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分忧,我的父亲自愿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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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父亲从重庆大学毕业,把我母亲也带回了家。

他们的故事颇具80年代的大学特色——机械制造系的同班同学,刚进大学偷偷谈起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

奶奶本打算等父亲毕业后,介绍工友的女儿给他认识。老实的父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火辣直爽的母亲便直接跟着父亲回了一趟家。奶奶说,那天她透过窗户,看见楼下站着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便把儿子数落了一顿,后来,就不再说二话了。

80年代末的大学生是高级人才。父亲毕业后被顺利分到了家乡的机械制造厂,母亲则进了相近的食品厂。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还泛着红光。我清晰地记得,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说:“当时我一进去,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上机床,还可以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工人。”

那时候,工厂正红火,父亲也年轻。他温厚随和没什么架子,还时常接济那些有困难的工人。不少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地招呼一句:“厂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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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而本地机械厂生产的手表,只能作为“土货”,大量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还有一部分勉强能出口到东南亚。

父亲在本地机械厂一干就是8年。

自1993年开始,厂里的效益每况愈下。那个时候,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价格也低,竞争之下,本地的“土货”就很难再有市场了。

1995年,机械厂计划转型:缩减手表类的轻型工业产品的产量,继而引进电火花机床生产技术,发展生产。主要销路则由内销转向外贸,还是计划出口到东南亚一带。计划虽好,但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

工人们的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拿着更少的钱,做着比过去更累的活儿。整个机械厂就像一块疲软的海绵,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传达指令,要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内退人员的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

工人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便可申请厂里帮自己交5年的社保,此外,还可以领到“下岗金”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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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人愿意。

迫于上级压力,厂长最终决定,只能用自荐和抽签的方式,决定先“淘汰”哪些基层工人。厂里负责生产的,几乎都是30岁以上的老工人,且双职工居多。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生活,孩子也在市区读书。

人到中年,只能把今后的命运,赌在一张用香烟壳制成的小卡片上。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了辞职。厂长不解,得到的答案是:“我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让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后来,他又细细地琢磨了一下,觉得自己做辞职的决定是可行的。一方面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为国分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自身的有利条件——且不说双亲无忧,自己的年龄也还不到30岁,在事业发展的好时期,与其继续待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还不如趁早出来沾沾改革开放的春风。

知道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奶奶当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大骂父亲是“作死”。

4

下岗后,快30岁的父亲,带着“为国分忧”的冲动,当即投身于蠢蠢欲动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他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生意,依旧是生产机械手表,出口东南亚。

一开始收入不错,但到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之前的收入被全部吐出。那位搭档在结清款项后,就飞回了宝岛,从此音讯渐无。

这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的“下岗工人”。他带着“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在家赋闲了两年。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从一家国企离职,单枪匹马跑去国外做生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了制药厂,算躲过了一劫。因为不想整天和老年人一起坐办公室,父亲还是坚持拒绝了爷爷让他进事业单位的安排,为此还又跟奶奶闹翻了一次。

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借之前攒下的人缘,母亲给我认了一个在食品厂工作的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骑车去食品厂,和我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的广场上售卖。

“一个鸡蛋糕卖5毛,赚中间的2毛。”每当说到这个,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还练出了一套躲避城管的套路:一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城管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了2004年,在海外打拼的大伯,大半年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此时,那些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波老同学,商量着要一起去东莞做生意,问我父亲是否要同行。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其实,奶奶反复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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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父亲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2005年的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行业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了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我们家终于搬出了那套工厂分配的阴暗潮湿的小房子,住进了明亮的市区商品房。

父亲觉得自己的经历算稀松平常,他说:“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儿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就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16年了,一个月的工资还只有1000来块。”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40多岁没有文化,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当时还年轻,还好。但他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全被出卖了。”

也许父亲觉得,正是这种“出卖”形成了浪潮,才让自己的经历显得那样平常,乃至幸运。

“那些跟你同期下岗的工人,后来都怎么样了?”我问。父亲沉默,似乎是回忆不起来了,过了良久,他才说:“女的大多去做保姆和家政工了,男的,应该都去做小生意或者摆地摊了吧。”

而母亲当年给我认下的那个干妈,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熬到退休,也就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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