒吧看球。顺着锦江,他指给我每家酒吧的特色:这里酒托多,这里有地下赌场,哦,不要去白灯光的那个,里面的男的眼神都不太对。等我们在桥边找到有直播的店,老板认出了他,开了几句玩笑,就拿他的存酒出来。

阿肖这么频繁地寻找散落的晋江朋友,也许是因为想家。校园生活对他来说太幼稚了,考试也是一样,满街的普通话、成都话,令他怀念乡音,而成都的食物辛辣,他只好连吃了一个月的沙县小吃。

更重要的是,校园能带给普通人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父亲掌管着一个大型集团的核心业务,家族网络跨越多个行业,遍布东南亚。他不会缺工作,也没必要讨好校园常见的重要人物——学长,学生会干部,辅导员,团委书记。他的世界不在这里。

有一次,阿肖自己回了趟福建,但他父母并不高兴。很多经商的家庭都如此,他们不愿意下一辈踏上同样的道路,只想让他们好好读书,有份公务员一样稳定的工作。阿肖明白父母在想什么,之后再没有私自回家。

去酒吧多了,阿肖认识了新的朋友。最要好的是一位汽车模型销售员,那人负责西南片区的供货,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就给阿肖打电话。两人碰头,聊天,喝酒,见更多的人。慢慢地,阿肖拓展开自己的、远离家乡的关系。

他在这方面是一把好手,而闽南人独特的商业嗅觉,又让所有的一切变成经商的可能性。他给汽车模型供应商作过代理,还帮他看过铺位,而由足球队的朋友,他认识了北方某个城市的退休官员,差一点在那边投资了一个校园超市。另一次,他和飞机邻座的姑娘聊得熟络,留了电话。有天阿肖从外面喝得醉醺醺地回来,第二天才告诉我,是陪那姑娘还有两个县级干部去了。他们在成都凯宾斯基喝了一晚,为了拿到当地的红酒供应指标。

这一切,都让他离学校更远。他当然不再听课,渐渐地连考试都参加得少了。有一次必修课考试,阿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替他参加,我犹豫再三,拒绝了。最终考试前几个小时,他匆忙地从飞机场赶了过来。之后他几乎只选那些提交论文的课程,远程写完,再托人送去。

只有足球队的比赛,他还会回来参加。足球是他另一件擅长的事情,由于有他和另一位室友的加入,我们学院第一次闯进了校比赛的八强,第二年进入四强。阿肖经常帮晋江的企业踢比赛,同场的几乎都是半职业球员,他也能应付自如。对阿肖来说,学院足球队比班级的同学更值得交往,他在那里像是友善而有威严的队长,而不是维护氛围的和事佬。

但有一次,在足球场上,他拼抢时被队友踩在脚踝上,结果部分韧带撕裂。他养了足足两个月才能走路。这之后,阿肖就更少回学校了。

2011年暑假,我抱着对晋江新娘,海滨沙滩,发达工厂的向往,去了阿肖的家乡。我准备在那里打工一个月,并打着如意算盘——在朋友家的工厂实践,能利用关系,从管理者到工人都谈笑风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桥,漫步到沙滩上,海风习习,安静地整理一天观察后的思绪。

阿肖在安海镇汽车站接到我,先在他家里放下行李。那是一座四层楼房,住着他们家五口人。他很快就告诉我,自家的工厂不方便,要不,试一试别的地方?

最终,我在隔壁镇子东石的一家小雨伞厂找到计件工作。工厂在坑洼的道路旁边,海滩是别想了,没有习习海风,也没有谈笑风生,过得很挣扎。

到工厂报到前,阿肖带着我去和他的朋友们喝茶吃饭。都是他高中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学,现在都留在了晋江,未来也将会在这里。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朋友,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数都已离开东北,或者出国,或者在北上广,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会考虑回到家乡。

很快我就进到工厂里。阿肖偶尔来看望,那是我唯一的慰藉。一周之后,阿肖忽然告诉我,他要和父母去浙江拜佛,这段时间可能都没法照应我。那半个月是最难熬的时候,休息日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只好在宿舍里玩手机。佛教在晋江很流行,每隔几公里都有一座庙,香火都很旺。阿肖说,他家每年花在祠堂和寺庙的添油钱都有六位数,相当于当时我家一年的收入。

等到他从浙江返回,我已经受不了工厂的节奏,而且不知道对什么过敏,身上起了很多红点。月底,我辞去工作,坐了摩托车去阿肖家里。他正好和几位朋友在某酒店吃饭。我径自到了店里,兜里还揣着零散的碟片,没有洗头发,没有整理衣服,坐到了桌子的角落。一开始,他们还用普通话交流,我明白这是为了照顾我,但我太累了,很快就不再言语。饭桌的语言慢慢变成了闽南话,他们开始熟练地玩起骰子,飙垃圾话,我如坠云里,像局外人一样,从空中俯视着一切,俯视着阿肖。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住在阿肖家中。他正常地拜访朋友,也带上了我。每一次,我都像刚回来的那个晚上一样,坐在边角,审视着所有人。我们去包下了晋江最大码头的商人家里作客,那是一栋独栋别墅,家里的少爷开着捷豹,吃饭时候,旁边坐着一位厦大音乐系的女生,据说是刚认识的“朋友”。我们去陈棣镇拜访,在各家大企业之间往返,阿肖依次说着他们复杂的关系,偶尔提及:“哦,前几天和这个董事吃了饭。”

我发现我已完全进入不了阿肖的世界。那个暑假,我第一次明白,财富的差距,最大的体现是在交往习惯上,能够对车、房、饮食安之若素,能够在复杂的权贵之间头脑清晰,淡然相处,这是最昂贵的奢侈。

有一次,我和阿肖,他的朋友们一起从饭店出来。我习惯性地拍了一下阿肖的头。这是大学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但他的朋友们却忽然都愣住,停在街上。

“你再拍一下?”阿林说,他是阿肖的高中同学。

“怎么了?”我回头,说着,又拍了阿肖的脑袋。

“太爽了!”身后的人忽然高呼起来。我听见其中两个人支吾:“没见过有人这么拍大哥的脑袋!”

后来阿林告诉我,阿肖一直是他们这拨人的兄长。高中时候,带着他们打架,从高一到高三,没有人不服气。无论是踢足球,还是学习,阿肖都异常优秀,这令他们佩服,又敬畏。

暑假结束,我离开晋江,三年里没有再去过。虽然我是唯一去过阿肖家乡的人,但我知道,我们的距离似乎更远了。

大学的最后两年,我忙着实习、工作。阿肖偶尔回到学校,不是考试,就是办行政档案,两三天就走了。偶尔的交谈里,我知道他在菲律宾的亲戚那里做事,管仓库,或者在门店做销售。那是闽南人特有的海外历练,长辈们借此观察他,考验他的智慧、反应和品性。

大四的某天,他忽然回到学校,找了几个朋友喝酒。我坐在阿肖对面,酒吧里很吵,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翘起腿坐在窗口。阿肖呷了几口啤酒,看着我。

“毕业了和我一起做事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再说吧。”我打了个哈哈。

再后来,他真的消失了,我越来越难拼出他的轨迹。只有寥落地从朋友圈里看到些踪影,好像他去缅甸,又去了广西,似乎做了板材生意,哦不,也许是LED灯。

毕业那阵,他直到论文答辩才赶回来,上午答完,他晚上离开,没有参加毕业照,连毕业证书都是别人快递过去。我没有去成他姐姐的婚礼,只有过年或者过节发两条微信,没了别的联系。

直到今年三月,阿肖又邀请我去晋江。我坐了早班飞机到泉州,阿肖的姐夫过来接站。

婚礼期间忙忙碌碌,一直没和阿肖单独相处。第二天,我决定回到晋江东石镇,去五年前打工的伞厂看看。我叫了一辆快车,师傅是外地人,但来晋江十几年了。我说我就去东石转一圈,晚上七点回来还参加婚礼。

“谁家结婚?”他问我。我简单描绘了一下阿肖家里。

“哦,胖子啊。”司机头都没有动,“他们家生意还可以。”

“也算是不错吧?”我问。

“嗨,在这里就算一般啦。”司机说,“倒是他们家的某某做得很大哦……”

我后背忽然出了很多冷汗。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司机都能如此了解这里各家的产业。原来被人称道的晋江嫁妆,会被每一个人当作谈资,互相比较。我好像遥遥地触碰到一张网,上面铺满了无数人的注视,无数人的挑剔,生在这里,就要在这张网络中生活,就要接受从司机到富豪的指点。

傍晚,我回到了阿肖哥哥的婚礼现场。和阿肖的发小,还有大学同学坐在一桌。几番礼节之后,就是喝酒。白酒啤酒解百纳,划拳,干干干。新郎家的人转着圈陪客,阿肖的朋友们都冲在最前面,很快就东倒西歪。

杯盘狼藉,水晶灯吊着,大堂里服务生一桌桌去收拾残羹饭菜。阿肖依然保持着冷静,就像大学时候一样,忙前忙后,扶着所有醉倒的人去房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阿肖变得如此稳重、成熟、变成一个时刻清醒的人,一个总是扶着别人的人。

我想起大学里阿肖唯一的一次失控。那天他上体育课,踢球动作极大,面无表情,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晚上,他嘴唇发白,手不停地抖,我试图劝慰他,他说:“走,我们去校外转转。”

那天晚上,我们在成都市中心找了家餐馆坐下。阿肖慢慢地说出了原因:他远在东南亚的亲戚,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险些分家。他闷声咒骂不争气的表亲,我坐在对面,感到匪夷所思。我们喝了半打啤酒。

“别人都会说,你家企业怎么样,你家有钱怎么样,但他们不知道我身上压力有多大。”

说着,他给我看他的右手。苍白,抖动,像是被福尔马林泡过。

“我一生气,手就这样子。”阿肖苦笑,“你们都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

那一晚,是我见过阿肖最诚恳的时候。此后他再没有向我倾诉过他的压力。

来源: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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