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过得挺好的

我和老舅蜷在那间巴掌大的小屋里,对着电脑荧幕上并不好笑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发呆。老舅点起一支黄金叶,坐在那张占据室内三分之二面积、改装过的上下铺上,盘着腿,鼻孔里释出几口烟。

屋里的光亮得益于旧床单门帘上破开的大洞,日光照进来,在地上变成一个个圆圈。我被烟味呛得直流眼泪。

老舅低头从床板里钻出来,蹲到门口,继续抽他的大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电视上女主持人的暴露穿着多么骚之类的。

我没有搭腔。在我看来,我和老舅始终是两类人。我们谈论的事物不同,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也不同。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我是他外甥,他是我舅舅。但在这之后,我发现我错了。

找到住处后,我搬离了老舅的出租屋,工作的地方离老舅那里坐公交一个多小时。起初我还经常周末去看望老舅,随着工作的忙碌,我不大出现在他那里了。

在办公室敲打键盘的时候,老舅经常会打来电话,问我忙不忙。听到他开场的客套,我很难和那张有点凶的面相对上焦。印象里,老舅说话总一副“老子说了算”的架势。我后来才明白,老舅在北京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待人接物总是小心甚至拘谨,包括对待上班期间的我。

“不忙,老舅,你说吧。”“没事,老舅,你大点声说,没事儿。”“哦,我出办公室了,没事儿,没有影响。”我每次要重复几遍,让他安心。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饭碗”,我和同事、领导的关系,要比他的电话重要多了。而他为了这些,在这座城市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进阶。

“要没啥事,周末你就来呗,老舅给你做饭?”老舅语带真诚,等着电话这端我的回答。而我几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公交车里睡死过去,被堵在路上闻着各种气味儿时,才确信自己不是那么想去。因为比起疲惫和路程遥远,还有另一件事儿让我足够担忧。不过,挂断电话的我,很快给我妈打了电话:“妈,这个周末,我又要去我老舅家,吃他做的菜了。”

基本上,在公交将要到站前,车内总会卷进一阵沙土。下车后,眼前的场景很快能卷走睡意。一条窄小、阴暗、嘈杂的巷弄,在两栋自建小楼顶端拉出的一条条晾衣线上,永远挂满了女人的奶罩,男人的内裤,婴儿的尿布,和一堆花花绿绿的布料,地面也总是湿哒哒的。

这是北京不起眼的贫民窟,这些自建小楼大多是南方的建筑风格,一座一座,挨挨挤挤。这里和社会新闻报道里的贫民窟如出一辙。老舅住的那间房屋门口墙上刻的交电费的日期,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那年夏天,我背着背包,在见识了北京午夜车站内外的混乱后,我拨通了在北京多年的老舅的电话。

“来来,快来,老舅这儿有地方,自己家人客气啥,咋走知道不?对对,下了地铁,就坐那路汽车,然后终点站就是,下车给老舅打电话,老舅接你。”

我下车后看到的景象和每次去那里一模一样,任凭北京如何高速运转,这里就是这里,是一处被遗忘了的“世外之地”。身后是废弃的工厂,眼前食杂店、水果摊碍眼地横陈在路上,熟食铺前走过的女人们大多穿着俗气的背心短裤,趿拉着红色拖鞋,手脚指甲上的指甲油猩红刺目,偶尔会和赤裸上身狭路相逢的工人抛出个风情,牵着的小孩嘴角流着涎水,一手紧攥着棒糖。

后来每一回到那里,我都能认准周围低矮的砖瓦房里,哪一户是湖北来的水果贩——老舅说他们猴精猴精的。哪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不错——就是西红柿鸡蛋做得太咸。还有后面那趟街上河南人开的发廊,牌匾褪了色,几个月前老舅说10块钱理一次头,现在换人了,涨了5块,下次不去了。

我照旧去湖北水果贩那儿买了点水果,猜想老舅是舍不得给自己买水果的。走到第二间仓库门,还没进门,便对着剪出十几个大窟窿的那张床单唤人。每次进门前,我都要调整出一副热情兴奋的样子:“老舅,我来啦。”

“你看你,来就来呗,又买这么多水果,一会儿你拿回去,我不爱吃水果。”

“咳,你不爱吃,就留给我舅妈吃吧。对了,舅妈又去外地跑货了?”

“嗯。饿没饿?咱爷俩出去吃?喝不喝点?”老舅看上去很开心,脸上的褶子加上光头的造型,还有干瘪的肚皮,总让我忍不住想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就在家吃就行,不喝了吧。”我话说完,明显感觉到老舅的失落,但我没太放在心上。

“那我自己喝,行,老舅给你做饭,你等着。”

我笑了,坐在一张塞在床和柜子空隙里的椅子上,向外张望。

当,当,当,床板前一平米不到的地方,刀板相撞,吞下了我的声音。“老舅,之前我给你问的送快递的工作怎么样?有消息吗?”

滋滋滋,水在油锅里跳舞。“啥?你说啥?”

“噢……我问你手好点没?还是4点出门卸货啊?”我们之间距离不过两三米,因为中间隔了道木门,需要扯着嗓子喊话。

有一天,我面试回来,天下着雨,跑过小巷时,前面一个光头男人刚从面馆出来。我路过瞥了一眼,他吃的是七块钱的西红柿鸡蛋面,看着就咸。我认出那人是老舅,他正拿着一部老年手机打电话,即便没调成免提,我跟在后面不远也听得清楚。

“妈,想你了。”

“老儿子,过生日,吃点好的。”

“哎……哎……”

“那啥,等你过年回来,妈给你做红烧肉吃。”

“哎。”

“手好点没?还疼得睡不着觉?”

“好多了,没事儿,妈?”

“啥事儿?”

“你跟我爸身体都挺好的?”

“家里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那就好,那就好,还是我妈做的红烧肉好吃。”

“等你过年回来,我给你做。”

我掉头,奔回那家面馆。

“老板,来碗西红柿鸡蛋面。”端上来的面条热乎乎的,外头小雨开始停了,西红柿有点糊了,鸡蛋也是,老板的面比往日更咸了,我却连汤都喝光了。

老舅有一个像烟叶一样的艾灸包,睡前插上电,加热后绑在手上,可他依旧反复翻身,睡不着,我在上铺也睡不着。夏天的月光穿过床单上的窟窿洒进来,凌晨三四点,老舅轻轻地起身,穿好衣服,拿上手套出门搬货卸货去了。他以为我在熟睡,脚步很轻,透着小心。

十年时间里,姥姥每年都盼着老舅和舅妈从北京回去过年,但他俩总是要赶庙会,过年的时候才是生意上门的时候。十年里,他俩只回去过两次。

没来北京之前,我一直想着老舅多么威风,能听见四合院上空盘旋的鸽子鸣,能在北海公园里跑步放风筝,能在清晨起来和四邻刷着牙打着招呼。后来发现,这都是想象。

清晨快七点的时候,老舅回来了,我也醒来了,他忙着给我做早饭,一会儿还要跟车出去卸货。大热的一天下来,能让人褪掉一层皮,时间一长,老舅的肚子都凹进骨头里了。

老舅端上来面条,我俩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快速吃完。我想问他既然这么辛苦,怎么不换份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外清晨的冷气飘了进来,我打了个寒战,老舅起身把门关上了,待我吃完,他又将碗筷洗好,收拾完毕准备出门,像是完全猜到我的心思。

他在出门前嘱咐我:“别和家里人讲老舅现在干的事,他们都不知道,你姥姥和姥爷以为我现在当货车司机呢。”他笑着说完,还有些害臊,我只能用力点点头,“哎”。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年尾临近春节时,老舅找我去他那里,帮他往家里带点东西。和以前一样,大包小包准备往家里带。这些东西在老家都能买到,捎带着总不方便,但老舅说不放心邮寄,我猜测是舍不得把钱搭进邮费里。瓶瓶罐罐里是些吃喝用的,这个给谁,那个给谁,基本上全都照顾到了。

十多年前,老舅还年轻,每天的工作便是开火车运送钢铁木材。“铛,铛,铛”,黑黄相间的栏杆放下来,穿越城市的火车就要通过了。火车头里,一个灰头土脸却满脸笑容的男人探出头来,骄傲地和我跟妈妈打招呼,我兴奋地挥手:“嗨,老舅。”老舅是个火车司机,可能他一直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当个火车司机的。

后来东北的工厂纷纷萧条,他也下了岗。之后整个人浑浑噩噩,和人喝酒,打架,坐在摩托后座上,当那个年代的飞车族。所有人都看不过去,姥爷伸手打他,姥姥心疼,我看得出那是真疼,到底是心头肉。

我在老舅房间的床单上拿笔画了幅画,也表达自己的立场。那张床单姥姥洗了很久,没人骂我,晾床单的时候,姥姥说:“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干了,知道吗。”那话像是对我说的,又像是在说给老舅。

老舅终于醒悟了。和舅妈两人盘下一间店铺,想着做点小本生意,日子慢慢能过好。可生意没那么好做,眼见着货架上慢慢积灰却无人问津,老舅不知道怎么办了,每晚就一个人蹲在门口抽烟,留下一地烟头。

老舅生平最看重的就是他那帮朋友、战友。给我翻看iPad里的照片时,总指这指那。“这个,他闺女今年出国留学了,请我们老战友去杭州聚聚”,“这个,在锦州开了好几个大饭店,到那就是海鲜招待”,“我们这个战友也混的不错,在新疆呢,去了就是好吃好喝”,挨个介绍完毕,老舅显得有些落寞,又开始抽烟,一个烟圈接一个烟圈。

在这间不见光的屋子里,他时常陷入冥想。我翻看照片时,总在想究竟哪个人给了老舅点拨,让他一门心思来北京,还待了十年之久,终了还是无果。

“外甥,在外头,得会为人处事,这得学。你老舅别的不行,和战友关系杠杠滴。”老舅继续说,这时代不一样了,有挺多事儿都变了,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总之,别像老舅一样。又是一阵沉思,“好好悟吧,你也大了。”

我的电话响了,是姥姥。

“姥,怎么了?”

“还挺好的,在北京?”

“还行,还可以。”

“那就好,那就好,啥时候回来?”

“过年吧。”

“哎……”

我好像又听见了旧式火车开过马路的声音,“铛,铛,铛”,晴天,雨天,大雪天,列车车头上一个脸很黑的男人,头和手臂伸出车窗,对我招手,我也挥舞着双手,满脸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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